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当艺术附中的录取榜单在手机屏幕上弹出来的时候，12岁的小雨用手指轻轻一划，清除了消息。在过去的时间里，“小艺考”这三个字充斥着她的全部生活，而现在，她只觉得疲倦，不愿再提。

为了冲刺“小艺考”，她曾处于完全脱离校园的状态，生活里只剩下无休止的基本功和对体重的锱铢必较。重回学校后，同龄人已经开始学习新课程，她不得不坐在最后一排，重新面对那些因为断层而显得像天书一样的课本。

所谓“小艺考”，是针对10到12岁孩子进入艺术类中等专业学校而设立的选拔性考试。通过这道窄门后，学生将进入六年制的艺术中专，初高中连读。因为能避开中考的分流压力，并有机会直通未来的艺术高考，在许多疲于文化课应试的家庭眼里，这成了一条充满诱惑的“绿色通道”。

为了这条捷径，一些家长们陷入了近乎失控的狂热。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全国热门艺术院校附中周边，培训机构正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利益网。招生老师仅用“艺术是出路”“包上岸”“在考官面前混脸熟”等口头承诺，就能轻易击穿家长们的心理防线。家长们几乎不假思索地掏出数万元把孩子送进培训班，一旦入局，“定制编舞”、“在职考官班”、封闭班、食宿费等后续收费项目便会接踵而至。

实际上，在庞大的小艺考生态里，真正能成功“上岸”的幸运儿是极少数。当艺考梦的泡沫被现实戳破，家长们交出的是数十万元的家庭积蓄，而孩子们付出的，则是近乎自虐的身体消耗和难以痊愈的心理创伤。

梦醒之后，有的家庭决定认输，带着孩子艰难而缓慢地重建生活；而有的家长，则选择继续留在围城里追加筹码，再赌一年。

被测量的身体

在两年前决定让女儿小雨走上“舞蹈小艺考”这条路时，45岁的南京妈妈刘芳经历过短暂的动摇。

小艺考对舞蹈生的身体有着一套近乎苛刻的量化标准。在行业内部，被概括为“三长一小”——腿长、臂长、脖子长，脸小。在一类院校的初试现场，考官会手持皮尺，直接测量考生近乎赤裸的身体。除了身体比例，还有体重的要求，150公分的身高需控制在57斤左右。

▲小艺考对舞蹈生的身体有一套苛刻的量化标准。被概括为“三长一小”——腿长、臂长、脖子长，脸小。 受访者供图

这意味着，很多参加舞蹈专业小艺考的孩子，面对的第一道关卡就是身形和体重。

刘芳怕女儿吃不了苦，也怕砸进去的钱打了水漂。她“潜水”在各个小艺考家长群里，四处向过来人打听。得到的信息大同小异：学艺术确实苦，但比起中高考那条千军万马的独木桥，算得上是一条能绕开文化课竞争的“捷径”。

在这些声音下，刘芳的防线动摇了。

她最终选择了一家名为“精舞艺青少年艺术培训”的机构，签下了一份培训合同。合同写明：中途退学可按比例退费；若当年未被录取，第二年可免费复读或退还余款。销售人员更是口头承诺：“这就是包过。”

刘芳相信自己的孩子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于是爽快地支付了49800元的集训费和15000元的剧目编舞费，共计64800元。自此，母女俩的生活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目标：考上南京艺术学院附中。

实际上，以舞蹈为代表的小艺考，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它在解决一部分升学通路的同时，也将成人的教育焦虑、简单粗暴的身体选拔标准，提前压在了尚未发育完全的未成年人身上。然而，绝大多数时候，孩子们没有选择权。

懵懵懂懂的小雨，也被动地接受了妈妈的安排。

每天早上6点40分，闹钟准时响起。小雨从床上爬起来，穿上紧身练功服，准备开始早上的基本功练习。早餐是雷打不动的一颗水煮蛋和一盒纯牛奶。刘芳会把鸡蛋放在厨房秤上称重——63克。小雨剥开蛋壳，一点点慢慢嚼。她已经很久没有尝过面包和甜食的滋味了。

在培训机构里，这种对身体的监控要严苛得多。老师要求孩子们每天记录体重。每天训练结束前，小雨和同班的女孩们必须穿着密不透气的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一小时。跑完后，孩子们浑身湿透，面色惨白地瘫在地板上。

小雨家的客厅中央，也摆着一台精准到克数的电子秤。早饭前的第一件事就是站上去。接着，刘芳会拿出软尺，重新测量她的腿长和比例，将数据记录在手机里。这种测量每隔一天就要重复一次。

“妈，我饿”

小雨很多次对妈妈哭诉，说自己经常饿得睡不着觉。刘芳则锁起了家里所有的零食，严禁女儿在正餐之外吃一口东西。她看着女儿清瘦的面容，只能狠下心告诉她： “多一斤，你之前的苦就都白吃了。”

▲备战小艺考的考生正穿着暴汗服进行训练。 受访者供图

相比之下，沈阳的王静进入角色的速度要快得多。

王静在一所少儿编程机构当老师。2025年，有同事觉得她12岁的女儿露露长相清秀、身段底子好，建议她尝试走专业路线。

在一所同事推荐的小艺考培训机构里，王静没有犹豫，很快买下了一套价值8.3万元的“考前冲刺套餐”，目标是2026年考上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交钱后，上述机构表示，12岁、身高153公分、体重75斤的露露“太胖”，没法达到最好的训练效果。对方给了王静一份“极速瘦身食谱”，并叮嘱她严格监督孩子执行：第一周的早中晚餐只吃鸡蛋和酸奶，第二周开始，每餐允许吃100克水煮青菜和鸡胸肉。一个月下来，露露瘦了七斤。

看着女儿的体重不断下跌，王静坦言，自己的心里竟升腾起一种隐秘的兴奋感。她经常一遍遍刷着社交平台上那些“上岸”考生的视频，想象着女儿穿着舞裙站在考场“艳压群芳”的样子。她在心里暗暗较劲：“坚持，坚持！”

持续的极端减重很快带来了负面的生理反馈。露露刚来不久的月经，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出现。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王静，这种限制热量摄入的方式会降低孩子的新陈代谢率，导致免疫力下降、骨质疏松，甚至面临下丘脑性闭经和卵巢功能早衰的风险。

▲在平时的训练中，孩子需要裹上保鲜膜暴汗减重。 受访者供图

但她不打算停下来。

在她看来，在庞大的备考群体中，每个孩子都很刻苦。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圈子”里，每个家长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为了达到“纸片人”的标准，有家长用保鲜膜把孩子层层包裹起来跑步减重，甚至有人偷偷给孩子打减肥针。

当被问及掏空积蓄、停课一年、把孩子瘦成一把骨头去赌一个极小的概率，到底值不值得时，王静沉默了很久后说：“当时整个人都是蒙的，大家都这么干，我想着，考完了再增重也来得及，总不能让这钱白花了。”

“不断追加筹码、难以退出的金钱游戏”

在小艺考的生态里“摸爬滚打”，家长们很快就发现，咬牙交下的几万元学费，仅仅是一张入场券。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不断追加筹码、难以退出的金钱游戏。

2024年底，小雨进入培训班不到两个月， 授课老师单独留下了刘芳。老师表示，小雨基本功不错，但要在几千人里脱颖而出，必须有独家定制的舞蹈剧目，还需要请名师来编舞、抠动作。

刘芳告诉新京报记者，这套所谓的“定制剧目课”是独立于49800元基础学费之外的。根据培训机构的报价，一支两分钟的独舞，编舞费15000元；后续由机构老师辅导修改，每课时1000元，20课时起报。

刘芳本能地犹豫了。但看到同班其他五个孩子都已陆续开始练习定制剧目后，她感到了一种被落下的恐惧。为了不让之前的投入白费，她再次交了钱。

此后的半年里，收费的名目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细碎。

临考前一个月，机构顺势推出了“全封闭模拟考前冲刺营”，收费6000元，理由是“1比1还原真实考场，不参加孩子就无法适应考试气氛”；随后是300元的“考前心理疏导费”；到了考试当天，“后台陪考带教”也需要另外支付每天1500元的费用。

王静也经历了相似的加码。

在交了8.3万元的基础套餐后，机构老师很快建议她让女儿“多报几个专业以增加胜算”。“老师说，舞蹈和声乐一起报，舞蹈万一失利，还能拼一下声乐和表演，这叫‘双保险’。”王静相信了，又乖乖交了近40000元的声乐辅导费。

食宿费是另一块高额支出。在考前冲刺阶段，不少机构都推出了“封闭集训营”，学生必须统一住在机构指定的公寓，吃统一配给的减脂餐。根据王静提供的账单显示，露露每月的食宿费在6500元。

曾在沈阳“艺典艺术培训”机构担任教务助理的张婷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学费、食宿的实际成本其实极低，“很多时候，机构挣的不仅是学费，还有远超实际成本的食宿费。”

除此之外，在所有收费项目中，最具诱惑力，也最隐秘的，是“考官班”。

在小艺考的逻辑里，“打通关节”“提前在评委面前混个脸熟”，是培训机构最核心、也最暴利的溢价手段。2025年4月，王静在为露露是否加报高价课程犹豫不决时，招生顾问在微信上给她发来几张照片。照片里，一位中年女性正在一间没有挂牌的工作室里，手把手地指导学生。

紧接着，顾问发来一条58秒的语音：“这是我们特意请来的专家，去年某艺术附中招生，她就在评委席上。孩子跟她上一段时间课，至少能让老师留下个印象。同等条件下，这个印象分就是决定性的。”

新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职考官”在小艺考培训中打擦边球、私下兼职的现象，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一位曾在北京参与过某附中招生考务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部对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大艺考）的监管极为严厉，建立了一套“三随机”的回避机制，严禁高校在职教职工参与校外培训。但在中专阶段的小艺考，监管却处于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

“附中作为中等专业学校，拥有极大的自主招生权。考什么、怎么考、谁来考，基本都是学校自己说了算，外部教育监察部门很难直接介入其微观的招生流程。”该知情人士分析，这种体制上的宽松，给了一些附中在职教职工在校外兼职，甚至与培训机构进行利益输送的巨大操作空间。

培训机构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附中招生自主权大、考官主观性强的特点，顺理成章地将“考官班”打造成了最赚钱的吸金利器。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督与回避机制的环境下，这种现象不仅让本应公平的选拔在无形中偏向了资金实力的博弈，也让本就焦虑的家庭一步步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7月8日，针对培训机构宣称的“评委授课”“考官提前混脸熟”等情况，新京报记者致电南京艺术附中招生办，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招生考试有严格的监察和回避机制，考官名单均为考前随机抽取，严禁教职工参与任何校外培训。该工作人员提醒家长，“切勿相信机构‘包过’‘有关系’等虚假宣传，谨防上当受骗。”

“回扣网络”“矩阵式营销”

从事多年艺考培训生意的宋立鹏认为，小艺考近年来的迅速升温，不仅始于对家长焦虑的精准把握，更是一种必然出现的“时代产物”。

在他的逻辑里，“双减”政策落地、学科类培训被大幅压缩后，孩子们原有的升学通道变窄了，只能本能地寻找下一个出口。他说：“在普通中高考分流压力逐年加大的背景下，与其让文化课成绩平庸的孩子在千军万马的卷子堆里垫底，不如换一条规则完全不同的赛道。”

在这套叙事下，避开中考分流、直升艺术类高中、六年一贯制……这些具有现实诱惑力的因素，成为了家长们做决策时最直接，也最功利的筛选标准。

然而，那些最终落榜的家庭，往往要在很久以后才能看清，自己当初是如何在一步步被提前设计的焦虑中，主动走进这个黑洞的。

2025年夏天，来自杭州，48岁的南立霞第一次接触小艺考，是在女儿常去的一家少儿中国舞兴趣班。

南立霞回忆，下课后，授课的陈老师拿着皮尺，若无其事地量了量女儿的腿长，随后面露惋惜地对她说：“这孩子上下身比例难得，脖子长，脸又小，天生是吃这碗饭的。要是一直在业余班混，可就太可惜了。”

陈老师主动推荐了西湖区一家“附中冲刺集训营”，并暗示里面有自己的熟人，能“直接把孩子引荐给学校的专家”。本就为女儿成绩感到焦虑的南立霞，听完这番话，只觉得眼前的迷雾里突然敞开了一条闪闪发亮的路。

直到两年后，退费无门、四处碰壁的南立霞才恍然大悟。在陈老师当年那番热切、真诚的推荐背后，其实是一条艺考行业内早已公开、运转极为高效的“回扣网络”。

“现在的艺考机构招生，50%靠给回扣，49%靠吹牛，真正靠口碑和实力的，可能只有1%。”曾在北京从事艺考培训行业近十年的教师林雨霖直言不讳。

林雨霖透露，最优质的生源极少是通过街头广告或大张旗鼓的传单招揽来的。地方上的少儿舞蹈班、小区里的芭蕾舞工作室，往往充当着最前沿的“生源筛子”。一旦发现哪个家长的言谈间流露出升学焦虑，兴趣班的老师就会迅速转变角色，扮演起热心的“人生规划师”。

2026年6月，新京报记者以少儿舞蹈教师的身份，致电沈阳、南京、杭州等全国数家小艺考培训机构。沈阳浑南区一家艺考培训学校的负责人没有任何戒备，直接在电话里报出了返点比例：“你只要送人过来，报你的名字。学生只要把钱交了，下周一，我直接转9000元到你个人微信上。”

该负责人解释，在这笔26000元的暑期集训费中，有近35%的比例，会作为“引路费”直接落入推荐老师的口袋。她甚至轻描淡写地补充道：“返点都是口头账，不留协议，安全省事。”

在这条由高额回扣织成的生源网络里，源源不断的家长被招揽而来。而为了让交了钱的家长维持信心，机构还必须打造出一个近乎神话的“上岸率”。

▲一家小艺考培训机构发布的“上岸”喜报。 受访者供图

在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周边的一栋写字楼里，某艺术培训机构的招生简章旁边，挂着一幅占满整面墙的“金榜”。榜单声称，其2024届有近200名学生成功考取各大艺术附中，录取率高达97.5%。

张婷曾在一家小艺考机构工作过，因为看不下去行业的混乱，辞职后的她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撰文“避雷”并谴责机构的造假行为。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些数字里藏着巨大的水分。

“有的孩子，其实只是在临考前两周，来我们这儿买过两节‘模拟测试课’。只要她最后考上了，名字就会被我们写进‘独家金榜’里。还有的，是把前几年的成绩拿出来重新排版，冒充当年的战绩。家长们根本不可能去挨个儿核对学籍，所以这些数字怎么写，全看机构需要什么样的战绩。”

除了线下的利益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矩阵式营销”则在更大程度上，承担着加剧焦虑、定向吸客的功能。

上海的考生妈妈高莉莉正是被社交平台上的“矩阵式营销”套牢的。2025年初，她频繁在一家社交平台上刷到一些定位在上海、北京的“陪读妈妈日记”。这些账号用接地气的语气记录着“舞蹈女孩备考附中的日常”：

“今天又是备考北舞附中崩溃大哭的一天，但为了梦想，擦干眼泪继续压腿。”

“为什么我不建议普通家庭碰小艺考？除非你找对了这个老师……”

高莉莉深感共鸣，私信询问后，很快被引流到一个“资深艺考顾问”的微信上。

据张婷透露，一家中型机构可以同时运营几十个社交平台账号，由年轻的课程顾问扮演不同“人设”，从“陪读妈妈”“退役附中首席”到“转型做艺考咨询的专业老师”。

她们每天发布的故事和视频虽然细节各异，但想要传达的信息只有一个：“孩子很苦，但只要找对机构，就能上岸。”

而焦虑就在一次次滑动中累积。家长刷到的每一条“上岸”分享，背后都连着同一个招生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家长就被引入了机构设计好的付费套路。

“不可能为家长的人生选择买单”

2025年春季，随着各大艺术附中复试名单陆续公布，一切尘埃落定。名单上没有出现小雨的名字。

在经历了一整年极端的节食，和近乎自虐的高强度训练后，女孩最终还是被挡在了那道窄门之外。随之而来的，是一笔笔瞬间蒸发的家庭积蓄。

小雨的妈妈刘芳算了一笔账：集训学费49800元，食宿费24000元，考前临时加的“大师剧目课”18000元，加上路费、练功服、请老师吃饭的开销，累计将近15万元。这几乎是她家一整年的积蓄。

“学没上成，钱也白花了。”刘芳说。

落榜后，不甘心的刘芳拿着合同去机构要求兑现“免费复读”的承诺。对方表示，复读虽然免学费，但其间产生的食宿费、剧目编排费、考前的加课费需另行缴纳。

刘芳质疑这存在欺诈并要求退款，交钱时热情周到的销售，立马变了态度。对方指着合同中的条款向她解释：机构提供的是“专业舞蹈技能培训与形体指导”，不是“学历教育保过服务”。合同里从未出现过“保证录取”的字眼。退费规则只与“课时是否上完”挂钩。

“他们的意思是，只要孩子按时出勤了，服务就算完成了。”刘芳说，“至于没考上，老师说是孩子‘临场紧张、心理素质不好’，或者是‘今年考官的审美偏好变了’。总之，这些都是不可抗力，与机构无关。”

▲备战小艺考的孩子正在进行形体训练。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拨通了该培训机构负责人的电话，试图还原双方关于退费的争议。对方表示“一切按合同执行”，便匆匆挂断。

长期关注教育培训纠纷的律师李彦指出，在这类合同中，机构会巧妙地将销售口中的“名师授课”“包上岸”等承诺，替换成法律上无法量化、难以举证的模糊表述，比如“艺术素养提升”“形体养护”。相反，对于家长的违约责任和不予退费条款，则规定得事无巨细、极为严苛。

然而，比金钱流失更让家长感到无力和愧疚的，是孩子身上那些无法逆转的身体损伤。

在小艺考的魔鬼训练中，腰部是受伤的重灾区。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6名儿童，身上均带着不同程度的伤。多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证实，十几岁儿童的脊柱尚未发育成熟，骨骺未闭合。反复地强行下腰、过度用力，极易造成腰椎骨质损伤，甚至面临慢性腰痛或脊椎滑脱。

但这些风险早已被机构巧妙地规避。根据刘芳提供的培训合同，培训机构在免责条款中写明：“学员在培训期间因自身身体原因或不可抗力导致的运动损伤，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刘芳还表示，有些机构甚至会在补充协议中要求家长签字承诺“已知悉舞蹈训练存在安全风险，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而对于培训机构，这几乎是“零风险”的生意。

宋立鹏对这种落榜后的哭闹与维权早已见怪不怪。“小艺考的录取率本来就只有5%左右，跟买彩票没什么两样。”他笑了笑说，“家长来交钱的时候，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这个概率。买彩票没中奖，哪有回过头来找彩票站退钱的道理？”

在宋立鹏看来，机构赚取的本质就是家长们的“试错费”。“一个孩子一年几万块，我们提供了场地，请了老师，付出了劳动。考不考得上，那是孩子的天分和运气。我们只是提供培训，不可能为家长的人生选择买单。”

“把我们当年受过的训练，重新套在下一代孩子身上”

2025年9月，新学期开学。当同龄的孩子纷纷升入六年级，小雨也重新坐回了阔别已久的教室。

但脱离校园近一年后，女儿重返校园的过程，远比刘芳预想的艰难得多。

重回课堂第一周，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一元一次方程。小雨盯着那些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算式，眼神里满是茫然，像是在看一纸天书。

刘芳说，过去，小雨的成绩虽然不算拔尖，但也从未出现过这样完全听不懂课的情况。

同学们曾好奇地问她：“你这一年去哪儿了？怎么瘦成这样？”小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些细节。她只是摇了摇头：“去学跳舞了。”

刘芳不得不又开始为自己先前的选择买单。她请了一位大学生家教，在每周三晚上和周六下午，来家里给小雨补齐落下的文化课功课。

“孩子心里也憋着一股气。她总觉得是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才没考上。”刘芳能明显感觉到女儿的变化。小雨的话变少了，笑容也变少了——一种隐秘的挫败感像影子一样盘踞在她的生活里。

有一次，刘芳在整理女儿课桌的抽屉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画在练习本背面的铅笔画：一个看不清五官的小女孩正在跳舞，但她的身体、四肢，甚至头顶，都被人用圆珠笔狠狠地画上了无数个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小字：“我不喜欢。”

看着那行字，刘芳把小雨紧紧搂进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流。她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固执与期盼，究竟在孩子心里留下了怎样难以愈合的伤口。

在沈阳，女孩露露落榜后，妈妈王静并没有带她回到原学校销假。

在经历了短暂的沮丧后，王静在小艺考家长群里，很快被注入了新的希望——“再战一年”。

“群里有经验的家长都在说，第一年没经验，权当是进考场热个身。再练上一年，孩子的骨骼发育更成熟，动作更稳，上岸的概率其实是翻倍的。”王静说。

2026年6月，王静再次咬牙交齐了新一年的集训费。为了规避露露逐渐显现的青春期发育特征，机构老师将她的备考方向，从竞争最激烈的芭蕾舞，调整为对身高和体态要求相对宽容的中国舞。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新一轮精细的节食和称重。

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在小艺考的围城里并不罕见。

已经从某顶尖舞蹈院校附中毕业八年的陆以菲也在做艺考培训。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在附中的六年里，她见过太多被家长强行留在“围城”的同学。

“考上其实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更残酷的发育关。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身体变宽、骨骼变沉，在附中就随时可能面临被勒令退学或转班的命运。”陆以菲说。

在她看来，因为附中阶段的文化课极其薄弱，那些在发育关或严重伤病前不得不被淘汰折返、仓促转行的同学，最终发现自己成了一群“文盲”。当她们试图重回普通社会时，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竞争能力。

“到最后，大部分人折腾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起点，去做了最普通的少儿舞蹈培训。”陆以菲自嘲地说，“把我们当年受过的那些训练，重新套在下一代孩子的身上。”

如今，小雨的生活逐渐恢复。每天按时上学、放学、写作业。她的体重慢慢恢复到了76斤，脸上有了血色，也重新有了笑容。到了周末，她会换上普通的运动鞋，去家附近的公园里痛痛快快地跑上一圈。

妈妈刘芳决定带着女儿彻底离开那个圈子。她翻出小雨所有的练功服、舞蹈鞋，把它们一股脑装进一个黑色的垃圾袋里，塞进了储藏室最深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芳、小雨、王静、露露、张婷、陆以菲、南立霞、高莉莉、林雨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