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艰苦老来福——老归侨陈伟学畅谈新生活

黑衣人

　走进陈伟学老人的家，就像走进了一家西餐厅。厅中吧台、吧椅、鱼池、花瓶、吊灯及酒缸点缀其中，层次分明，空间设计让人耳目一新。我们想，在这样的氛围里用餐，一定会有愉悦的心情。这不，热忱大方的陈伟学老人取出他亲自浸泡的养生酒。我们以酒当茶，相觑对饮，话题自然是从陈老的嗜酒谈开。
　　陈伟学老人说，他与滴酒不沾的人截然不同，一生比较喜爱沾点酒。在国外时，他主要喝啤酒，回国后到华侨农场没有啤酒喝，就改喝人家自酿的甘蔗渣酒、蕃薯酒、大米酒。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他叫儿子买来珍贵药材，自己浸泡成养生酒，每天中午和晚上各饮一小杯子，一天两顿酒已经成为他多年来的生活习惯。“那不成了嗜酒成瘾？”我们有点疑惑。陈老忙解释道：“我每次饮酒不足一两，适可为止，爱饮酒,但不成瘾。”陈老说，他从不喝洋酒，也不饮名酒，更不会过量地饮酒酗酒，他爱沾点酒只是为了舒筋强骨延年益寿。“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老年人要注意养生，健康长寿，才能享受和谐社会的美好生活呀！” 陈老说。伴随着浓浓的醇香酒味和丝丝醉意，这时陈伟学老人才慢慢地向我们“打”开了他的人生画卷。
　　今年75岁的陈伟学出生于印尼东加裏曼丹打拉根一个贫困家庭，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因父亲早逝，在他读小学三年级时，辍学出来做童工挣钱帮助家庭。陈伟学作为男丁在家排行第一，虽然家中还有两个姐姐，但家庭的重担不得不压到了他幼嫩的肩上。当时，他每天起早贪黑超负荷加班加点地干活，一天顶多赚300印盾。“其实就相当于当时的几分钱人民币。”他说，钱赚得虽不多，但做童工那段苦难的岁月对他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10岁才入校读书，小学没读完就出来做工，一直做到回国，回国后依然继续为养家糊口劳碌奔波，直至退休，风霜雪雨，历经坎坷，一切已成过眼云烟。”陈伟学老人感慨道。
　　结束了海外漂泊生活，1961年3月，年仅24岁的陈伟学带着母亲及其4个兄弟姐妹以归难侨民身份回到祖国，随后，在印尼已出嫁的大姐、二姐也跟着回来。“除了父亲葬于印尼外，全家人都回到了祖国。”陈伟学老人说。他母亲过世外，他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健在，大姐今年已经八十一岁，最小的弟弟也有六十多岁。陈老喃喃地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几个兄弟姐妹都健在，儿孙满堂，晚年生活有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很幸福。”
　　回忆起刚来到华侨农场的日子，陈伟学老人的眼神显得有些忧伤。他说，当年回国后对国内的生活环境很不习惯，那时候国家正值非常困难的时期，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又要参加超强度劳动。”陈伟学老人解释说：“因为我们在印尼常年温热，四季不分，所以回来后对当地的气候非常不适应，冬季时候常常感到很冷很冷。”这些客观上的“苦”都没能压垮陈伟学坚强的意志，反而让他愈挫愈勇，以勤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带领一家人安心扎根陆丰华侨农场，一步一个脚印，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1982年，从职工、组长、队长、指导员到管区主任、书记等岗位上一路走来的陈伟学，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当上陆丰华侨农场副场长。当时有好朋友提醒他：“你当了场领导，可以安排子女到场工作。”“没技术，能做什么？不如出去闯荡发展更好，再说我也没有把孩子安排在场里的想法。” 陈伟学老人说这番话时底气十足。今天，他的两个儿子都很争气，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深圳，均事业有成，且十分孝敬父母。1997年，陈伟学从区侨联主席的职位上退了下来。
　　苦尽甘来的陈伟学老人晚年的安逸生活令人羡慕。2003年，他偕同老伴曾桂枚回了一趟印尼。他向那里的亲戚朋友介绍国内情况后，亲朋们对他这样说：“你们回国就对了，你们有退休金、有住房，丰衣足食，生活基本无忧虑。我们都很羡慕。”确实如此，现在陈伟学和老伴住在一套12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里，三房一厅，三个房间摆放着三台电视机，客厅角落还装置了一个水池，有假山、流水、喷泉，并专门养了两只鳄鱼龟，每只约有20多斤，已养了十几年。听说，有人曾提出高价购买，但被他决然拒绝了。他希望把鳄鱼龟放生，做一件善事。
　　陈伟学老人说：“现在生活宽裕了，夫妇两人每月退休金共有3000多元，除去日常开支后还能存下点钱，在经济上不用孩子负担。”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听音乐、品茶饮酒，与人聊天……老俩口快乐地享受着晚年安逸的生活。
　　总结自己的人生，陈伟学老人激动地说：“我从一个漂泊海外的穷工人，再回到祖国当上职工，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尤其当上了省人大代表，有幸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共商国事，如果没有回国就没有获得这么高的荣誉，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事业上的进步，非常感谢党对我们归侨人的关心和厚爱。”（记者 洪广凭 通讯员 翁婕妤）
--汕尾日报

HF笨人

tiankon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