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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柔的雷公（汕尾市青联委员 就职于汕尾电视台）
概要： 汕尾建市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成为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重要案例。笔者试图从机会主义、宗族主义、重商主义、泛神主义的文化角度，分析汕尾社会治理混乱的现象、原因，并探讨解决之道。
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是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地区两大版块的连接点，总面积5 271平方千米，总人口359.2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GDP）在全省比重只有1%左右，全省21个地级市排名倒数第二，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不能发挥，政治文明和法制进程在这里更是举步维艰。从早年的走私泛滥、红海湾事件、乌坎事件，到2014年震惊全国的陆丰毒村，汕尾一次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汕尾籍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杨成志曾在其民国三十二年所著的《广东人民之构成，分布及其文化》中写道：“广府系最先入粤，其能混化土著而占据肥沃平原诸地带，而又能再向外发展者，端赖其竞胜与勇进之质素；福佬系宾海而居，恃渔为业，既习惯于惊涛怒浪之日常生活，遂养成冒险刚直之性情；客家系入粤最迟，平原海岸既广福人所居，不得不依靠山地为生，非劳俫不怠无以自给，又因土著势力强大，非聚族而居，无以抵抗压迫，此勤劳与团结之所由养成也。” [1] 汕尾的族群成分以福佬人居多，有一部分客家人，小部分广府人，以福佬人典型的海洋性格和文化为主要特征。这样的族群和地域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深藏于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那么，三十年来，这种族群性格与文化又是怎样影响着汕尾的社会治理呢？
机会主义，又叫投机主义，表现为依赖胆量和运气换来的成功，以及对实干和规则的不屑，视规则为腐儒之论，热衷于走偏门，寻找体制外的成功道路。因此，这种成功注定只能在少数人中实现，而且因为缺乏长远的考虑，急功近利，这种实现也是不牢固、不持久的。
在汕尾，机会主义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自古以来赌博的盛行，无论从数额还是覆盖面来讲，它都超出了娱乐的界限。尤其在春节前后，城里乡下会涌现出无数赌场，许多还是占用公共场所开办的，无论男女老幼都参加，人头涌动，蔚为壮观。更有甚者，把赌场公然开到了公安局旁边。这种赌博的风气似乎被上升到习俗的高度，法不责众。而执法部门与民众之间似乎也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除夕到元宵期间一般是不会抓赌的。此外，经济落后的汕尾，彩票事业却异常兴旺，这亦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汕尾人族群性格中机会主义的倾向。
机会主义的冒险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社会学的偏差行为。偏差行为，是指一定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偏离或违反了既有的社会规范的行为。违法行为就是一种严重的偏差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走私在汕尾泛滥，部分地区呈现出虚假而短暂的繁华。陆丰甲子镇和碣石镇尤其严重，“三无”铁壳船走私猖獗，少数走私者一夜暴富，群众无心发展正常生产，争相仿效，弃农、弃工、弃技之风愈演愈烈，原有的产业发展在走私的冲击下萎缩，工业、渔业近乎瘫痪。当走私经济破灭后，原先繁华的景象就注定只剩下萧条和冷清。走私所耽误的时间，让汕尾错过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趟班车。然而，这次沉痛的教训并没有让所有机会主义者醒悟并悔改过来，一部分人之后又走上了制贩假币、贩卖洋垃圾、制毒贩毒等违法道路。在引起更高层级的重视之前，基层执法部门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或是放任自流，或是充当保护伞，导致这些违法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之后政府针对这些违法行为的打击行动不可谓不强硬，但都显得治标不治本。这些目无法纪的严重机会主义者要么偃旗息鼓一阵卷土重来，要么另辟蹊径继续谋取不法之财。至今，陆丰碣石和三甲地区还未走出这个“走偏门——整治——再走偏门——再整治”的发展怪圈。
“偏差行为的社会负功能主要有：1、干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2、损害个人和社会的利益； 3、减弱他人遵从规范的意愿；4、破坏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 [2] 前两种负功能显而易见，但是后两种负功能却时常被忽略，导致个别的偏差行为开始泛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安和焦虑不断上升。于是，走私成群、赌博成风、造假不鲜、制毒不耻，成为可能。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方言顺口溜：“汕尾（城区）不抓赌，海丰不抓扑（嫖娼），陆丰无政府”。顺口溜指出了汕尾社会失控的倾向。社会失控并非社会失去了控制，而是指社会控制相对削弱，社会成员的自由散漫性提高。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在这个全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大片的农田无人耕种，工厂也越来越少。机会主义者造成的这些恶劣影响，不仅阻碍了汕尾的发展步伐，也让汕尾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付出了巨大的信誉成本，而偿还这些成本需要更长的时间。
如何扭转机会主义的偏差行为？汕尾的执政者应该标本兼治，花大气在全社会强化规则意识。一方面，应该让机会主义者受到制裁，让违法违规者付出代价，因此，必须在社会层面上强化法治。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社会层面强化法治的前提是在执法队伍中强化法治，让执法队伍中不执法或选择性执法的机会主义者付出代价，由此看来，汕尾的执法队伍需要一次局部性换血。另一方面，应该大力扶持合法产业，鼓励甚至奖励勤劳致富者。政府应该在机会主义重灾区以减免税收、借贷倾斜、技术指导等方式，培育一批具有地方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引导群众守法创业。
二、宗族主义 宗族主义，这是一种人们对血缘和姓氏辈分的共同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和隐形力量，其本质是一种狭隘的小集体主义思想。
在封建社会中，宗族主义是维护封建礼教的有效体系。它在战乱和农耕社会中帮助宗族内部增强凝集力，团结一致抵御外敌，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宗族文化在海陆丰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体现为同姓排斥异姓，大姓挤压小姓，并最终形成了绝大多数村落按姓氏聚居的格局。因此，汕尾人在初次见面一问姓氏，便常常能讲述他家乡（村庄）所在地，也衍生出以地名加姓氏区分人群属性的词汇，如沙港曾、南土余、溪头叶。
然而在社会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工作生活范围不断扩大，个人和家庭的自由迁移，呼唤一种超越宗族和村落的外在和内在约束，这就是社会规范和公民意识。而宗族主义却常常成了这一进程中的绊脚石。宗族以父系血统网络为基础，宗族的延续必须以男丁为基础，因此，生育上的性别歧视——重男轻女也就不可避免，这样必然与国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悖，汕尾的计划生育多次遭到省批评。此外，宗族主义重视血缘、崇拜祖先的思想也导致了汕尾人对修建祠堂和祖坟的盲目追求，殡葬改革推行艰难。乡村里的华丽祠堂与破旧民居对比鲜明，山坡上的雄伟祖坟与国家建设野蛮叫板，这些现象似乎成了汕尾司空见惯的景观。宗族主义者对死者慷慨，对生者吝惜，他们修建一座祠堂所花费的钱财往往超过了一所希望小学。虽然也有很多成功的商人捐建了不少学校，但是与捐建祠堂、修族谱的费用相比，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汕尾的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工作推进十分艰难，乡镇一级的政府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这两项工作上，但是成效甚微。计生政策只对领国家工资的人员有效，农村人口的生育依然难以控制，而殡葬改革在执行过程中成了某些基层政府收取土葬费牟利的工具。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宗族势力阻挠执法和抗法的个案，使基层政权和法制进程在一些地方受到严重挑战。
其实，基层政权与宗族力量之间是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关系。改革开放前，一个公社干部可以进任何一个村庄抓人，现在，某些基层政权涣散，宗族力量重新崛起，一些作奸犯科者躲进村子里就似乎躲进了国中之国，执法人员如果贸然进入村庄执法则有可能遭到村民围堵而无法收场。例如因制毒贩毒扬名的陆丰博社村，制毒贩毒在当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却一直无法根除，多年来越演越烈。除此之外，制毒窝点常常私自接驳电线，该村偷电窃电现象也十分突出，但是供电工作人员束手无策，因为这样宗族强大、人口众多的村庄，就连警察也不敢贸然进入执法。直到2013年12月，省公安厅调集3 000多警力，出动海陆空力量突袭，才得以肃清该村的制毒窝点。这无疑是汕尾社会治理失败、基层政权涣散失控的铁证。
宗族力量虽然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但并非无迹可寻，它以祠堂为实体，以族谱为依据，以长老为代表。费孝通说：“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3] 在汕尾地区，几乎每一个乡村都会有一个与村委会、村支部对应的隐形权力机构——长老理事会。理事会的长老又称“佬大”、“社头”、“族长”，一般由宗族里辈份高、有威望的年长男性成员担任，有的村庄以推选产生，有的村庄则从几个候选人中以占卜的形式产生。在某些地方，长老为什么比村干部更有影响力呢？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1、长老不领工资，没有待遇，更有公信力；2、长老有辈份、年纪、威望在先，具有天然的道德力量；3、长老人选更稳定，更熟悉每个村民和村庄的情况。在基层政权涣散的大背景下，宗族势力的复活成为必然。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权的影响力，但在社会治理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基层政权能否争取宗族力量的支持，扬长避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关键在于能否争取长老的支持。
对于汕尾地区事实存在并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宗族力量，政府是否可以借鉴宗教管理经验，承认其地位并纳入管理，将其正能量最大化，负能量最小化，让其参与乡村的社会治理。首先，应该允许宗族组织合法化，登记造册，纳入社团组织管理范畴，承认其合法地位，也便于管理，并对长老开展法律法规等相关学习培训。其次，村支部和村委会可与长老理事会建立互信、互动机制，类似于政府与政协的关系，甚至可以尝试将一部分村支部和村委会管不好、管不了的职能过渡给长老理事会。宗族力量往往在文化传承、凝聚人心、村民互助、村民调解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陆丰甲子镇，当一场纠纷在行政和法律框架内无法解决时，当地领导常常会请涉事的两个宗族的长老出面协调，问题往往迎刃而解。又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如果村委会牵头实施，涉及拆迁和青苗补贴等问题往往遭到村民漫天要价，进展缓慢；如果由长老理事会牵头实施，则往往省钱又省事，进展顺利得多。
重商主义，这里所说的重商主义并非经济学概念的商业本位，而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在职业或人生发展模式的认知体系中，对经商的普遍认可和推崇。
人多地少，使潮汕人纷纷外出经商，在自然经济时代走出了一条与统治者重农抑商的理念相反的发展之路，他们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无数商业传奇，积累了大量财富。然而对经商的过度推崇却导致了潮汕社会对教育的忽视，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直接体现为教育普及率和受教育程度低下，知识和知识的传播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汕尾最甚。
汕尾的文盲率全省第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汕尾市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为2 169人，而全省平均水平为8 214人；汕尾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140 095人，文盲率为4.77%，全省最高。汕尾文盲率不仅远远高于1.96%的全省平均水平，也远高于GDP全省排名末尾的云浮市，该市的文盲率为2.54% 。 由此可见，汕尾教育落后的原因并非经济落后，而在于观念的落后。
在汕尾，有相当一部份人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创业，外出打工或者在家族生意中学习经商，童工童商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内地省份是很难想象的。他们更早地了解了谋生和经商的门道，更早的建立了事业的基础并积累财富，但在当今信息经济社会中，知识和文化的缺乏必将成为他们事业发展中的瓶颈。从整体上来看，汕尾并不缺乏成功的商人，却缺乏更多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技术和文化的劳动者，缺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知识阶层。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落后的教育必将让汕尾在这场赛跑中严重“缺钙”。
急功近利的执政者到处招商引资，正如一个樵夫拿着一把迟钝且生锈的砍刀，到处找树砍，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与其如此，不如静下心来把刀磨锋利了再砍，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
政府应该树立尊师重教、爱护人才的社会风尚，重塑汕尾的政务环境和社会环境。1、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提高教师待遇，真正重视并开展公民教育，提升市民素质。2、在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同时，制定中长期人才培养计划，扶持一批科研、教育、文学艺术人才的发展，可仿照陈炯明主政期间的做法，资助一批爱国爱乡的优秀人才出国留学，将世界文明成果带回汕尾。3、整合汕尾现有资源，设立几个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奖项，例如马思聪音乐奖、钟敬文民俗奖，挖掘文学艺术人才，提升汕尾知名度和软实力。
泛神主义，指人们所崇拜的神灵众多，以及对神灵的崇拜达到一种少有的广泛程度。
汕尾或许是中国神坛庙宇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几乎每家每户、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株大树都供奉着不只一个的神灵。据汕尾民俗学者翁烈辉的实地查证和不完全统计，汕尾地区仅三山国王庙就有上千座，不包括妈祖庙、佛寺和道观。[4] 大多数乡村的社戏、巡游和放映电影等活动都是围绕着神灵展开的。围绕神灵展开的各种祭祀活动，成了家庭妇女日常生活的职责之一，尽管她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三山国王、佛祖等神灵到底是谁。由此派生出来的算命、择时、详签、看风水、神棍等产业也相当兴旺。
如果说对神灵的崇拜，对宗教的信仰是人类的需要，那么汕尾人的这一需要显得尤为强烈。但这种需要又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汕尾人信仰的神灵众多，而没有统一的信仰。除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众神之外，这里还有三山国王、妈祖以及难以计数的土地神、山神、水井神等朴素的神灵，无论什么神，老百姓见神就拜，更有庙宇把不同宗教的神灵摆在一起供奉的创举。如汕尾地区香火最旺的碣石玄武山元山寺，主殿里就供奉着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和玄天上帝、太上老君等各种流派的神像。据玄武山志记载，“正因为如此，元山寺祀奉的玄天上帝，在民间也渐渐地被“佛”化了，称为“佛祖”，神道变成佛祖，神佛共处，实属罕见。然宗教虽不同，道乃归一，此乃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的结果，也是粤东闽南语系地区独特的民俗表现” [5]。
其次，这种信仰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和自私性，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信仰应该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内在约束力的东西，正所谓“头上三尺有神明”，信众的行为是有所顾忌并有明确道德底线的。然而有人的信仰却只是给自己所有的行为和欲望找到精神上的庇护力量，哪怕自己犯了罪，只要不被抓到，就觉得无罪。例如汕尾的赌徒在赌博之前常会烧香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赢钱；贪官也会拜神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官运亨通。更可笑的是，有很多汕尾人一面在自己的汽车上贴满了各种保平安的神符，一面无视危险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若真有神明，目睹这一切定是哭笑不得。
破除泛神主义的影响，政府应该坚持科学立场，普及科学、加强教育。首先，政府应尊重民间的各类民俗活动，但是政府不能以民俗为借口主办各类涉神宗教活动，政府官员更不能出席各类涉神宗教活动。针对汕尾宗教场所建设过度的现象，宗教主管部门则应该限制庙宇建设，引导宗教庙宇建设资金流向慈善或扶贫事业，让善款真正造福于民。其次，对于一些影响社会风气和公众利益的民间迷信活动，也应该明令制止。如初一、十五在楼道里烧香祭拜、焚烧纸钱，又如半夜进新居、娶媳妇时燃放鞭炮的扰民行为，以神灵的名义非法行医的欺诈行为等等。这些行为不仅污染社会环境，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守护者，理应给予引导或制止。
机会主义最大的危害在于对法规和实干精神的藐视，宗族主义最大的危害在于对构建公民社会的阻碍，重商主义最大的危害在于对教育和文化的忽视，泛神主义最大的危害则在于让人变得愚昧。这四种思想通过左右人的意识与行为习惯，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汕尾社会治理状况。现在看来，这些思想对汕尾地区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是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主动改变并扭转负面影响的工作必须马上开始。今天的努力，或许明天、后天才能收效。这需要执政者更高远的智慧和魄力，需要一种广泛而持久的努力。与此同时，民众也应该勇敢自省。“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这句老话何时能从贬义回归原有的褒义，重现革命年代领风气之先、名贤俊彦层出不穷的荣光，这无疑是所有汕尾人日夜期盼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杨成志·杨成志文集[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2] 郭豪兴·社会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81-282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5 [4] 翁烈辉·广东汕尾民俗漫谈[M] ·香港：万邦国际出版社，2013：214 [5] 郑燕辉·玄武山志
作者：温柔的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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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3 14:28:38
拜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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