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师长 赤胆忠魂——叶镛烈士全传

戴镜兵

铁血师长 赤胆忠魂
         ——叶镛烈士全传
戴镜兵

叶镛，1899年生于四川省乐至县一个普通农家，自幼聪慧好学，高小毕业后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升学，怀揣着军事救国的理想，毅然投考河南洛阳陆军第三师学兵营，系统学习军事知识与作战技能。1924年秋冬之际，他转入川滇黔建国联军在湖南常德开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深造，军事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后，该校师生随川军熊克武部进入广东，驻防于连州一带。不久后，川军被国民革命军缴械整编，川滇黔建国联军军官学校的部分士官生亦被接收，编入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黄埔军校，叶镛被分配至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一连，成为一名入伍生，开启了他军事生涯的重要篇章。

1926年秋，叶镛以优异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党组织派往四川特别委员会工作，参与当地革命活动的组织与推进。然而不久后，该特别委员会因故撤消，叶镛奉命返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见习，凭借扎实的军事功底与出色的组织能力，担任分校第一大队区队长，负责学员的训练与管理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武汉国民政府陷入反革命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同年5月，蒋介石暗中指使四川军阀杨森与驻宜昌的湖北反动军阀夏斗寅联合出兵，大举进攻武汉，妄图颠覆革命政权。危急关头，武汉政府果断决定讨伐夏斗寅，武汉分校学员被紧急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侯连瀛担任师长，恽代英出任党代表，配合叶挺部队誓师西征。叶镛在西征途中担任独立师连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枪林弹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军事指挥能力得到极大锻炼。经过激烈战斗，西征部队成功击溃杨森、夏斗寅两部叛军，粉碎了敌人进攻武汉的阴谋，保卫了革命中心的安全。

西征胜利结束后，中央独立师返回武汉，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叶镛出任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由于他在西征战斗中作战英勇、表现出色，且在政治思想与军事指挥上均展现出成熟稳重的特质，成为教导团中众所瞩目的骨干人物。与此同时，叶镛还担任教导团国民党党部负责人，而团党部的执监委员唐维、甘理真、陆更夫等均为中共党员。当时教导团的教育、行政等核心工作均由团党部领导，而团党部实际上由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掌控。叶镛在团党部工作期间，频繁与中共党员接触交流，逐步深入了解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与理想信念，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日后投身党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反共，与蒋介石同流合污，随后命令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开回广东，企图抢占粤桂地区作为反革命基地。7月30日，叶镛所在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奉令离开武汉，乘船沿长江开往九江。8月1日，叶挺、贺龙率领的革命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教导团党部的叶镛、唐维等领导人得知消息后，当即决定就地响应起义，但由于南昌起义军已迅速南下，双方失去联系，响应计划未能实施。即便如此，南昌起义的壮举如黑暗中的一束曙光，为教导团指明了革命的前途与方向，坚定了全体学员的革命信念。8月4日，教导团抵达九江，张发奎深知教导团中革命力量雄厚，惧怕其发动暴动，随即下令收缴全团武器。关键时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挺身而出，巧妙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说服张发奎将教导团并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并由自己兼任团长，随后设法将收缴的武器全部索回，使教导团重新恢复武装。

教导团随后跟随第四军继续南下广东，当部队行进至韶关时，叶剑英因公务临时离队，教导团突然接到张发奎要求全团再次交出武器的电令。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团党部负责人叶镛、唐维等迅速召集紧急会议，经过审慎研究，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暂时交出武器，继续随军南下。会后，叶镛等人分头向学员们耐心劝导，帮助大家克服抗拒缴械、盲目起义等冲动思想，避免了无谓的牺牲，成功保存了教导团的有生力量。

1927年10月，教导团抵达广州，进驻市郊四标营进行整顿。此时，粤桂军阀为争夺地盘正忙于混战，广州城内守备空虚，革命形势出现有利转机。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拿起武装反抗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果断决定抓住时机，积极准备举行广州武装起义。在省委的领导下，在教导团的中共地下组织紧锣密鼓地开展发动与组织工作，进一步扩大“工农兵革命同志会”的规模，吸收了100多名新党员，并与广州市区的工人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同时，教导团抓紧进行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结合城市起义的特点，重点强化巷战、夜战等实战技能训练。叶镛继续担任第一连连长，他以身作则，天天带领全连战士刻苦训练，锤炼战斗本领，为即将到来的起义做好充分准备。

1927年12月4日，叶镛在黄花岗参加了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召集的秘密会议，参会人员包括教导团200多名革命积极分子。会议明确了广州起义的重大意义与教导团所肩负的核心战斗任务，统一了思想与行动。会后，叶镛立即返回所属部队，秘密传达会议精神，紧锣密鼓地推进起义准备工作，排查武器装备、制定作战方案、动员战士士气。起义前夕，张太雷等领导人又分头召开军事会议，召集教导团、警卫团的革命官兵代表与广州工人赤卫队指挥员共同参会，详细部署武装起义的战斗计划。12月10日，叶挺受党中央委派，从香港秘密赶来广州，担任起义总指挥部总指挥。他抵达后立即召开参谋团会议，全面了解起义准备情况与作战部署，并正式宣布总指挥部对起义力量的战斗序列与任务分工。叶镛参加了此次会议，明确了所率部队的战斗任务。返回连队后，他于傍晚时分再次秘密召集本连部分骨干战士开会，进行战前动员，详细交待作战任务与注意事项，鼓舞大家的战斗意志。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二时许，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人亲临教导团驻地，正式宣布将教导团改编为红军军官教导团，任命李云鹏为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分别担任第一、二、三营营长。凌晨三时许，起义战斗正式打响，叶镛首先下令行动小组将张发奎派来监视教导团行动的原代团长朱勉芳就地正法，同时逮捕关押了原第一、三营营长等反动军官，彻底清除了部队内部的反革命隐患。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就此爆发！叶镛亲自率领第一营战士，如离弦之箭般冲向敌人在广州市中心的核心据点——公安局。在工人赤卫队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半小时的激烈激战，于天明时分成功攻克公安局及保安大队，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砸开监狱大门，救出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800多人。与此同时，其他起义部队也相继攻下观音山等重要据点，起义取得初步胜利。11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开创了中国城市苏维埃政权的先河。

然而，反革命势力绝不会甘心失败。各路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迅速纠集在一起，向广州城发动疯狂反扑，敌我力量对比愈发悬殊。12月13日早晨，叶镛奉命率领第一营阻击向起义总指挥部扑来的敌军主力，在四牌楼一带与敌人遭遇，双方展开惨烈的巷战。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起义部队于下午成功控制四牌楼东西两侧阵地，但观音山制高点已于当日下午被敌军攻占。观音山的失守使起义部队失去了整个广州城的战略屏障与制高点，继续坚守广州已无可能。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起义总指挥部果断决定撤出广州。13日晚上，叶镛率领第一营随起义部队撤退到沙河一带，随后连夜兼程向花县方向转移。12月16日，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及工人赤卫队保存下来的队伍共计1000余人在花县集结，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叶镛被任命为师长，袁裕担任党代表，王侃予出任政治部主任，唐维担任党的师委书记。

担任红四师师长后，叶镛深感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也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通过参加广州起义的浴血奋战，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与理想信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随后在唐维等人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红四师改编完成后，根据党组织的部署，决定向东江地区进军。当时东江的部分地区已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由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工农红军第二师（简称红二师），在中共东江特委与彭湃、董朗等领导下，正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1月，叶镛率领红四师历经艰难险阻，途经龙门、河源、紫金等县，成功抵达海丰县城，与红二师胜利会师。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合，极大地壮大了东江地区的革命力量，为后续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二、四师会师后，中共东江特委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深入讨论东江暴动计划，决定兵分两路向周边地区发展：一路由彭湃、叶镛指挥红四师两个团，向陆丰、普宁方向推进，发动武装暴动；另一路由董朗指挥红二师两个团，向紫金、五华方向进军，扩大革命根据地。当时，海陆丰地区因“二八事件”（又称“白旗会叛乱”），局势异常复杂——逃匿于惠来、陆丰交界的海陆丰保安队残余分子勾结当地地主武装，在陆丰北湖等地发动暴乱，并乘虚占据陆丰县城，组建反动武装“白旗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按照东江暴动计划，彭湃、叶镛率领红四师两个团火速赶赴陆丰，全力围剿“白旗会”匪徒。

红四师抵达陆丰县城时，“白旗会”匪徒闻风丧胆，不战自退逃往博美镇。叶镛随即命令部队乘胜追击，派出一部兵力攻进反动派盘踞的上埔乡，俘虏了数十名受骗参加反动组织的农民（后经教育释放）。1月16日，红四师主力部队在当地农民赤卫队的密切配合下，对盘踞博美的“白旗会”匪徒展开围歼战，成功击溃这股反动武装。此后，红四师乘胜追击，先后攻克陆丰南塘、甲子镇及惠来百岭等地的地主武装据点，沉重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但在连续作战中，红四师也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部队减员严重。

1月下旬，彭湃、叶镛率领红四师经百岭、五福田进入普宁县境，在赤水村集结休整后，兵分两路向昌寮和果陇的地主民团发起进攻。2月3日，红四师成功攻克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陇，使陆丰与普宁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拓展。2月6日，部队又顺利攻下和尚寮据点。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在红四师的协助与支持下，普宁县苏维埃政权正式成立，当地革命形势焕然一新。2月中下旬，红四师继续扩大战果，先后攻下葵潭等地，但由于部队连日作战，人员伤亡与弹药消耗极大，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叶镛遂决定率部退入普宁大南山地区进行休整，补充兵源与物资。

此时，国民党桂系军阀内部纷争暂告平息，开始调集重兵对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红二师在董朗率领下与敌军展开殊死激战，终因敌强我弱，于3月21日被迫退至惠来，与红四师会合。两支红军部队会合后，立即联合发起进攻，成功攻克惠来县城，成立了惠来县苏维埃政府。随后，红二、四师遵照广东省委的指示，在彭湃、叶镛、董朗的统一指挥下，分路向普宁、潮阳方向发展暴动，试图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敌军兵力强盛，防线严密，部队向普宁、潮阳的发展受阻，被迫退回惠来盐岭一带坚守。

1928年4月上旬，中共东江特委与红二、四师主要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就后续作战方向展开激烈讨论。叶镛、董朗等军事指挥员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部队不应再盲目攻城夺地，而应向粤赣边界转移，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然而，东江特委的部分同志未能认清形势，坚持要求部队回师海陆丰，恢复已失陷的红色政权。4月8日晚上，部队在盐岭地区突然遭到敌军袭击，叶镛、董朗临危不乱，沉着指挥部队迅速撤退，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此后，部队辗转退回到海陆丰地区，在西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敌人展开周旋。

4月30日，广东省委派赵自选抵达海陆丰，与海丰县委及红二、四师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强行决定反攻海丰县城的计划。叶镛等同志虽明确表示反对这一不符合实际的作战计划，但为了维护党的统一领导，仍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积极部署反攻准备工作。5月3日凌晨3时，叶镛高举驳壳枪，打响了反攻海丰县城的第一枪，“五三兵暴”正式爆发。红四师官兵与梅陇、赤石的农民赤卫队奋勇当先，从西门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起义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冲进县监狱，成功解救出1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另一路冒着密集炮火，猛攻敌人驻海丰县城的第十六师师部，毙敌10余名，缴获机枪2挺。但敌军很快组织大规模反击，凭借优势兵力与精良装备对起义部队展开围剿，起义部队被迫边战边退，最终撤出海丰县城，反攻战役失利。此后，叶镛率领红四师余部撤退到海丰埔仔峒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活动，埔仔峒浮潭村的黄氏宗祠成为红四师师部所在地，成为红军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随着敌人“围剿”日益加紧，革命环境愈发险恶，红军部队被迫分散开展游击斗争。1928年6月17日，叶镛带领红四师余部在海丰白木洋地区遭到敌军重兵夹击。当时，叶镛因连日艰苦转战，饮食不继，患上严重的疟疾（另有史料记载为痢疾），身体极度虚弱，面容憔悴苍白，腿脚乏力，举步维艰，无法随队突围。战士们心急如焚，迅速扎起一副简易担架，强行将叶镛抬上担架撤离。在撤退途中，敌军追兵紧随其后，枪声越来越密集，担架前的一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鲜血染红了路旁的青草。叶镛目睹战友为保护自己而牺牲，悲痛万分，声嘶力竭地命令战士们：“你们别管我，死了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你们赶紧冲出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指战员们心如刀割，但在叶镛的反复催促下，只得含泪告别师长，继续突围。

战士们撤离后不久，敌军便如狼似虎般扑来，躲藏在茅山草寮中的叶镛不幸被敌人发现逮捕，随后被押往海丰梅陇关押，次日又被解送至海丰县城第十六师师部邀功请赏。在狱中，敌人对叶镛施以各种残酷的严刑拷打，同时动用高官厚禄进行威逼利诱，妄图迫使他屈服，并命令残余红军投降。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叶镛始终坚贞不屈，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所有无理要求，怒斥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展现了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与崇高的革命气节。敌人的阴谋诡计最终未能得逞，遂于不久后将叶镛残忍杀害。这位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红军师长，牺牲时年仅29岁。

   叶镛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一生。从黄埔军校的热血学员，到西征路上的英勇连长，再到广州起义的杰出指挥员、红四师的铁血师长，他始终坚守革命信仰，在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勇往直前，用青春与生命践行了对党的绝对忠诚。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气节，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