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成绩不理想就是老师的“耻辱”吗？

  2026年8月26日，四川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上，一批所教班级期末平均分低于30分（小学）或15分（初中）的教师被请上主席台，在标注“耻辱”二字的屏幕前合影。凉山州教育局随后证实照片属实。8月28日，雷波县政府致歉，称此举“不尊重教师”。

  笔者认为：致歉容易，但“耻辱”二字所投射出来的扭曲教育观，远比一张照片更值得审视、思考。
  一、分数挂帅不是“严管”，而是懒政
  雷波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底子薄、基础弱是客观事实。山区学生语言关难过、学前教育缺位、留守儿童比例偏高、优秀师资流失频繁——每一项变量都直接投射在班级均分上。若这些结构性问题全然抛开，只盯着教师“要分数”，无异于让医生为病人先天体质“背锅”。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将复杂教育过程压缩为一张成绩单，本身就是思维上的偷懒。真正负责任的管理者，会追问“为什么低”，而不是急于判定“谁是耻辱”。如果管理只停留在排名、示众、施压的层面，本质上是把治理责任转嫁给了最无力改变全局的一线教师。

   二、公开羞辱与师德建设背道而驰
  有人辩称此举是“鞭策后进”。这种辩护经不起推敲——鞭策的前提是尊重人格，激励的根基是建立信任。把教师集体推上台前，在“耻辱”大字下合影留念，这不是鞭策，而是精神示众；不是激励，而是职场霸凌，更是对教育工作者的不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亦禁止侮辱教师。当公权力以“管理”之名行羞辱之实，其危害远不止伤害几位教师的情感，更是在整个教师群体心中投下恐惧与寒心——今天台上的是他们，明天会不会是我？这种环境下的教师，如何保有职业尊严与教学热情呢？
  退一步讲，照片中的分数归属至今未明——究竟是教师个人考核成绩还是学生考试成绩，仍在核实中。“耻辱”先扣为敬，事实再慢慢核实——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整场操作的目标从来不是科学评估，而是寻找“替罪羊”。

  三、真正的“耻辱”在于管理者的失职
  笔者认为：分数低不是教师的耻辱。真正的耻辱，是手握资源与权力的管理者，面对教育困境时只剩“甩锅”的本事了。
  作为教育基础薄弱地区，最需要的是管理者与教师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管理者应当深入课堂、诊断问题、调配资源、优化教研。可雷波县的做法恰恰相反——压力全压一线，责任全推教师，荣誉归管理者，耻辱归讲台人。这不公平，更不道德。
  如果一所学校或一个学科长期垫底，需要追问的是：教师培训跟上了吗？教研支持到位了吗？师资配备合理吗？生源与班级编排科学吗？当管理者把“耻辱”二字打在教师身后时，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为改变这个分数做了什么？自己尽到了什么责任？

   四、拿掉耻辱标签，才能看清真问题
  当前当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此事。但追责个人远不是终点——真正需要的是以此为切口，彻底清理“唯分数论”的管理惯性。
  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早已明确：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为本。成绩只是评估的一环，而非全部；低分只是问题的一个信号，而非定罪的证据。把“耻辱”换成“诊断”，把示众换成帮扶，把排名换成成长——这才是教育管理者应有的格局。
  说到底，教师在讲台上育人，在课堂里耕耘，他们最该得到的是尊重、支持和信任。一个在大会上被公开羞辱的老师，回到教室如何心平气和地面向学生？一群亲眼目睹同行受辱的教师，又怎能不对这份职业心生寒意呢？
  笔者认为：应该让教育回归育人，让管理回归服务，让评价回归科学——而不是让教师在“耻辱”二字前，独自承担本不该由他们独担的重负。那块屏幕上刺眼的“耻辱”，照出的从来不是教师的失败，而是管理者的狭隘与偏颇。到底谁该感到耻辱？答案不言自明。
  汕尾市教育系统（包括各县市区政府教育部门）要从这个最近教育系统出现的奇葩事件中吸取深刻教训，要注意联系地方实际开展工作，不要搞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更不要盲目冒进而出现贻笑大方的闹剧！
                黄硕炫写于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