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最深的是鲁迅“弃医从文”的行动。还有一大批医学出身的人也弃医。比如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华，放弃在香港、澳门行医的职业，从事九死一生的革命活动；又比如郭沫若，读了八年医学，最后也是弃医从文。好像医学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2020年起步的这一刻意识到：医生多么伟大，医学可以救国；医学强则国强，医学盛则国盛。所以，医学救国理念过时了吗？不但没有，反而更需要加强医学建设。建设如何入手？还得从医学教育入手。

新年伊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全国一盘棋，数万医务工作者以“去留肝胆两昆仑”、“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无畏精神，闻召而动，勇往直前，临危不惧，攻坚克难，书写着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凸显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情怀。毫无疑问，在这场“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中，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已经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当属新时代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再暗的黑夜也会度过，黎明终将如约而至。除了战胜，我们别无选择。然而，痛未定，亦应思痛。在大疫面前，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能否防大患于未至？民有痛，国有疾，疫情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在打扫战场的那一天，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行业都应该、也必须以负责的态度，予以深刻且实事求是的反思，并以抓铁有痕的务实态度加以改进，尽最大可能避免或从容面对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医学的本质就是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事实上，人类福祉正是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的终极目的。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此时此刻，服务于医学的源头——医学教育，也有反思和改进的必要。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既有生物属性、心理特性，又有复杂多变的社会属性。显然，医学同时兼有科学和人文双重特性，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有机统一体——除了以诊断和治疗疾病为目的的临床医学，还有同样重要、包括预防医学在内的公共卫生学、基础医学、护理学、实验医学等诸多学科。

随着高水平医科大学与综合大学合并，许多综合大学医学院被视为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二级学院，而从来没有医学教育基础的某些综合大学也争先恐后创办医学院，开设临床医学专业。即使没有合并的独立医学院校，也未能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足够投入。

在这种状况下，医学学科的完整性、独立性受到极大冲击，医学教育缺乏科学、理性、完善的顶层设计，直接面对疾病一线的专业，如临床医学、护理学和检验医学等的学习者，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对公共卫生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过低，公卫人员待遇未能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地位偏低，导致公共卫生学科发展明显弱化，也与临床医学脱节。

结果便是，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往往高考分数远低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动力不足，以致高层次公卫人才培养乏力，人才流失严重。再者，由于全科人员待遇不足，执业吸引不够，“基层守门人”数量依然短缺、质量仍然不足，尚不足以完全筑牢基层治病防病的堤坝。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不会过时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