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魂耀东江 ——缅怀庄卓堆烈士

戴镜兵 · 发表于 1 小时前

忠魂耀东江

——缅怀庄卓堆烈士

◎戴镜兵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璀璨星辰，穿透历史的烟尘，照亮后辈回望的天空。庄卓堆，这位镌刻在东江革命史册上的英烈，以二十四载短暂却如烈火般炽热的生命，在海陆丰的红土地上、在惠阳的群山间，书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让“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誓言，化作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庄卓堆的革命初心，始于陆丰上英公社浮头村那片孕育希望的田野。他出生于一户普通农家，曾祖父庄思聪虽为清代监生官州同，却未给家族留下奢靡的习气，反而让他自小懂得劳作的艰辛与民生的疾苦。更幸运的是，浮头村是陆丰县最早成立农会的地方——当“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村口老榕树下响起，当农会会员们为争取权益奔走相告时，年幼的庄卓堆便在心中埋下了“改变苦难”的种子。后来，他考入海丰五坡岭陆安师范附属高小，又转入陆安师范，在课堂上接触到新思想，在与进步师生的交流中看清时代的方向，那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长成了“为革命奋斗”的坚定信念。

1925年的东江大地，正被革命的浪潮席卷。2月，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发起第一次东征，锋芒直指陈炯明的反动势力。当东征军的号角传到浮头村时，庄卓堆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熟悉家乡的每一条田埂、每一片山林，便带着农会的乡亲们为东征军引路、传递情报；他知道部队粮草紧张，便组织村民们连夜舂米、赶制干粮，将物资悄悄送到军营。可革命的道路从非坦途，陈炯明部队溃败途经浮头村时，竟疯狂抢掠村民财物，还放火烧毁房屋，混乱中，庄卓堆被敌人抓走，关在阴暗的柴房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咬紧牙关，未曾吐露半个与农会、与东征军相关的字——他心中清楚，自己守护的不仅是个人的尊严，更是乡亲们对革命的信任。直到10月国民革命军发起第二次东征，彻底瓦解陈炯明军事集团，陈炯明流亡香港后，庄卓堆才得以重见天日。

重获自由的庄卓堆，革命热情愈发高涨。在党的海陆丰特支、海陆丰地委领导下，他积极投身农民运动，看着一个个乡农会相继成立，看着农民们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谈判，他更加坚信“革命能救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发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号召。同年9月，广东省委决定在惠州、汕头、梅州、河源、汕尾等地设立东江特委，统一领导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这片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土地，成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战场。11月，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庄卓堆在这一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报名参加了浮头村赤卫队。从此，他既是地下党员，秘密联络进步群众；又是赤卫队员，扛着土枪保卫苏维埃政权，在土地革命的洪流中，尽情释放着自己的力量。

1928年1月，在彭湃主持下，东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海陆丰召开，庄卓堆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东江特委财经兼文书。这个职位看似没有冲锋陷阵的壮烈，却肩负着革命的“生命线”——筹措经费时，他要冒着风险穿梭在各个根据地之间，向开明绅士募捐，从商户中筹集物资，有时为了凑齐一批药品，要在山林里跋涉好几天；管理物资时，他一丝不苟，每一粒粮食、每一块银元都登记在册，确保优先供应前线战士；起草文件时，他常常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会议记录要字迹工整、内容完整，宣传材料要通俗易懂、能鼓舞人心，就连一张废弃的文稿，他都会仔细收好烧毁，防止泄露机密。那段时间里，他与亲叔庄武、堂叔庄毅并肩作战，三人既是亲人，更是战友，在特委的办公室里，他们一起讨论工作方案；在根据地的田埂上，他们一起向农民宣传政策；在与南昌起义部队余部（改编为红二师）、广州起义部队余部（红四师）合作时，他们一起为游击战争出谋划策。很快，海陆丰、大南山、八乡山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开辟，成为中央苏区外围的重要支撑，而庄卓堆的汗水，早已融入了这些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

可敌人不会坐视革命力量壮大。1928年春，反动军队调集重兵进攻海陆丰，黑压压的敌军如同蝗虫般越过田埂，陆丰城很快失陷。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庄梦祥、吴祖荣、姜英毅等被迫撤往浮头村，再向海丰大湖方向转移。此时，庄卓堆主动请缨，与浮头村赤卫队队长庄洪欣、队员庄武、庄毅等十几位同志留下来打掩护。他们利用家乡的地形，在稻田里埋设土雷，在山林间设置埋伏，每当敌人靠近，便开枪吸引火力，待敌人追来，又迅速转移——就这样，他们一次次将敌人引向歧路，为大部队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十几天后，县大队人马安全抵达海丰大湖，庄卓堆等人仍坚守在浮头村，直到三月底，敌人在当地反动分子的带领下摸清了他们的位置，他们才被迫退守大湖。可此时的大湖已陷入险境，隔河以北从海口乡起，都被敌人占领，他们只能在河边的芦苇荡里隐蔽，靠挖野菜、捕鱼充饥，却始终没有放弃战斗的念头。四月下旬，驻海陆丰的敌人联合地主武装大举进犯大湖，子弹如雨点般落在芦苇荡里，许多同志为了掩护战友，纵身跳入河中，却被湍急的水流卷走，落海淹死者众多。经此一役，敌人更加疯狂地“围剿”山区根据地，东江大地再次被血色笼罩。

1928年7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不幸失败，庄卓堆在战友的掩护下突出重围，开始了辗转奔波的革命生涯。他先后到过惠阳高潭、多祝、平山、白茫花、平海等地，有时扮成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传递情报；有时装作农民，在田间劳作时与地下党员接头，从未有过片刻停歇。1928年10月，海陆紫特委成立；1929年初，省委派陈郁来海丰参加四县党代会，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当“发动群众、恢复武装斗争”的指示传来，庄卓堆立刻与同志们一起，挖出埋藏在山涧里的枪支，重整赤卫军，让革命的火种在惠阳大地重新燃烧。同年5月，中共海陆惠紫特委为加强惠阳党组织建设，从海陆丰抽调干部支援，庄卓堆主动报名前往。当时驻守惠阳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林振雄部有一千多人，党组织决定“化整为零”，让干部们分散到各区开展工作。11月，庄卓堆又接到新任务：与堂叔庄毅、海丰人马水一起，赴惠阳平海港口镇，策反新驻守该地、从海南岛调来的海军陆战队。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他们在平海取出之前存放在白茫花的药橱、药罐，开了一家小小的医务所——白天，他们为百姓看病，用医术赢得信任；夜晚，他们悄悄与敌军中的进步士兵接触，讲述革命道理。可就在策反工作即将取得进展时，该团部分士兵因军饷问题哗变，敌人怀疑有人暗中煽动，庄卓堆因“形迹可疑”被扣留了一夜。尽管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组织为了他的安全，还是让他返回海陆丰。回到家乡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减租减息”斗争中，后来编入红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成为一名战士，先后参加了陆丰、紫金、公平、高潭、可塘等地的战斗。1929年12月，为使海紫苏区连成一片，四十九团围攻高潭，庄卓堆与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公平、高潭等地的赤卫队也赶来配合，分路打援、正面强攻，经过四个多月的奋战，到1930年4月，海陆惠紫地区重新建立了十多个区苏维埃政权，红色的旗帜再次在东江大地上飘扬。

1930年初，庄卓堆奉命前往惠阳一带，加入东江红军（红十一军），投身游击战争。此时的他，虽不再担任特委文书，却依旧发挥着“联络”的特长——他熟悉惠阳的地形，便负责传递情报，将敌军的布防情况、粮草运输路线及时送到红军指挥部；他善于与群众沟通，便负责转移革命家属和进步人士，将他们从敌人的搜捕网中安全护送到根据地。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30年底，蒋介石对全国苏区发动“围剿”，广东军阀陈济棠积极配合，调集重兵进攻东江苏区。1931年，敌人的“围剿”愈发疯狂：军事上，粤军独立第二师张瑞贵部、第三师李扬敬部联合地方民团，对根据地进行“梳篦式”清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经济上，敌人实行“保甲连坐”和“移民并村”政策，把村民强行赶到指定村落，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还严控粮食、盐、药品等物资流入苏区，让红军战士们常常饿着肚子打仗，受伤的同志只能用草药简单包扎；政治上，敌人推行“自新自首”政策，用金钱诱惑、用家人威胁，逼迫革命者叛变。东江红军虽浴血奋战，多次挫败敌人的进攻，却始终难以摆脱“敌众我寡”的困境。更雪上加霜的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路线传到东江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许多被误指为“AB团”成员的革命同志惨遭迫害，党内人心浮动，革命力量进一步削弱。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庄卓堆依旧没有动摇。他秘密潜伏在惠阳县横沥区炮塘村（现属惠城区水口街道），一边联络失散的战友，一边寻找新的革命机会。可他没有想到，叛徒的出卖会来得如此突然——1931年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国民党反动派就包围了他藏身的茅草屋。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庄卓堆没有丝毫畏惧，他试图反抗，却因寡不敌众被捕。在敌人的审讯室里，鞭子抽在身上，烙铁烫在皮肤上，他却始终昂首挺胸，从未说过一句求饶的话，从未泄露半分党的秘密。敌人知道从他口中得不到任何信息，便残忍地将他杀害。那一年，庄卓堆只有二十四岁，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最美好的年华，却也永远镌刻在了东江人民的心中。

如今，近百年过去了，浮头村的老榕树依旧枝繁叶茂，炮塘村的稻田里早已长满金黄的稻穗，当年庄卓堆走过的山路，如今已修成宽阔的水泥路，当年他守护的“耕者有其田”，早已变成“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可每当我们站在东江边上，望着滔滔江水向东流去，总会想起那个年轻的身影——他曾在油灯下书写革命理想，曾在战场上守护战友，曾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坚守信仰。庄卓堆烈士的一生，如同一束火炬，虽燃烧的时间不长，却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他的精神，如同一颗种子，在东江大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参天大树。

我们不会忘记，是庄卓堆这样的英烈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们更会传承，传承他们“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庄卓堆烈士，您的忠魂永远闪耀在东江上空，您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道路上，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