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

（二）东渡求学与信仰确立

戴镜兵

1917年6月，怀揣着寻求救国真理、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抱负，彭湃东渡日本求学，考入东京成城学校预科补习。次年，他顺利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深造。他曾对友人陆精治坦言：“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能够深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秉持改革之志，为国家和人民谋求福祉。”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的自由氛围十分浓厚，校内有许多著名的进步学者，这里也成为传播社会主义诸学说的重要阵地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潮的熏陶与影响下，彭湃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人的经典著作，以及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深刻认同。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于5月7日在东京举行国耻纪念集会并组织示威游行。游行途中，彭湃遭到日本警察的野蛮殴打，“头部手足破皮流血”，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悲愤交加的他，在白布上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以此激励家乡的青年学子铭记国辱、奋发图强。

同年9月18日，彭湃加入了由早稻田大学进步教师与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该组织的宗旨主要是开展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其中重点关注农民问题。彭湃积极参与了该组织支持农民反对地主剥削、要求实行减租、保障农民耕种权利的一场法庭斗争，还参与了组织对一个县佃农纠纷的实际调查工作。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彭湃加深了对农民阶级苦难遭遇的了解与深切同情，也更加坚定了他为农民谋求解放的决心。

1920年10月，彭湃与李春涛等人在东京神田区“松叶馆”寓所发起组织了“赤心社”，致力于传播进步思想与社会主义理念。此外，彭湃还加入了国际性的进步团体——“可思母”俱乐部。该俱乐部的成员除日本人外，还包括中国、朝鲜、东南亚以及欧美诸国的留日学生，俄国的爱罗先珂等人也参与其中。在“可思母”俱乐部，彭湃积极参加各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还参与了日本劳动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朝鲜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等国际性政治活动。在不断的探讨与实践中，彭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认知：“人类之痛苦是由于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所谓富者良田万顷，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阶级之悬殊，使少数人享福而绝大多数人不得温饱。因此，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认知成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

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前夕，日本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施复亮与彭湃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彭湃明确指出：“中国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这一见解充分展现了彭湃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刻洞察与远见卓识。回到广州后不久，彭湃便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同年5月23日，彭湃返回海丰，带回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进步书刊。由于彭湃早已是海丰进步青年所熟悉和敬仰的人物，他的归来受到了进步青年们的热烈欢迎。不久后，他与郑志云等人共同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参与该社的成员包括彭湃、郑志云、林甦、陈魁亚、陈修、林铁史、李国珍、吴焕棠、赖风鸣、马焕新等七十余人，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研究社”创办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共举行了十二次座谈讨论会，组织社员学习讨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同时，还举办了四次专题讲座，由彭湃亲自主讲《社会问题的管见》《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和《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等内容。彭湃通过“社会主义研究社”的一系列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青年骨干力量。该社还组织社员深入工农群众，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彭湃曾亲自向海城镇的工人、店员、木匠等三百多人宣讲《世界工运发展形势》；还有一次，他在赶集的农民群众中演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等内容。这些演讲紧扣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前所未闻的革命道理，让海丰的工农群众耳目一新，深受启发。9月1日，彭湃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同胞》一文，深刻抨击了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明确主张破坏“现社会”，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进一步传播了革命思想。

彭湃从日本返回海丰后，陈炯明妄图将其网罗到麾下，为自己的反动统治效力，于是邀请他前往广州面谈。彭湃考虑到陈炯明当时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便想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宣传社会主义主张，争取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1921年8月中旬，彭湃抵达广州，他每到一处都满腔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理念，这让原本想拉拢他的陈炯明大失所望。此时，恰逢海丰县学联会致电陈炯明，要求任命彭湃担任劝学所长。陈炯明顺水推舟，指令海丰县长翁桂清聘用彭湃为劝学所长。

1921年10月1日，彭湃正式就任海丰县劝学所长。就职当天，他亲自撰写了一份以普及农村教育、教育为劳动者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大红墙报，张贴在街头巷尾；还亲笔书写了“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的对联，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此表明自己决心以教育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培育革命种子的坚定信念。1922年1月，劝学所改称教育局，彭湃继任教育局长。他锐意整顿教育风气，革新人事制度，聘请了思想进步、热心教育事业的杨嗣震（中共党员、留日学生）、李春涛、陈淑娟、陈魁亚、林甦等人担任教育局职员以及各学校的校长、教员。彭湃以身作则，亲自投身教学实践，曾在海丰中学、陆安师范和第一高等小学兼任课程，并结合课堂教学向学生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一次，他在给第一高等小学一年级学生讲授《蝗虫与稻》一课时，讲到蝗虫对水稻的危害时，打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蝗虫好比地主，水稻好比工农，水稻不能得到茂盛的生长，是遭蝗虫所害；工农生活如此困苦，则是遭地主剥削所致。农夫要使水稻生长茂盛，必须消灭蝗虫；工农群众要过幸福生活，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消灭剥削制度。”这一通俗易懂的比喻，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了阶级剥削的本质，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2年春，彭湃与杨嗣震、李春涛等人秘密组织了“赤心小组”，并创办了《赤心周刊》，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彭湃亲自为该刊精心设计封面图案，其中一期封面画着一位满腔怒火、衣衫破烂的工人，用尽全身力气挣断了捆在手脚和颈项上的锁链，巍然屹立在地球之上；画面上端书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下端则是被挣断后散落一地的锁链，生动展现了工人阶级敢于打破旧世界的英雄气概。在后续的几期刊物中，彭湃陆续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作为封面，倾注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无限崇敬与热爱之情。

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彭湃与杨嗣震、李春涛等人组织县城各校学生举行纪念游行。学生们高擎着写有“赤化”二字的红旗，高呼“劳动神圣”的口号，高唱彭湃创作的《劳动节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震撼了整个海丰县城。反动势力对此惊恐不安，一方面纷纷向陈炯明告状，另一方面在《陆安月刊》上发表文章，恶意攻击彭湃“藉教育以宣传社会主义之谬妄”。1922年5月9日，反动县长翁桂清秉承陈炯明的旨意，撤销了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一批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也遭到撤职。

   然而，彭湃并未因此气馁退缩。1922年6月2日，他在《赤心周刊》上发表了《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一文，随后又发表了《告农民的话》，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应当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字里行间彰显了他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工农革命的坚定决心。他曾写下一首题为《我》的小诗：“这里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原来就是我。”这首诗充分展现了彭湃无所畏惧的革命气魄。从此，彭湃毅然放下教育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中。

  未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