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0多岁的郑景声是郑志云的过继之子。郑景声说，我的伯父郑志云一共有十兄弟，他排行第二，我父亲郑志豪，排行第六。我们的祖父郑公是名老中医，开了一间叫济和堂的药材铺。清朝年间，我们家族曾获得了文、武状元等好几个功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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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立在我们老家角洲岭村村前的旗杆夹，即功名石，就有七对。当时，凡是家人或族人考中了功名的，都会在自家的宗祠前树立大旗，以示青史留名、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之举。清末，我们一家从角洲岭迁往海城居住。

郑志云烈士与抗战时期被誉为“小彭湃”的海陆丰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郑重同志的祖籍同是海丰角洲岭村。

​​ 郑志云与郑重的爷爷是堂兄弟，他们的家人于清末年间先后分别迁居海丰和汕尾，两位革命老前辈的祖居仅一墙之隔。

郑重同志为家乡题下的亲笔字：

​ 1901年，郑志云出生于海丰县赤坑镇角洲岭村，3岁时，迁往海城龙津溪畔的"宫后郑"(即"七圣宫"后)居住，到了他的父亲这代人已是家道中落，生活困难，郑志云靠父亲和伯父当挑夫供他上学。17岁那年，郑志云考上了海丰中学，第二年即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

​​ 郑志云、林甦、陈魁亚等成了活跃分子、进步学生，他们发动、组织学生成立联合会。不久，收到彭湃从日本寄回“毋忘国耻”四个字的血书和一封信，郑志云看后热血沸腾，将这四个字的血书张贴在学校，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启蒙民众、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

​ 1921年9月，郑志云在彭湃支持下，以海丰学生联合会名义创办《新海丰》杂志。他写了一篇题目叫《敬告读者》的文章，在《新海丰》第一期刊登。

​​ 这是一篇针对有人提出“旧问题不必再讨论”的笼统看法提出他的理由进行反驳的文章——郑志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我拿本刊稿子将付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们所讨论的问题，多是人家已经讨论过的了”。

​​ 他的意思，好象嫌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多是陈旧的和无当用似的。我初听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头觉得“爽然自失”。自思如果象某君这样说，那么，我们岂不是空费了许多纸，读者岂不是空费了许多时间吗？

​​ 既而思之，才知道某君所说的话：（一）是不明现时思想界的潮流，（二）是不懂我们海丰地方的情况的。这段话看似简单，其实在长期封闭保守、思想缺乏进化的国民来说，看问题容易人云亦云，或只看表面，缺乏自已的判断力，或迷糊笼统地认为，更不乏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人们这一短视，混淆是非、迷惑人心。

​​ 从而，要在他们当中说明一个道理，或加以反驳，是没那么简单的。这就需要讲道者既要思维清晰、逻辑性强，又要运用浅白的语言、恰当的比如，甚至苦口婆心来启蒙，或论证。

​​ 当时，针对这种类似的诸多是非不分，或无知之说、或为了维护自已的利益不惜颠倒黑白，以愚惑民众的言论之现象，引起了知识界许多思想进步者的重视，涌现了一批“讲道者”，彭湃是首当其冲，他们除了写文章抨击社会现状、阐述自已的观点等之外，彭湃还另用民谣、地方戏曲、快版、歌词等多种形式写成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文字，向他们“普法”、揭示真理，以期唤醒广大民众的意识和觉悟。而郑志云、钟贻谋、李国珍、蔡学贤、蔡家邦、陈修、马醒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 郑志云接着说，凡一个问题，他的本身，是没有新旧的分别的……新的问题，我们固然要加以研究和讨论，旧的问题——即已经研究和解释过的——我们也要存一种怀疑、批评和证明的观念。

​​ 因为古来一切的思想学术和重要的问题，古人常常因为研究不得法的缘故，他的解释也常犯着错误；这种问题，我们如果说“那是旧的，人家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不必再谈了”，这岂不是犯了盲从的毛病？……我们海丰地方，位置偏僻，对于世界新潮流的输入很难，有些问题，在文明地方已经讨论过了的，在海丰地方或觉得还是新的。

​​ 比方留声机和电灯，在欧美各国已经发明了好久，欧美人早已不承认他是新产物了，但在海丰地方的一班人的感觉中，还有“惊奇怪异莫明其妙”的心理。这种事物的问题，我们如果说是旧的不当再拿来讨论，那岂不是知有欧美，却不知有海丰吗？

​​ 我们把新文化叫做新潮流，就是潮流于某一刹那间，在某地现波澜起伏的象，于第二刹那间就变做第二个地方的新潮流；但对于第一个地方而言，此种潮流却是旧的了。文化运动的形状，也是这样的……凡一个问题，如果不仅是时代的问题，我们不必问他是新的，还是旧的。

​​ 我们只当问：他的研究和解释，是否完全合理；如果他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当他做新的问题，重来再研究一下……明白了这两层意义，就可以明白“新海丰”的真相了。也可以明白研究问题的原理了。

​​ 还有一层，我们对于旧的问题，固然不可因为他是旧就生出厌恶心；对于新的问题——象社会主义等——也不可因为他是新，就生出惊异心。因为我已经说过，凡一个问题，他的本身是没有新旧的绝对本性的，不过随时地和心理的不同，而异其认识的程度的……

​​ 看，他针对“你们所讨论的问题，多是人家已经讨论过的了”这一言下之意已是“过时旧帐”的说法，一边分析一边反驳，有理有据，再佐以例子，生动说明，比喻恰当。如果没有清醒的意识和理论的功底，是无法如此指点迷津的。

​​ 郑志云在当时的《新海丰》发表了好几篇类似的、优秀的“启蒙之文”。他和上述提到的钟贻谋、李国珍、蔡学贤等知识分子，在当时不啻为天空上闪耀的群星，照亮、清明了那个昏暗愚昧的年代。如今，再度阅读他们的文章，仍感觉震耳发聩、不为过时。

​ 郑志云中学毕业之后，曾到广州当小学老师，任教不久，被彭湃同志召回海丰，成为彭湃开展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他积极投入，四处奔波，也曾回到家乡角洲岭村，发动乡亲们参加农运。

​​ 1922年，郑志云任陈潮学校校长。1924年入党，后成为中共海丰支部组织委员。1925年秋，中共海丰特支改为海丰地委，他出任组织委员、代理书记。第二年8月12日，海丰县召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郑志云在大会上作关于海丰县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的报告。

​​ 由于彭湃、郑志云等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声势浩大、影响广，受到广东省农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特别表彰，并吸引了广州农讲所第六届300余名学员专程到海丰参观学习，由此荣获“小莫斯科”的美称。

​​ 当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海陆丰两县党员发展到4000人，占当时全国共产党员的7%，常备农军400人，后备力量1000余人，为日后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变和继续发展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打下了一个较为牢固的基础。

​​ 1927年，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张善铭(地委书记)、郑志云、吴振民等一致决定举行武装起义。5月1日凌晨，第一次海陆丰武装暴动取得胜利，海丰、陆丰分别成立临时人民政府，郑志云当选为海丰县人民政府委员。

​​ 同年秋，中共海丰地委改组，成立海陆丰县委，他仍任组织委员。在郑志云等人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相继举行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之后，海陆丰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普遍开展土地改革，创建苏维埃政府，组成各级人民政权；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

​​ 当时，海丰全境，陆丰除一个乡外，均属苏维埃政权管辖之下，两县共有人口七十余万。1928年1月3日，东江特委在海丰县城召开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潮阳、惠来等县代表。

​​ 彭湃在大会上作了《土地问题》等报告，郑志云作了《海陆丰斗争经过经验及前途》的报告。郑志云参加和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在大大小小的作战中，展现了他作为武将之才；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行土地改革等工作过程中，亦充分体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工作魄力，见证了他所做出的诸多政绩和重大贡献。

​​ 在彭湃率红四师向潮普惠进军时，郑志云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后来，据彭湃通知将东江特委机关迁往惠来。1928年6月，东江特委和潮梅特委合并，郑志云仍任东江特委委员，和彭湃一同在大南山坚持反“围剿”战争。9月，郑志云在惠来被敌军包围，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年仅27岁。

​​ 郑景声说，我二伯牺牲后，留下一双儿女，女儿郑冰，儿子潭孙，其父牺牲后，两人生活无着落，从此由我父亲照顾、抚养成人。潭孙于解放前参加人民海军。1953年，他不幸因病过世。

​​ 之后，其姐郑冰向她的六叔，即我的父亲郑志豪请求，希望他的三儿子景声，就是我过继给他们二房，以续这一支血脉的香火，得到我父亲的同意。我就这样过继给我的二伯父郑志云当儿子，使他的灵牌有了归宿，我年年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