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出生于海丰县城桥东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小时候，每当看到前来他家交租的农民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就很难过。这时，彭湃的心里已经埋下了一颗同情贫苦农民的种子，他决心解救农民，推翻黑暗的旧社会。在受到爱国民主思想影响以后，他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已开始重视农民问题。1919年9月，早稻田大学的部分学生发起成立“建设者同盟”，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成员有很多来自农村，很重视农民问题，强调从事农民运动，彭湃便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参加者。1921年5月回国前，他在同施存统的谈话中，已经具有“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的思想。

早在1919年5月7日，为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彭湃等领导3000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当示威学生突遭军警追打时，彭湃手脚利索地救出几位受伤的同学。为了保护同学，彭湃被日本军警击伤。是日，被捕学生23人，受伤数十人。他回到住处，悲愤万分，啮指蘸血，写下了“毋忘国耻”4个字，寄回家乡海丰县学生联合会，一时在全县引起震动。

彭湃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农民这一群体有极强的革命性。农民的革命性源于他们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他在《海丰农民运动》这部著作中，进一步详细描绘了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况：“在经济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军费负担、苛捐杂税之沉重，使自耕农入不敷出，沦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在文化上，由于无钱读书，80％的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革命是无路可走的。”此外，“地方官吏警察，往往倒乱是非，鱼肉乡民，绅士把持乡政，包揽讼词；田主恃财作胆，动辄籍势敌剥；这都是目前的苦！可怜他哑子食黄莲一样！”

学国来后，彭湃觉得带领农民推翻旧社会的时候到了，便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他广结农友，帮助穷人，家里怕他把家产败光，就决定分家。这下，彭湃可高兴了，他认为家里分给他的那些家财田产，全是剥削农民得来的，现在应该还给农民才对。于是，他就把家里分给他的那些地契和商铺租赁契约，挨家挨户地送还给农民。

彭湃原以为自己的行动会使农民很高兴，可没想到那些被压迫怕了的农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害怕日后会有更多的麻烦找上门来，甚至有佃户哭着求他“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结果，没有一个农民敢从彭湃手中接过田契。

“要革命，就要彻彻底底。农民不相信，我就做给你们看！”彭湃决心让革命的烈火先在自己家里燃烧起来。可是，要怎样才能使农民们亲眼看见那些剥削人的田契被烧了呢？彭湃想到农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看大戏，而他们一天当中最空闲的也只有夜晚了。于是，他请戏班在自己家门口（龙舌埔）上演大戏，并请十里八乡的农民前来观看。看戏可是一件大乐事。果然，四邻八乡的农民们都争先恐后地前来观看。很快，台下便挤满了人。这时候，彭湃拿着一大摞田契郑重地走上台来，台下马上安静下来。只听见彭湃情绪高昂地大声说：“兄弟姐妹们，‘彭名合’（彭家商号）的田不是‘彭名合’的，更不是彭湃的，而是大家农民兄弟起五更睡半夜终年辛勤劳动开垦来的。现在，田是谁开垦的，就归谁。我本来想把田契还给你们，但你们不相信，不敢收，那我现在就把这些田契当着你们的面全部烧了，你们自己领自己的田地去吧，以后不用再来交租了，要是交来了我也不会收。”说完，他一张一张地宣读每张田契上所写的地点、亩数、佃户姓名，然后，当场全部烧毁。

农民们亲眼看着田契被烧得化为灰烬，顿时，台下一片欢腾，农民的双眼里全是感动的泪水。很快，彭湃火烧田契的革命行动传遍了海陆丰地区以及东江各县，他用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农民们拥戴他，追随他，并纷纷加入农会，和他一起投身到革命浪潮中。

彭湃还善于通过生动表演来团结群众。一次，彭湃装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在天后宫前的大榕树下，大嚷大喊：“老虎来啦！老虎来啦！”来往的农民信以为真，纷纷逃避。过了一会儿，大家见没什么动静，便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彭湃就抓住这个机会，先说明自己既不是骗人，更不是有病，而是看见“收租佬”和“批捐佬”来了。他说这些家伙就是吃人的“老虎”。接着，就鼓励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同反动派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