中国传统家教就是:严家出好儿,严师出高徒。
“严”可谓是对师者的基本“人设”。漫漫人生路,道路多险阻,遇见一位负责任的好老师,实乃一大幸事。古今中外,那些在各自领域内有所作为的佼佼者,多有“严师”相伴。
在王羲之的鞭策下,王献之练字磨尽18缸水,终成书法名家;在福楼拜的严格要求下,莫泊桑苦练小说基本功,终成一代文豪;在华罗庚的朝督暮责下,陈景润潜心钻研,终成数学大家……
师者的严格,增强了学生的自制力,也释放了学生的潜能,所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严是爱,宽是害。反观当下,我们的校园教育似乎正患上一种“软骨病”。对学生罚站不敢罚久,批评不敢说重;只要家长一来闹,学校多半处于弱势,接着老师被要求写检讨、扣工资……
现在,甚至连“老师管学生”这样天经地义的事都要搞个调查来寻求舆论“支撑”,足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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