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乌坎自治一周年观察

一米阳光

2013年02月27日 20:13
来源：自由谈访谈 作者：李杨

凤凰网特派员 李杨（发自广东乌坎）

去年3月3日,乌坎村民用一人一票海选方式选出新一届村委会，标志着乌坎自治时代正式到来。

无数的媒体涌向乌坎，纪录一张张因兴奋和激动夸张的脸；这些表情的后面，是“民主”、“自治”、“权力制衡”等意义。但短短一年过去，却有媒体报道现任村主任后悔维权。

乌坎自治现状究竟如何？凤凰网回访乌坎村，发现大多数村民仍相信自选的管理者胜过上级政府的委派。而对于对乌坎的未来，村主任林祖銮认为不可能发生倒退，但短期内可能有反复。

乌坎90后在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乌坎村依傍天然的乌坎港而起，离陆丰市大约15分钟车程。全村人口近14000人，“华侨众多，颇为富裕，是周边知名的大村庄”，陆丰籍的何司机告诉凤凰网。通向乌坎的水泥村道平整宽阔，村委会位则于村中主干道边，是幢外貌普通的三层小楼。

多位村民告诉凤凰网，乌坎事件前的村委会，经常在工作日都大门紧锁，无人敢登门造访，如要办理生育证明、宅地审批等必要手续，只能去村干部家里。

当这个小渔村进入自治时代的第一年，乌坎人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任何人都能上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甚至向村干部发出责难，“我们乌坎比以前要民主。”

在乌坎村民与凤凰网的对话中，“民主”一词的出现频率，可能仅次于烧香拜神、外出打工、出海捕鱼、婚丧嫁娶等本土词汇。

80后的村委会副主任洪锐潮说，很多村民40年来连村委会的大门都没进去过，但在2012年3月3日，他们第一次看见选票长什么样子；大家趴在那个“秘密投票点”的封闭箱子里，兴奋又紧张地划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名——这就是民主。

村民李叔曾一度关心2012年的美国大选，他对凤凰网说，自己很羡慕美国的民主社会。“美国最让你向往的是什么？”“我觉得美国比我们民主…”“你怎样理解民主？”“……”李叔摇摇头，害羞地笑了，只能低下头去冲泡新一轮的潮汕功夫茶，一如他的前辈和伙伴。

靓仔张建兴，在微博里称自己为乌坎90后村民代表。自乌坎事件爆发后，他开始自学摄影技术，并准备以此为题材制作纪录片。家里的书案上，放着一本知名历史学家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朋友从台湾寄给张建兴的礼物。

张建兴尝试背诵龙应台关于民主的阐述，最后他结合了乌坎自治的现实理解，“就是人人参政议政，关心家乡事务；评论村委会的工作，去反驳、去建议、去争取。”

村民因土地维权效率低而渐失耐心

2012年3月3日，选举日。乌坎村维权领袖林祖銮向媒体透露，当选后将依法追回被非法变卖的土地，并将此当作村委会的主要工作目标。

一年过去了，新村委在土地维权上的绩效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如果满分十分，有不少村民只愿意给五分，“不及格”。

村民们告诉凤凰网，广东省政府专项工作组虽然在选举设计、村务公开等各方面给予乌坎帮助，但在村民重点关注的、收回被盗卖的集体土地问题上并未满足其期望值。

日前汕尾市长表示，乌坎失去的土地，已有5000亩回到村委会手中。而乌坎人则表示不知详情，“具体是指哪5000亩？数字是不是跟村民掌握的有出入？收回的土地何时能实打实地抓在村民手里？”

焦急的民众认为村委收回土地的时间太久、效率太低，态度急转直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监委会成员告诉凤凰网，“反对的声音强烈，很可能超过半数。”

“土地，最核心的就是土地。在对土地解决情况不满的情况下，村民就觉得这套村委班子没作为。”村委会副主任洪锐潮对凤凰网坦言。

今年年初曾有负责土地资产的村委会干部因压力辞职。“我们现在就像汉堡包中间的那块肉，被夹得喘不过气来。”洪锐潮自嘲道。“在土地维权方面，刚接触时就像法盲，现在也是边工作边研究。”

缺乏专业系统的行政知识，继而又成为村民诟病村委会“办事无能”的“原罪”。

早前有长期观察乌坎的人士指出，乌坎土地的审批并非乡镇一级可完成，日后的纠错难度很大。

80后的村民西仔说，如果上级政府仍未加大解决力度，村民还会继续闹，“但一定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不会乱来”。类似西仔想法的村内年轻辈们不少；他们觉得，适当“闹一闹”至少能博取更多的政府关注，从而避免乌坎土地维权降温。

“民主并不就是利益分配、就是发钱；民主是人人都有话语权。”村民李叔对凤凰网说，乌坎人其实容易满足，但他们现在看不到美好蓝图，所以想要眼前利益。

面对民主自治的尴尬处境，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认为，目前能做的就是相互妥协：他相信70％的村民仍支持村委会，也体会其做事的难处；但体会归体会，村民迫切拿地的心态不会变。

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

乌坎这一年，村委会做的事情主要分为两部分：一块是土地问题，一块是村务。“单从村务的透明公开来看，我们还是做得很成功的。”林祖銮给自己打了及格分。

村委会在2012年着力打造的五大民生工程：避风港、村内供水管道、村图书馆、村道绿化以及教师宿舍楼，由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带领的工作组敲定。

如今在村内的主干道旁的显眼区域，都贴上了这些民生工程的进展表格，村民可随时浏览。

另一份公开张贴的村委干部工资表显示：村主任林祖銮每月领取1800元工资，副主任及普通干部逐级递减100元。

“这个上万人的村子，他们把大小事务都给揽了起来，在这么低的工资下努力去做，这是出于他们的心。”张建兴说。村委会7个人的付出，村民们也看在眼里。

在乌坎村进行民主自治伊始，林祖銮等村干部则着手设计一套权力制衡体系。

“农村要抓的无非两条，经济和村务；而各项权力制衡的关键则在监督。”这位年届七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行政培训的老者，自称是“普通的农村老头子”。老头子也很坦白，说自己很少关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林祖銮向凤凰网介绍，乌坎村的日常执行机构是村委、党委（简称两委），而决策机构是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机构则是村监督委员会。

原则上，凡是50万以上工程，得由村民代表大会来决策。乌坎村根据地块划分为7个村民小组，各小组村民1000到2000不等，最后共选出109名村民代表。

而村监督委员会的组建，则在2012年得到广东省工作组的重点提议。

村监委会常设5名成员。其成员构成是长年在外回乡赋闲的村民以及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每月的财务支出由监委会审批，然后由上级镇政府做第二层监察。

如此，在乌坎自治中隐约可见三权分立的框架。

但乌坎并不是第一例。广东梅州蕉岭曾作为村民自治成功的首例被录入官方宣传。当地民政局的公文中写道：条件成熟的行政村…成立决策机构（村民代表会）、执行机构（村民委员会）、监督机构（村务监事会），形成三权分设、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局面。

蕉岭的案例中，村民规模仅以千计，而乌坎村民总数则上万。蕉岭经验是否适用于乌坎，大家心里挂着问号。
一位监委会成员认为，目前监委会对于监督的范畴、操作规范都没有具体概念，很多时候是“凭感觉”向村委会反映问题。

而副主任洪锐潮向凤凰网坦言，开村民代表大会时，有人提观点仅代表自己，而非代表村民。“闹哄哄的，想说就说，有的就拿着喇叭开喊了。”

“虽然我觉得吵架也是一种民主，但它需要改善；要变得有秩序，不能一直靠吵下去，”张建兴说。

乌坎未来需要高层支持和放权

面对民主自治中的种种不确定，年轻的洪锐潮仍坚持认为：村民自选的管理者胜过上级政府的委派。“如果有4000人投票选我，我就得对4000人负责；而如果是上级委派，则只需要对一人负责”。压力愈大，才愈心存忌惮，才能把权力锁进笼子。

而在林祖銮看来，满足绝大部分村民利益的诉求，才是民主；而且要在党领导下和法治下进行民主。“没有框架的民主那就一盘散沙。”

“乌坎自治并没有现有模式可以参照，”洪锐潮说，媒体臆测的‘乌坎模式’并不是乌坎自治的探索，而是政府处理乌坎事件的探索。

曾有学者指出，乌坎村自治对于基层民主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既有基层的动力，又有高层的支持和放权。

但一个没有税收、没有投资、没有稳定财政拨款的小小渔村村委会，如何搞自治？更遑论民主？林祖銮反问道。他浮现出外交官似的笑容，像一个攥着满手白条的大家族长，谨慎而倔强。老花眼镜后的眼神，再次刺痛现实。

评论员彭晓芸认为，乌坎依然需要民主，“自治的挫败便是民主的操练，一个案例一次运行到位的可能性本来就很低。”

为民间维权、民间抗争脱罪，让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常态化，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媒体人笑蜀评论道。他一语点破，“乌坎村民其实是在为整个中国探路。这探路必须赢。”

乌坎的未来，林祖銮认为不可能发生倒退，但短期内可能有反复；大家的热情低于去年，“这也难免，也不奇怪了”。（完）（杜鑫茂、郑丽纯对此文有贡献）

猪哥哥

如果像文化大革命，靠打砸抢造反起家，那是成不了气候的！！

似懂非懂

黑夜阳光2

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