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焰燃湘粤

——吴振民的革命征程与信仰丰碑

◎戴镜兵

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中，总有一些生命如燎原星火，以短暂却炽热的燃烧，照亮民族解放的征途。吴振民，这位又名阿堂、志卿、吴毅，别号化赤的浙江志士，用30载春秋书写了一曲跨越浙、粤、湘三地的革命壮歌。从钱塘江畔的进步青年到黄埔军校的革命骨干，从海陆丰农运的开拓者到工农革命军的军事领袖，他以坚定的信仰、卓越的胆识和无畏的牺牲，在粤湘大地的革命史册上镌刻下不朽篇章，成为后世永远缅怀的信仰丰碑。

    1898年，吴振民诞生于浙江嵊县城关镇东圃村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父亲以教书为业，虽家境拮据，却始终坚守教育初心，常以家国大义教诲子女，这份朴素的爱国情怀与坚韧品格，如春雨般浸润着年少的吴振民。他自幼聪慧勤勉，酷爱读书，在私塾与中学的求学时光里，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功底，更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中，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苦难与沉沦。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列强环伺、军阀割据，苛捐杂税层层盘剥，浙江大地亦难逃兵荒马乱的阴霾。就在吴振民对家国前途深感迷茫之际，《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如惊雷般闯入他的视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的思想主张，像一束束光穿透黑暗，让他深刻认识到：唯有革命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唯有真理才能指引中国前行的方向。

   中学毕业后，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吴振民毅然告别家乡，辗转萧山、杭州等地投身革命活动。他脱下长衫，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促膝长谈，倾听他们被剥削的苦难诉求；他奔走街头巷尾，参与进步社团的秘密集会，冒着生命危险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这段实践历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的残酷镇压，也见证了民众中蕴藏的巨大觉醒力量，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追随先进政党、投身革命洪流的信念。1924年，经党组织的严格考察与批准，吴振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的人生迎来了全新的转折，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从此踏上了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道路。

1924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吴振民奔赴革命的中心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科。彼时的黄埔军校，作为国民革命的军事摇篮，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周恩来、叶挺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播撒革命火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与军事理论训练相得益彰。吴振民深知这是难得的学习机遇，在军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革命理论，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节选篇章，每一部著作都让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在军事训练场上，他刻苦锤炼军事技能，射击、战术、辎重运输等课程样样名列前茅，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他不仅专注于自身成长，更积极联络志同道合的战友，于当年冬天与周逸群、李劳工、吴明、王伯苓等共产党员秘密组建了“火星社”。这一党的外围组织，如同暗夜中的星火，迅速团结了黄埔军校及广州其他军官学校的大批左派学生，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凝聚进步力量的重要阵地。

   “火星社”成立不久，恰逢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改选。当时军校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反动势力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相互勾结，妄图压制进步力量。吴振民与“火星社”成员审时度势，充分发挥组织优势，积极开展竞选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选举结果揭晓时，当选的执委和候补执委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火星社”成员，而时任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竟意外落选，后经廖仲恺先生力荐，才勉强担任监察委员。这次选举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军校内部的反动势力，彰显了进步力量的蓬勃生机。面对反动分子的刁难与挑衅，吴振民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以坚定的立场和有力的辩驳捍卫革命真理，保护了大批进步学生。1925年1月，在“火星社”的基础上，黄埔军校进步学生公开成立“青年军人社”，推选廖仲恺先生为社长，吴振民等共产党员成为首批骨干成员。为了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团结更多各地革命青年军人，吴振民与周逸群等人倡议，以“青年军人社”为核心，联合广州的粤军讲武堂、湘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等多所军事单位，组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2月1日，“青军会”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成立大会，2000余名会员齐聚一堂，其中黄埔军校学员就有600余人，场面蔚为壮观。会后，吴振民带领会员们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沿途散发革命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陈炯明”的口号，激昂的呼声回荡在广州街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主力的东征军挥师东进，讨伐军阀陈炯明。吴振民奉命加入东征军，被分配到特别党部领导下的宣传队工作。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他身兼二职，既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又是鼓舞士气的宣传员。战斗间隙，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战壕向士兵们宣讲革命道理，激发大家的战斗意志；行军途中，他走进乡村村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群众阐明东征的意义——“打倒陈炯明，才能过上好日子”，发动他们支援前线。他的宣传工作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许多农民主动为东征军送粮食、当向导、抬担架，为东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月27日，东征军攻克海丰，吴振民随周恩来、彭湃等同志一同进入这座饱受军阀蹂躏的县城。3月2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特派员兼黄埔军校政治部驻海丰代表，全面负责当地党务和宣传工作，并协助彭湃培训农民自卫军。当时，陈炯明虽已逃窜，但残余势力仍潜伏各地，溃兵、散械、劣绅、土豪相互勾结，反革命隐患极大。吴振民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镇压反革命与农会》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掌间，溃兵就成整千整万土匪式的逆党军队，来包围农民工人；散械，就成整千整万逆党的利器，来残杀农民工人。”为了肃清反革命残余，巩固革命成果，吴振民与彭湃带领30余名骨干力量，不分昼夜地在海丰各地搜查逆党、追缴枪支。在鹿境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成功收缴了300多支枪械，极大地充实了革命武装力量。在此基础上，吴振民迅速招收80名进步农民，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并于3月16日正式宣布成立海丰农民自卫军，由李劳工担任总队长，吴振民与宛旦平、陈烈等担任分队长。与此同时，农军教练所正式成立，吴振民亲自担任教官，将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海丰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对农军进行严格训练，从队列操练到射击技巧，从战术配合到革命理论，全方位提升农军的战斗力与思想觉悟。这支农民自卫军的建立，标志着海丰农民运动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925年4月1日，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成立，吴振民当选为特支委员。在特支的统一领导下，他全身心投入到农会恢复与发展工作中。他深知农会是革命的群众基础，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农会是始终具有伟大群众力量的革命团体，要继续扩大普遍革命的工作，此时真是一发千钧的紧要关头。”为此，他提出六点重要主张，号召农民忠诚拥护农会、踊跃加入农军、打破旧礼教旧道德、为解放被压迫阶级而奋斗。这些深刻的论述，成为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推动农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同年5月4日，在彭湃、吴振民的率领下，黄埔军校学员、农民自卫军战士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共100余人，前往陆丰考察地方状况，救济苦难农民。当时的陆丰县长徐健行昏庸无能、贪赃枉法，将区长职位当作商品售卖，民间受其苛勒之惨不堪言状。为了替民除害，彭湃、吴振民召集陆丰各界群众召开大会，公开提出“驱逐徐县长，选举新县长”的正义号召。徐健行听闻消息后，仓皇逃窜。随后，在吴振民等人的推动下，刘琴西被推选为新县长，陆丰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发动第二次东征，22日再次攻克海丰，吴振民随军进驻县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共海陆丰地委，吴振民担任军事委员，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地委成立后，立即召开海丰临时农民代表大会，作出恢复全县农民协会、扩建农民自卫军的重要决定。会议任命徐成章为农军大队长，吴振民等为中队长。不久后，徐成章调离海丰，吴振民接任农军大队长一职。此时的海丰农民自卫军，已成为当地唯一的驻防军，肩负着保卫革命成果、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使命。同时，受省港罢工委员会委托，农军还兼任省港罢工纠察队，在汕尾、马宫等沿海口岸实行禁运政策，封锁粮食和农产品运销香港，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运动。

1926年8月12日，海丰全县农民在桥头龙舌铺举行“七五农潮”三周年纪念大会，6万名武装农友身着统一服装、手持武器整齐列队，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300余名学员也专程赶来参加，场面声势浩大、振奋人心。吴振民作为农军领袖，全程参与大会组织工作，并亲自指挥了会后的盛大游行。同日，海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吴振民在会上作了《农军奋斗史》的专题报告，详细回顾了海丰农民自卫军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凭借在农民运动和军事工作中的卓越贡献，吴振民继续当选为海丰县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并在闭幕会上致闭幕词，号召全体农友团结一心，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

   1926年夏秋之际，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大好。然而，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地方反动武装却趁机蠢蠢欲动，妄图破坏革命成果。为了巩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打击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根据海陆丰地委的决定，吴振民与余创之等人率领农民自卫军主动出击，掀起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他们首先攻打陆丰的西山、石崀等地，成功消灭了当地作恶多端的地主武装；随后乘胜追击，镇压了剑门坑、磨刀埔两处的反革命军事叛乱；接着又挥师围打黄埔、上砂庄的反动地方武装，赶走了南塘反动头目罗觉庵。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巩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为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1927年春，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革命乌云笼罩大地。逃匿香港的陈炯明成立“广东讨赤军总司令部”，妄图卷土重来；国民党驻惠州的十八师师长胡谦，公然派兵干涉农会、农军的正常活动；不久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遣党棍苏民望前往海丰，以“检查党务”为幌子，实则进行“清党调查”等阴谋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共海陆丰地委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采取“虚与委蛇、迷惑敌人”的策略，由吴振民出面与苏民望周旋。按照地委部署，海丰所有群众团体暂时挂起国民党招牌，并特意安排苏民望“检阅”了装备不全的农民自卫军，以此麻痹敌人。吴振民充分利用自己与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关系以及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与苏民望展开巧妙周旋。在汕尾中兴旅社的“商谈”中，苏民望误以为吴振民可以被拉拢，主动阐明了“清党”的反动意图，要求他率领农军配合行动。吴振民顺水推舟，满口答应配合“清党”，但提出需要补充武器弹药以增强“清党”实力。苏民望自以为得计，很快便通过军舰从广州运来300多支步枪和一批弹药。这些武器装备不仅没有成为“清党”的工具，反而极大地加强了农军的战斗力，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紧随其后，在广州、汕头等地展开反革命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南粤大地。4月20日，吴振民接到广东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指令农军在海陆丰“清党”的电报后，连夜将电报送往地委紧急会议研究。为了统一指挥东江各县的革命斗争，海陆丰地委当即决定改组为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为赢得应变时间，特委指示吴振民以农军大队长的名义给李济深、胡谦等人复电，假意表示“拥护清党”，成功迷惑了敌人，为武装起义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东江特委果断决定，东江各县于“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武装暴动，并将农民自卫军正式改名为工农救党军。1927年4月30日夜间，夜色如墨，吴振民率领工农救党军兵分几路，对海丰县政府发动突袭。当时海丰县长张治平因前往广州未归，农军迅速控制局面，抓住了同情革命的县政府总务科长彭承助，由他下令县政府的游击队、警察、盐警放下武器。随后，农军顺利收缴了敌军警的所有枪支弹药，并将县府内的反动官吏全部扣押。5月1日，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吴振民等11人被推举为政府委员，海丰人民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由自己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

    然而，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5月7日和9日，国民党惠州、汕头当局分别派出大批反动武装，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海陆丰发动夹击。吴振民指挥工农革命军奋起抵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吴振民果断决定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动撤离县城，退往山区坚持斗争。1927年5月20日，吴振民带领300多名海陆丰工农救党军撤退至陆丰新田，与从普宁、潮阳等地起义后撤来的200多名农军胜利会合。与此同时，刘琴西率领的紫金农军也抵达新田，各地革命力量在此汇聚，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为了统一领导这支汇集粤东各地的革命武装，东江特委在新田召开了东江各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成立惠潮梅工农救党军总指挥部，任命吴振民为总指挥，杨石魂为党代表。部队下辖两个团，同时成立党的前方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鉴于海陆丰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难以长期坚持斗争，决定部队北上武汉，寻找中共中央和彭湃同志，接受统一领导。

1927年5月21日，吴振民率领惠潮梅工农救党军共600余人、400多支枪，从陆丰新田出发，踏上北上征程。部队沿着粤东山区向五华方向挺进，沿途山峦叠嶂、道路崎岖，加之反动势力的严密封锁，行军异常艰难。吴振民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同吃粗米野菜，同睡山林草丛。他不仅要指挥部队行军作战，还要时刻关注战士们的思想动态，每当宿营时，他都会给战士们讲述革命道理，回忆黄埔军校的斗争岁月，描绘革命胜利的美好前景，让大家坚定北上的信念。部队抵达五华后，原本计划在此发展壮大力量，再继续北上武汉。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早已察觉农军的动向，调集大批兵力尾追堵截，五华境内的反动武装也蠢蠢欲动，形成合围之势。吴振民审时度势，深知在五华难以立足，当即决定改变路线，转道江西前往湖南，避开敌人的主力锋芒。这一果断决策，为部队争取了生机，避免了被敌人围歼的危险。

    在向江西转移的过程中，部队多次遭遇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吴振民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沉着指挥、灵活应战，率领战士们奋勇反击，先后粉碎了多股反动势力的围攻。在一次战斗中，农军被反动武装围困在一座山坳中，形势危急。吴振民仔细观察地形后，亲自挑选数十名精干战士组成突击队，趁夜色从山后小路迂回包抄，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同时命令主力部队从正面突围，前后夹击之下，敌人仓皇逃窜，农军成功脱险。一路上，吴振民不仅要应对敌人的军事进攻，还要解决部队的粮草供应问题。他严格要求战士们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哪怕口渴难耐，也绝不随意采摘群众的瓜果。同时，他积极向沿途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许多农民群众被农军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主动为部队送粮食、当向导，有的甚至毅然加入农军队伍，让革命的火种不断壮大。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农军于6月下旬抵达湖南酃县。此时，长沙“马日事变”的余波未平，湖南境内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反动军阀与地主武装相互勾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城乡，环境异常恶劣。吴振民考虑到部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伤病员日渐增多，且对当地地形和敌情不熟悉，若贸然继续北上武汉，极有可能陷入敌人重围。经前委紧急商议，决定部队暂时退至桂东休整，一边补充给养、医治伤员，一边联络当地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再作打算。在桂东期间，吴振民始终没有放松对部队的要求，一方面组织战士们开展军事训练，针对山地作战特点强化射击、伏击等技能，提升部队战斗力；另一方面深入当地农村，与农民群众促膝长谈，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为部队争取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不久后，部队接到消息，粤北汝城聚集了多支工农武装，且地处湘粤赣边界，山高林密，地理位置相对隐蔽，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吴振民与前委成员反复研究后，决定率部开赴汝城，与当地武装会合，壮大革命力量。7月初，农军历经数日行军抵达汝城，与高静山带领的宜章农军近百人、汝城本地工农武装顺利会合，队伍规模扩大至近千人。各路革命力量的汇聚，让汝城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部队远离粤东根据地日久，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直接联系，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缺乏准确了解，长期滞留汝城并非长久之计。为了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争取中央的指示与支持，前委先后派遣林甦、杨石魂、方达史等同志分水陆两路，乔装打扮成商人、小贩，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武汉，向中央报告东江农军的斗争情况与北上历程。

   7月3日，林甦等人历经艰险抵达武汉，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惠潮梅工农救党军的组建背景、转战过程以及当前的处境。中央高度重视东江农军的情况，认为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当即决定派遣陈冬日、武文元前往汝城，接应东江农军前往武汉，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与部署。7月9日，陈冬日、武文元抵达汝城，与吴振民等前委成员会晤，详细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吴振民与战士们得知中央将派人接应的消息后，备受鼓舞，连日来的疲惫与迷茫一扫而空，立即按照中央命令，整顿队伍、清点物资、医治伤员，做好向武汉挺进的各项准备。

   7月中旬，吴振民率领农军从汝城出发，再次踏上前往武汉的征程。沿途经过资兴、永兴等县时，农军严格执行革命政策，每到一处便开牢放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张贴革命标语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许多群众主动为部队送水送粮、修补衣物，不少青年农民更是踊跃参军，让农军队伍不断壮大。7月18日，部队行至衡州（今衡阳）时，突然传来武汉汪精卫政权叛变革命的消息——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在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让农军北上武汉的计划彻底落空，战士们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愤慨之中。

  就在农军进退两难之际，湖南省委和衡州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吴振民等人，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汪精卫叛变的具体情况，并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贺龙、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已抵达江西南昌，正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计划大举攻粤，重建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前委派遣前往武汉的代表也辗转返回衡州，带回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鉴于武汉局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东江农军不必再前往武汉，应立即返回汝城，就地发动武装暴动，占领县城，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与当地工农武装合编，壮大革命力量，配合南昌起义的军事行动。

根据中央指示与湖南省委的建议，吴振民与前委成员迅速调整战略部署，当机立断决定率部返回汝城，执行就地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部队随即掉头南返，克服连日行军的疲劳与反动势力的袭扰，于7月底再次抵达汝城。按照中央的指示，东江农军与汝城、宜章等地的工农武装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任命陈冬日为师长，吴振民为副师长，武文元为参谋长。部队下辖三个团：广东东江农军编为第一团，汝城本地工农武装编为第二团，宜章农军及其他地方武装编为第三团。同时，成立党的临时特委，由任卓宜、陈冬日、吴振民担任委员，统一领导部队的军事行动与地方革命工作，受湖南省委直接指挥。合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兵强马壮，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成为湘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革命武装力量。

   

  吴振民深知，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依靠群众。他与临时特委成员分工协作，深入汝城各区乡，走村串户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向农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纲领，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与财产，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同时，积极建立农会组织和基层苏维埃政权，让农民群众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在部队建设上，吴振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与军事训练，定期组织战士学习革命理论，开展实战化演练，提高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技能。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要求战士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群众一草一木”，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汝城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吴振民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汝城的革命根据地迅速巩固，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许多青年农民踊跃参军，部队规模不断扩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革命的蓬勃发展犹如燎原之火，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与仇视。驻粤北的滇系军阀范石生部，早已对汝城的革命武装虎视眈眈，将其视为心腹大患。范石生部与汝城当地的土匪何其朗相互勾结，形成了围剿工农革命军的反革命联盟。范石生部凭借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优势，从粤北仁化步步紧逼，向汝城方向进犯；何其朗则利用熟悉本地地形的优势，为范石生部充当向导，提供农军的布防情报，企图里应外合，将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一举歼灭。

  1927年8月7日拂晓，天色未亮，晨雾弥漫，汝城县城及农军驻地突然遭到范石生部与何其朗匪部的联合突袭。当时，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刚刚完成合编，正在进行休整与训练，部分战士还在睡梦中，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缺乏足够的防备。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子弹呼啸着穿梭在营地之间，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将农军驻地团团包围，企图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吴振民听到枪声后，立即从睡梦中惊醒，他临危不乱，迅速冲出营房，一面召集部队，一面观察敌情。在看清敌人的进攻态势后，他沉着指挥战斗，果断下达命令：“第一团坚守主阵地，顽强阻击正面进攻的敌人，守住突围通道；第二团、第三团分别向东西两侧突围，撕开敌人的包围圈，到城外山区会合！”

战斗异常激烈，枪林弹雨中，吴振民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警卫员和部分骨干战士奔赴前线最危急的阵地，与战士们并肩作战。他手持步枪，精准射击，接连击毙多名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战士们见副师长冲锋在前，也纷纷奋勇杀敌，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然而，敌人的兵力远超农军，且装备精良，拥有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炮火猛烈，农军渐渐陷入被动局面，伤亡不断增加。在激战过程中，一颗流弹击中了吴振民的腹部，他身负重伤，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装。战士们见状，纷纷想要冲过去营救，却被吴振民厉声制止：“不要管我！革命要紧，你们快突围，保住革命的火种！”他强忍剧痛，用尽力气继续指挥部队调整战术，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组织突围。

在吴振民的顽强指挥与感召下，农军战士们士气高涨，拼死抵抗。第一团战士坚守阵地，用简陋的武器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第二团、第三团战士们奋勇冲杀，成功撕开了敌人的包围圈。然而，吴振民由于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已经无法随部队撤离。他躺在血泊中，望着战士们突围的方向，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0岁。这位从浙江嵊州走出的革命志士，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永远留在了湘南汝城的红土地上，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与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

吴振民牺牲后，突围的农军战士化整为零，在山区坚持游击斗争。不久后，大部分战士辗转返回广东东江地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继承吴振民的遗志，带着他的革命精神，在后来的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东江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振民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一生。从浙江到广州，从海陆丰到湘南，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始终坚守着革命信仰，在白色恐怖中勇毅前行，在武装斗争中冲锋陷阵，在艰难险阻中百折不挠。他是黄埔军校的优秀学子，以勤学苦练练就过硬本领；是海陆丰农军的杰出领袖，以远见卓识推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是工农革命军的卓越将领，以卓越指挥带领部队屡克强敌；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以赤胆忠心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他为海丰农民自卫军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工农武装的合编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革命思想与斗争经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宝贵财富；他的忠诚担当与牺牲精神，成为激励后人奋勇前进的精神旗帜。

   

  如今，百年光阴流转，钱塘江的浪潮依旧澎湃，诉说着他的故乡情怀；海陆丰的红土依旧鲜红，铭记着他的革命足迹；汝城的青山依旧肃穆，镌刻着他的不朽英名。吴振民等革命先烈用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他们的事迹被代代相传，他们的精神被永远铭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不竭的精神动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缅怀吴振民等先烈的丰功伟绩，更应传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续写辉煌。吴振民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行之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奋进，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