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 为什么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呢？

315386765

聊聊 为什么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呢？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的扩大也跟资本市场有关，而由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差距表象对社会不是坏事， 而是积极的事。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又对比一下。在缺乏资本市场的社会里，说“张三很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且积攒下来没花掉”，“有 钱”、“财富”更多指“过去的收入”。毕竟人的生命有限，靠一代人甚至两三代人累积到最后，个人财富、家庭财富最多如前面所说，以“万两银子”计算，不会 以“亿两银子”计算。聊聊 为什么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呢？也就是说，在没有股票市场的社会里，不仅普遍显得没钱，而且即使一个创业者已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马化腾， 河北皮肤病医院 klopeghgn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创业的果实。在过去的世界里，成功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万两银子户”、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 不可能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的诅咒会终止创业者后代的收入流。因此，没有股市的社会里，再有钱的人家也不会离谱地有钱，收入差距有限。可是，股票市场改变了财富数量级。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定的价，从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之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现代公司治理让公司能脱离创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经营下去，使公司的寿命没有明确的上限。于是，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以有2000多亿美元，盖茨20多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同样道理，李彦宏和马化腾都是30多岁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股市让他们不需要等几十年、几代才能实现创业的果实，而是现在就能把公司的未来变现。以马化腾为例，从2004年到2011年，腾讯的利润分别为4.4亿、4.8亿、10.6亿、15.6亿、27.8亿、52.2亿、81亿和120亿。马化腾持有腾讯14%的股权，假如2004年至今腾讯没有在香港上市， 也就是说还没办法对腾讯未来做定价。那么，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只能通过过去的收入体现，亦即大约等于过去这些年腾讯的利润总和乘以14%，也就是43.8亿 元。这里，我们当然是假定即使腾讯没上市，其利润也如2004年上市后的一样，这一假定在现实中难以成立，但我们不妨以这个为基础计算马化腾的个人财富 （尽管这明显是高估了）。由此知道，如果腾讯还没上市，马化腾最多只有43.8亿，这虽然也是巨大的财富，但远远低于他今天近600亿港币的个人财富，这 近600亿港币的财富来源于股票市场对腾讯未来的定价。这说明，虽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企业与个人都有未来收入预期，但以前没有资本市场，没办法对未来收入预期做定价，也没办法把未来收入转变成今天就能算数、就能花的财富，因此，过去即使张三创业成功，有很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由 此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亿万富翁，部分是资本市场所致，因资本市场对未来做定价而来，是资本市场量化了未来收入预期才有了那么多的亿万富翁，而不是因为企业 家、资本家更贪婪或更剥削的结果。对于由资本市场带来的这种财富差距幻觉，政策和法律层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应，因为过去和现今社会都有未来收入预期，只是 一个没对这些定价，另一个对此进行了定价。挑战在哪里？收 入差距、财富差距在恶化，这是现实，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致背景。恶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为全球化提供了基础，而全 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赢者通吃”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延伸，这样，有能力的群体成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财富；而规模化商业模式一方面 造就一批新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将许多传统夫妻店挤出，让众多资产阶级加入工薪大军。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往两个极端分化。但 这些因素跟贪婪、剥削没关系，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去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去阻挡全球化。河北皮肤病医院 klopeghgn因为抑制革新的动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励都会逆转人类社会的进程。各 国政府可以做的是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运或者天生人力资本不足的人有体面生活的机会。激励上升通道、保障底层是上策。除此之 外，强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是应对现代经济现实的良策。在国家层面如此，在个人层面更是如此，人力资本的价值高于任何时代。前面谈到的是全球经济现实，就中国而言，收入差距的恶化显然还有其它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在中国，三座大山造成了权力关系对收入机会分配的决定作用：第一，国有资产的垄断地位，包括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的地位、国家对银行以及其它金融资源的垄断、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政府集中拥有这些资源后权力关系的价值就高，权力支持谁发展谁就能发大财，否则寸步难行；第二，各行各业都充满行政审批，行政管制无微不至，从餐饮、零售到制造业、互联网、电信、能源、金融、银行、基金等， 得不到审批就无法开业或扩张；第三，征税权不受制约，名义上征税是为了转移支付、为了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财政透明监督的背景下，征税不仅没实现应有的转移 支付，反而把更多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给形象工程提供了更多资金。这些形象工程不仅让资金错配，社会就业被抑制，还让拥有权力关系的群体得到更多超大 项目。在任何国家，政府权力都可以扭曲不同群体的收入机会。但是，当政府不垄断金融资 源、企业以私有为主、征税权受到制约、行政管制不是无孔不入时，权力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价值，掌握权力或接近权力的人不见得能轻易成为亿万富翁，行贿的动力 不大，权力就不会是扭曲收入分配的主因。相反，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方面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另一方面各类资源、国民收入和审批权又都掌握在政府权力手中， 那么，真的是政府想让谁成为富翁，他就能成为富翁。在中国，“赢者通吃”也是越来越显 著的现象，只是决定“赢者”的第一要素是权力关系，而不是现代技术、全球化或者规模化商业模式。即使有好的商业模式或者现代技术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如果没 有权力关系，你未必能成为富翁。有意思的是，国有银行、国有资产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权力价值的经济基础，现代商业模式使权力关系的经济价值上升几个数量 级，而资本市场给权力关系变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当下就能变现。因此，在规模化商业模式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帮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国独 特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