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级官员出书“教人做爱”引争议曾遭老母狠骂

小阳光 · 发表于 2011-7-5 17:50:43

作为学者，他撰著科普读物，不料被称之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出书教人做爱”，惹得他被80多岁的老母亲狠骂。

　　作为官员，他倡导举办性文化节，却又被质疑“性很热，文化很冷”，此声甚嚣尘上、经年不绝。
　　讽之者视其“有失官仪”——身为正厅级官员，他时有诸如“两腿之间无小事”之类的惊人之语，并有给省领导送安全套的“雷人”之举，更有给广东丹霞山风景区的阳元石戴上巨大安全套的“不靠谱”倡议。
　　赞之者认为他称职务实、开拓创新，是时下中国官场最稀缺的官员。就连外国媒体也跑来凑热闹，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评价称：这是中国官员罕见地在性问题上表现出如此坦率。
　　坦诚率真恰是他的性情，也是他的为官哲学——“做官做成‘官圆’，还有什么意思？”　
　　虽身处风口浪尖，却宠辱不惊，亦淡定从容。这就是张枫，现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公众眼中的“个性官员”。
　　性学讲座开上“大雅之堂”
　　张枫祖籍江苏，生于广东，是典型的南下干部后代。初中毕业后做过知青，当过兵，干过工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养成了他爽朗风趣的性格，坦荡包容的胸襟。
　　在部队，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在工厂，张枫26岁被民选为车间主任，30岁时本是厂长的热门人选，却主动放弃，原因是“感觉到文化知识水平更重要”而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
　　一年后，张枫如愿以偿地考入云南省委党校。
　　毕业后，张枫遵循父母的意愿回到广州工作，却“阴差阳错”地进了“让男同志说起工作单位就脸红”的省计生委。由于笔耕不辍，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领导的注意，不久便被任命为《南方人口》杂志副总编、《广东人口报》社长，又兼任全国第一家性科普刊物《人之初》的主编。3年间，杂志发行量从40多万份激增至98万份，名扬全国。他本人也因表现出色平步青云，直到掌舵全省的人口计生工作。
　　“我最自豪的就是，从事人口计生工作和性教育工作20年来，广东少生了3000万人，为广东的发展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面对记者，张枫如此评价自己的本职工作。
　　讲课是张枫的副业之一。作为中山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行政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张枫多次前往这些学府举办讲座。“我很愿意和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交流这个话题，因为他们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他甚至主动交代自己十八九岁当兵时因梦遗在被单上“画地图”、规劝初中生不要当街拥吻被骂“神经病”等“糗事”。　
　　高校不是张枫唯一的课堂，大学生也不是他唯一的听众。广东一位省领导说张枫是“广东最大学校的校长”，因为遍布市、县、镇、村的婚育学校正是他所在的人口计生部门面向群众宣传婚育知识及开展性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正是在他的力推之下，大型性学报告会第一个走进省政府礼堂、广东科学馆、广州军区礼堂等“大雅之堂”。“那些听讲的干部开始还正襟危坐，后来都拿笔做记录。”1991年以来，张枫先后在广东省内外讲学近400场次。
　　之所以如此执著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性教育、性文化，张枫认为，家庭教育方面，父母极力避免对孩子谈性，怕谈性会误导孩子们早恋甚至过早地性接触；学校教育方面，90%的中小学教师因为“怕被误会”，不愿主动传授学生性知识；而一些成年人如农村妇女也不注意自我保护，60%患有妇科病。他也呼吁媒体不要过度地关注名人性绯闻、“艾滋女”等新闻，而是要负责任地引导大家的趣味。“我去香港演讲一个半小时，当地新闻媒体对核心内容没怎么提，标题出来是内地专家教怎么造人、性高潮受孕孩子最聪明。”
　　现在虽被誉为“广东性学第一人”，又时常出书教人“性养生”，但他面对第一个“推广对象”时也曾吃力费劲。
　　这个“推广对象”就是他的妻子。
　　“我老婆比较保守”。张枫笑言，1997年，我出第一本性学专著《夫妻性百问》时，就给她看过，她居然把书稿藏了起来不给我发表，理由是我不该写这种书，她怕同事笑话。我给她做思想工作说，这本书用途很大！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从5个方面为她论述“两腿之间无小事”的道理：第一，可以教人避孕，就是“少生”，这是计生国策！第二，可以教人如何“优生”，提高中华民族的出生人口素质；第三，可以防病，关系到中国人口安全；第四，可以促进夫妻生活和谐，家庭和睦，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第五，关注青少年早恋、早孕，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最后，老婆被我说服了，终于把书稿拿了出来。
　　“在没有从事计生工作之前，我骨子里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但现在观念改变了。既然回避不了它，那就面对它。”张枫说，将性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让大家树立正确的性观念，社会就会非常正常、自然地对待性，就如对待其他事物一样。

　　惊世骇俗“性文化节”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性学的重要发源地。像上世纪初期的“性学第一人”、最早倡导计划生育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就是广东饶平人。　　虽然具备“性文化”传播的土壤，但历史终究不能替代现实。　　找到一个载体，实现“让全社会都能科学严肃地认识性、大大方方地谈论性”，这看似普通的心愿，却曾是张枫多年难圆的梦。

　　直至举办性文化节，才终于使他的理想照进现实。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缘于张枫和同僚的一次“抬杠”。　　“当年，原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根据领导指示搞‘文化大省’，我当众批评说：‘文化大省建设，从领导报告到典型材料，没有一个敢提夜晚的文化！’曹淳亮也认可‘存在即合理’，但他反过来将我一军：‘我不敢提，你敢吗？’”说起这段故事，张枫至今仍颇感得意：“我当然敢，而且敢搞性文化节，还要搞得轰轰烈烈，让夜晚文化亮起来。”　　在张枫看来，广东要成为文化大省，自然要包含着性文化。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夫妻双方又是家庭的成员。有了性和谐便有夫妻的和谐；夫妻和谐便有家庭的和谐；家庭和谐便有社会的和谐。因此，性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虽说嘴上豪气干云，但张枫做起事来却绝不鲁莽。他相信，矫枉须过正。他同样不怀疑，众口可铄金。　　经过精心筹划，2003年，第一届广东省性文化节开幕。　　开幕日选得颇为讨巧——在当年世界艾滋病日前一天，主题是“引导公众警惕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提倡性道德”。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张枫事先已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有所预计，但影响之大依然出乎他的意料。　　一言蔽之，称得上“惊世骇俗、轰动全国”。　　原以为能来两三万人就不错了，没想到一下子来了十几万人；原以为“新闻不出广东”，没想到在全国引发热议；原以为舆论会一边倒地进行批判，没想到拍手叫好、支持撑腰者也不乏其众。　　舆论集中批评的焦点，是“性很火爆、文化很冷”；大众广泛质疑的现象，是性文化节更像是借“文化”为幌子进行的性用品展销会。　　作为性文化节的倡导者，张枫表示“不怕批评”，因为“理越辩越明”。“我们希望举办性文化节能扬长避短，既可在寓教于乐中接受科学的性知识，也能从潜移默化中改变陈旧的性观念。”张枫说。因此，对于性放纵等“超时尚”的弄潮者，性文化节会通过图片展、实物标本对这些有害健康、亵渎文明的行为进行有力的警示和劝告。　　让他颇感无奈的是，雷同的批评和质疑竟然能够纵贯8届性文化节，历时8年还在旧调重弹。　　他说，比如有人质疑“性文化节没有文化”，其实，性文化节有25项活动，性与生殖健康用品展销只是其中一项。但是，“很遗憾，媒体对其中的文化活动关注度远不及对情趣内衣秀的关注。”　　的确，循着性文化节的历史，管窥其中，亮点闪烁。　　第一届，性文化节主题是引导公众警惕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提倡性道德。　　第二届，性学专家潘绥铭为500多位政府公务员开讲“性教育”课，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惯例：让顶尖专家为公众进行性科普教育。不少听众如同小学生一样，掏出笔记本一字一句记录。而在这一届性文化节首次大规模亮相的古代性文化展上，新嫁娘的“压箱底”、古代文物隐藏的性崇拜，均让人们大开眼界，感叹“原来古人在性教育方面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五届，性文化节“初会”中学校园，让性学专家与初一学生、家长们互动，两代人同受“性教育”。　　……　　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著名性科普工作者朱嘉铭教授认为，性文化节的举办见证了人们的性观念从保守到逐渐开明的变化。　　尽管批评之声不息，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性文化节符合社情民意。朱嘉铭教授介绍说，在第五届性文化节刚落幕时，山东齐鲁电视台进行了一场题为“性文化节好不好”的80分钟辩论现场直播，34984名电视观众投票中，支持票占61.84%。　　另一个有力的佐证是，中国开始举办性文化节的城市越来越多，而且无不是场面火爆。　　从无到有，再到积极参与举办，性文化节承载的社会意义早已超越了自身短短的8年历史。　　公众态度已从最初的“一片哗然”变成“家常便饭”。对于这种变化，作为性文化节的倡导者和推手，张枫甚感欣慰。

　　启蒙者“枫哥”　　张枫最近一次陷入舆论漩涡，则是出版以他为卡通人物原型、第一人称幽默指点各类性知识的《枫哥说性》系列丛书，被媒体形容为“计生委主任出书教人做爱”，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媒体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评价他“以通俗亲民的风格与读者一起认识性、欣赏性、评论性”，也有人认为他是“不务正业”、以“计生委主任”的身份为噱头推销书。　　毁誉傍身，不易其志。尽管身处风口浪尖，张枫却不愠不火地回应：“普及性知识、传播性文明也是人口计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就是干这行的，怎么能说不务正业呢？”　　其实，这并非张枫第一次著书谈性。

　　早在1997年，他编著的《夫妻性百问》出版后畅销一时，不仅以30多万册的销量使得“洛阳纸贵”，先后6次再版更是次次脱销。　　说起编著这本书的动因，他至今思绪难平。　　上世纪80年代末，粤北山区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一位新娘子在新婚之夜因为没有“见红”，被丈夫误认为不贞，遭到丈夫殴打。新娘子本是守身如玉的，却遭此不白之冤。娘家人愤怒不堪，找上门来，亲家之间展开争斗，继而演变为两个家族村落的械斗，最终引发一场可悲的流血事件……　　这起由性愚昧引发的恶性事件深深触动了正在当地调研的张枫。他开始明白，性愚昧不仅关乎个人幸福，还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而萌发了编著性知识科普读物的念头。　　1998年，该书获得第二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还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纳入推荐书目。自此，张枫一发不可收，又陆续出版了《与青少年朋友说性》、《与新婚夫妇朋友说性》、《性文化建设概论》、《2009广东性学报告》等等，多角度多层次探讨性文化理论和性文化建设。　　由于笔耕不辍以及在专业领域内的贡献，他先后于1999年被中宣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2006年荣获中国人口领域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张枫说，跟专家学者出书立说不一样的是，他的书多联系实际，要搞好计划生育，一要讲政治，二要做科普指导，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我也经常跟专家们打交道，他们认为我这种将科普运用到行政中来，没有中间环节，见效最快。”　　在张枫眼里，很多事情都能归结到“性”这个根子上来：“有性就有孕，有孕就有命，有命就有性。”他说：都说政府要关心老百姓的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我觉得“被窝子”很重要，也需要关心，不能当它不存在。根据调研，一段时间内1万对夫妻登记结婚，同期有4500-5000对闹离婚，其中85%与性有关。很多夫妻以“性格不合”为由离婚，追问到底其实是“性不和谐”。　　他呼吁“饱汉要知饿汉饥”，因为广东有3000多万流动人口，多数是单身或离开配偶，长期缺乏正常的性生活，容易增加犯罪率和性病传播几率。因此应该采取一些人性化的措施，让流动人口尽快融入本地社会。比如在农民工聚居地，以夫妻房、钟点房的形式为一些没有条件的夫妻提供便利。　　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对此评价：这是中国官员罕见地在性问题上表现出如此坦率。　　文　／本刊记者　张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