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农民运动中的赤山约研究

◎戴镜兵

摘要：赤山约是海陆丰农民运动重要策源地，“六人农会”在此诞生，赤山约农会作为我国早期成熟的基层农会，点燃海陆丰农运星火。本文依托地方红色史料，梳理彭湃在赤山约开展的群众动员、农会创建与斗争实践，剖析赤山约农会的组织架构、斗争策略；记述大革命失败后赤山人民遭遇“二·一四”惨案的白色恐怖，展现赤山群众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接续抗争的革命历程。研究表明，赤山约的革命实践印证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基层农会组织是唤醒农民阶级意识、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载体，赤山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海陆丰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彭湃；赤山约；海陆丰农民运动；农会；红色革命

引言

海陆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典范，彭湃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海丰县城东郊的赤山约，则是这场农民运动的重要发祥地。赤山约下辖二十八个村庄，当地绝大多数农民是饱受地主盘剥的佃农，底层群众生存境遇困苦，具备开展农民运动的社会土壤。1922年彭湃深入赤山约开展宣传发动，从榕树下通俗演讲，到组建“六人农会”，再到成立赤山约农会，革命星火迅速向海陆丰各地扩散。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骇人听闻的“二·一四”惨案，对赤山革命群众展开血腥屠杀，但残酷镇压没有磨灭当地群众的革命意志。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赤山的斗争从未中断，被古大存赞誉为“一支永不褪色的红旗”。梳理赤山约革命史实，能够加深对华南早期农民运动兴起逻辑、组织模式以及革命群众精神特质的理解。

一、赤山约农运兴起的社会背景

赤山约地处海丰县城东郊，分为龙山、屿仔、安东三乡，共二十八个自然村。此地土地高度集中，九成以上农民为佃农，常年以番薯为主食，承受地租、各类苛捐杂税的双重压榨。地主劣绅勾结官府，随意实施加租、吊佃；粪船捐、码头捐等苛税层层加码。普通乡民发生纠纷，还要遭受乡绅、官吏借机勒索。广大贫苦农民缺医少药，子弟大多无力入学，深陷苦难境地。

深重压迫孕育反抗诉求，但封建思想长期禁锢农民思想。在彭湃到来之前，农民虽饱受苦难，却处于分散状态，缺少统一的组织引领，并不懂得团结抗争的力量。乡村矛盾大多交由地主士绅、官府处置，农民往往有理难伸。苦难是革命萌发的基础，可分散的贫苦农民不会自发形成革命力量，需要先进革命者进行思想宣传与组织凝聚，彭湃的到来开启了赤山农民觉醒的历史进程。

二、彭湃在赤山约的动员实践与农会建立

（一）革新宣传方式：大榕树下的群众宣讲

1922年，彭湃辞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职务，全身心投身农民运动。最初下乡宣传时，他身着学生服饰，言语文雅，农民将其误认为下乡收捐的官差，纷纷躲避，宣传工作收效甚微。彭湃反思失败根源：自身服饰、语言和农民存在阶级隔阂，书面化的话语农民难以听懂。于是他换上农民衣衫，头戴竹笠，选择龙山天后宫前的大榕树作为宣传阵地。这里是城乡往来的十字路口，赶集农民往来不息，是开展群众动员的理想地点。

为聚拢群众，彭湃利用留声机吸引乡民，间隙表演魔术、演唱地方戏曲，拉近和农民的距离。演讲抛弃晦涩文辞，诉说农民生活苦难，揭露地主剥削行径，用单根麻线易断、拧成麻绳坚韧不拔的通俗比喻，向农民阐释组织农会、团结斗争的意义。随着宣传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民愿意驻足倾听，为农会的诞生打下思想基础。

（二）六人农会：基层农运的开端

在听演讲的群众当中，赤山农民张妈安深受感召。彭湃敏锐发掘进步农民骨干，邀请张妈安前往得趣书室座谈。随后张妈安联系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1922年7月29日，彭湃与五位赤山农民组建六人农会。

六人农会定下三条原则：组织暂不对外公开，会员团结互助，坚守革命意志不动摇；同时制定严格纪律：坚决完成分配的任务，革命不为谋取钱财，严守革命秘密，被捕之后绝不出卖同志，全体成员庄严宣誓。六人农会规模虽小，却是海陆丰第一个农民革命小团体，标志着赤山农民从被动接受宣传转向主动组建革命组织。

（三）赤山约农会的成立与制度建设

六人农会成立之后，张妈安等人陪同彭湃走遍赤山各村，团结黄凤麟（黄正当）、黄正华、黄妈岁等本地骨干。他们夜间入村演说，调解乡间矛盾，逐步获取农民信任。经过两个多月发动，赤山报名入会的农民达到五百余人。1922年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在龙山天后宫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高楼村黄凤麟担任农会会长。

赤山约农会属于我国早期较为成熟的基层农会，具备章程、宣言、会旗与会员证。会员证印有“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十二字，彰显反对剥削、劳动者团结的宗旨。农会有着规范入会流程：农民本人提交申请，缴纳二角银会费，经过谈话教育之后发放会员证。农会不仅是斗争团体，还承担社会救济职能：创办农民药房，会员就诊免收诊费，药费减半；开办农民夜校，解决农家子弟识字难题；乡间纠纷优先交由农会调解，不再求助劣绅与官府，乡村部分社会权力逐步由地主士绅向农民组织转移。

三、赤山约农会的斗争实践及其历史影响

（一）立足民生，维护农民切身利益

农会立足农民现实苦难，开展一系列斗争。第一，推行“同盟非耕”，针对地主随意加租、吊佃的剥削行为，农会明确规定，地主如果对佃户加租易佃，全体农会会员拒绝承租该地主的土地。依靠集体力量，有效遏制地主肆意压榨。第二，反抗苛捐杂税，针对城里恶霸收取粪船捐、码头捐，农会针锋相对，向过境土豪收取过船费、过路费，迫使恶霸取消苛捐。第三，调解民间矛盾，妥善处理云路乡童养媳溺亡引发的人命纠纷，使农民免于旧习俗带来的巨额勒索。一件件实事让农民切实看到农会的作用，大批农民踊跃加入农会。

（二）六千农民大请愿：阶级斗争走向高潮

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严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海丰地主豪绅成立“粮业维持会”，扬言要用钱财扼杀农会。黄羌佃农余坤等六人反抗地主朱墨加租遭到诬告，法庭屈服地主压力，将六人逮捕收押。危急时刻，赤山约农会会员成为请愿主力，联合周边十二个约共计六千农民在龙舌埔集会。彭湃发表动员演说，黄凤麟代表农民发出斗争宣言。

六千农民冒着大雨奔赴法庭请愿，提出释放被捕农民、鸣炮鼓乐相送、推事向农民道歉三项诉求。在农民强大集体力量威慑之下，法庭被迫释放被捕农民。这次斗争大获全胜，农会威望空前高涨。赤山农民的突出表现，让黄凤麟当选广东省总农会执行委员。海陆丰农运向外辐射，带动紫金、五华、惠阳等地农民运动，推动广东省总农会建立。同时，这次斗争也加深反动势力对赤山群众的仇视，为之后血腥报复埋下隐患。

四、白色恐怖下红旗不倒：从“二·一四”惨案到革命胜利

（一）“二·一四”惨案：反动派的血腥报复

1928年3月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海丰县城，海陆丰苏维埃遭受重挫。占领县城的第四天，也就是农历二月十四，李振球团派兵血洗赤山屿仔八村，制造“二·一四”惨案。敌人焚烧民房，肆意枪杀普通百姓，将一百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押到池坣村池塘边实施集体枪杀，屠杀结束后还用刺刀补刺尸体，池塘被鲜血染红，后人称之为“红塘”。黄妈岁、黄正华等大批农会骨干被捕，受尽酷刑，宁死不泄露党的秘密，慷慨就义。赤山约农会会长黄凤麟外出避难，敌人设下圈套，谎称“湃哥找你”诱捕并残忍杀害了他。1957年《纪念海陆丰苏维埃三十周年专刊》记载，此次惨案共有一百四十多名农会群众被捕枪杀，农运发源地赤山约承受巨大牺牲。

（二）接续奋斗：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赤山

惨烈屠杀没有摧毁赤山的革命根基。1938年，赤山大池村设立地下交通站，距离县城仅三里，坚持斗争十一年未曾暴露，后期发展成为海陆丰两县交通情报总站。屿仔八村遍布革命堡垒户，群众掩护地下党员与游击队员，多名革命烈士被俘之后坚贞不屈，绝不泄露组织秘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陈宇在屿仔村组建海丰县人民抗日救乡大队，后来编入东江纵队第六支队。解放战争阶段，赤山群众持续支援革命，流传着“最后一升米，送给亲人作军粮；最后一床被，送给亲人御风寒”的动人佳话。当地群众贡献粮食、房屋，甚至献出生命支援革命，不少老战士把赤山视作第二故乡。古大存评价赤山为“一支永不褪色的红旗”，正是对赤山人民数十年坚持革命斗争的高度肯定。

五、赤山约革命实践的历史启示

首先，农民革命需要思想启蒙和组织凝聚双重作用。赤山农民长期遭受压迫，拥有反抗的内在诉求，但分散个体难以对抗强大封建势力。彭湃的实践证明，苦难本身不会自动催生革命，革命者要放下身份隔阂，使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开展宣传；更要搭建农会这类组织，把分散农民凝聚在一起。从六人农会到赤山约农会，完成思想唤醒到组织团结的完整过程。

其次，基层农民组织必须切实维护群众现实利益。赤山约农会能够迅速壮大，不依靠空洞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为农民解决问题：调解纠纷、抗捐减租、兴办药房夜校。农民在一件件实事当中体会到组织的力量，才愿意投身革命事业，农民运动只有扎根群众现实诉求，才能立足乡土。

最后，革命胜利根植于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底色。大革命失败后赤山经历残酷屠杀，革命力量损失惨重，但群众没有屈服。依靠扎实的群众基础，地下交通站长期潜伏，抗日武装得以建立。赤山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是革命最稳固的根基，牺牲与坚守铸就了独特的海陆丰红色精神。

结语

赤山约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光辉起点。大榕树下的革命宣讲、六人农会的诞生、赤山约农会的建立、六千农民请愿斗争，书写了早期农民运动的辉煌。白色恐怖降临，“二·一四”惨案留下血泪记忆，赤山人民百折不挠，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持续战斗。赤山约的革命历程充分证明广大农民蕴藏巨大革命潜能，通过宣传动员建立组织，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就能够唤醒底层民众，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回望赤山的革命过往，红塘的血泪记忆、农会的斗争历史、烈士的牺牲奉献，提醒后人铭记革命来路，传承“永不褪色的红旗”这一宝贵红色精神。

参考文献

[1]《壮哉！赤山》（地方红色史料）

[2]《纪念海陆丰苏维埃三十周年专刊》（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