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管理城市的思维来管理农村

木麻黄

去年八月份以来，猪价上涨较快，原因有“猪周期”下行、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和一些地方不当行政干预影响，使我们生猪产能持续下滑，生猪存栏同期因此下降32.2%。确实，这些年各地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加上“一刀切”，迫使大量养猪散户退出，但规模化养殖又完全没有跟上，使得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均降为十年最低点。

当前对农村的治理乱象的主因有四点：一是用城市思维来治理乡村；二是追求极致的“仙境”思维；三是过于重视形象工程的政绩思维；四是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这几点，让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没了踪迹，多姿的文化湮没于单调的空间，“诗意的栖居”变成了乏味的存在。

要改变这种乡村治理中的乱象，首先要重新认知谁是乡村治理的主体。这些年因过度强调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过于强调长官意志，弱化了社会组织与农民的主体性。城市环境有3000多万由财政支付的环卫工人日夜守护，但乡村环境只能靠农民自身维护。必须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为自己谋划。地方政府不能把农民当作乡村治理的客体，当作被治理的“物”和对象，而要让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要让一些乡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时时了解与满足农民的感受与真实需求。

其次，乡村治理还需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不能搞运动式、命令式治理，不能搞“一刀切”式的军事化管理。

其三，要用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流程。为此，就要建立乡村公共事务的信息共享机制，让信息透明，确保全社会能听到农民的声音，以防止地方政府的权力滥用。这其中，提高农民参与治理的意识和民主协商能力最重要。只有当民众可以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参与到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选择制度中时，乡村治理体系才能与现代文明接轨。

不少农民才刚刚摆脱贫困，乡村也不会一步登天。乡村治理不能破坏几千年乡村文明已形成的乡村秩序，需根植于传统文明之中，尊重自然和社会的生态规律，才是治理的进步。

缘来缘去

乡村治理还需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不能搞运动式、命令式治理，不能搞“一刀切”式的军事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