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爽爽

        不少作者撰文谈中国现在没有大师的问题。不是大师的时代就是群氓的时代，事关国家兴衰，不是小问题。一些文章说得很对，如尤德才在共识网发表的《今日中国为何难出大师》中说“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民主体制、缺乏学术思想自由、泛政治化。”
        这一点，似乎已被公认。想起几十年前我进大学的时候，北大物理系的八大教授有口皆碑，文科冯友兰这些大师，全校皆熟悉。现在学校里的教授到处都是，你问问他们，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如何？
这种情况，当然令人忧虑。对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情况，也令人感叹。苏联1930年代，正是斯大林大清洗的时代，但也是物理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朗道、卡皮察、福里德曼等，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物理大师。苏联后期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以及战后在航天技术上的成就，应该和基础研究的水平有关。
        这种看来反常的原因，我想一是苏联和中国在体制上有所不同。比如曾留学苏联的管惟炎回忆他的留学生活：“到苏联这七年，对我来说是比较扎实的，主要是学物理，比较少几乎没有政治干扰，……苏联上层是有斗争，下面没有搞运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国人非常重视‘思想’工作，苏联共产党没有这一套。”（李雅明主编《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政治课考马列，背书，不联系自己思想。作政治报告“举行报告会还要买入场卷，还要花钱买票，才能进去，完全当做一种学问，就像学物理一样，所以完全没有什么运动。”管是50年代留学，不是30年代，但他的话可以参考。对比我们，完全相反，研究物理如同搞政治。当然管的回忆可能片面一点，苏联在生物学界批判摩尔根学派，在物理学界批判哥本哈根学派，在化学界批判共振论，管先生都没提，也许没切身体验。
         关于中苏两党的这种区别，很耐人寻味。我猜测，这就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造成的。
第二，我想是，在无外界干扰或干扰很小的环境下，苏联学术界有很优良的传统。从彼得大帝那时候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完全是学西方，特别是学法国。在学术上，他们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管惟炎所说，卡皮查要求学生有思想，要有心去创新，不能换一种样品就是一篇文章。他们招研究生、确定课题、毕业答辩，都有一定章法。我们当然在表面上也学了这一套，实际上完全是走形式。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外国人把论文答辩叫做defense，提心吊胆，惟恐通不过。我们完全没这个忧虑，全都布置好了。对论文内容稍微有疑议的人，肯定拒之门外。
          最近国家奖颁布，自然科学一等奖依然空缺，最高奖得主还是两位老者，但令人欣慰的是其中一人只有70多岁。这种状况引起围观者议论，分析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般认为还是环境不好，学术不自由。但就自然科学而言，相对论早就不批判了，研究经费之多令外国人羡慕，为什么还是一片荒芜景象呢？况且，据我观察，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情形似乎还好一些，目前社科一些领域派别林立、争论激烈正是出成果的征兆，虽然争论的层次还低了一些。所以我敢断言，人文方面可能先出大师。
         所以我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从业人员自身。从业人员不但够不上大师的称号，甚至够不上知识分子的称号。
我们看看老一辈大师。他们虽可能算不上世界级大师，但至少可以算国家级大师。植物学家、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胡先驌先生是学衡派主将，有诗集存世。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除给我们留下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的著作外，还留下了一部字典，其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查字方法。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名字见于《鲁迅全集》，因为他曾和鲁迅先生论战。他还发表过一篇著名的历史学论文，编过一首歌。陈梦家先生原是新月派诗人，后来是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诗人兼考古学家。丁西林先生是物理学家兼剧作家。物理学家李荫远先生退休后编了一本20世纪新诗集。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辞世后，其家属将多幅珍贵古代字画献给国家。现在的科技知识分子就算有这份闲钱，也未必有这样的雅兴，就算有这样的雅兴，也未必能识别真假古董。所以，现在的人们在回忆考查西南联大的教授群时，从未将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区分开来。还有少数知识分子如物理学家叶企孙、汪德昭，在不失知识分子身份的前提下为抗战和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这样的知识分子被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和以上的知识分子非常不同的是院系调整，以及几次政治运动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是基于当时对教育的认识和当时工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不能说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如这几天宋宜昌先生在CCTV国防军事频道中所宣扬的）。但从长远的眼光看，其负面效应是明显的。主要是忽视人文教育，在德育上以教条的训诫代替人格的塑造，分专业过细，在智育上以知识的灌输代替能力的培养。其核心问题是把人当作工具，形象地说，就是培养“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螺丝钉和其它部件当然需要，但只能安装在事先设计好的机器上。机器一经改进，螺丝钉可能就没用了。另外，谁来设计、改进机器呢？所以，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很适于集体“攻关”。他们在很狭窄的专业内，是很优秀的专家，可一旦出了这个圈，其见识水平就会大大降低，大致相当于高中乃至初中的水平。按照这样类似于技工的模式培养人，再加上反右等政治运动把最有创造力的那一部分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剩下的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至少不符合任何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
我做出这样的论断毫不过分。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我曾在我们单位接待过一位东北某大城市建筑设计院一位设计人员。他因对阿基米德定律的理解和他们单位的人争论，来北京“上访”。从他的叙述中，我感到他们单位的人对这个中学生都应该知道的阿基米德定律的真实意义并不了解。他们在本身业务中，肯定是很优秀的设计人员，但知识面的狭窄，使他们很难做出更出色的工作。
        我见过一份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内部刊物。这个实验室是处在美国西部沙漠中的国家实验室，在二战期间是研制原子弹的主要单位之一，后来也主要承担国防任务。这一内部刊物却是公开的，与其业务无直接关系，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包括许多科学的基本问题，说明其成员的思维极为活跃，绝对不拘泥于自己的业务。对世间万物不间断的思考，以追求宇宙奥秘为己任，是一位科学家的本分。我们离这个境界还差得很远，在一些类似研究机构里，大致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没功夫钻研更多的问题。
        我在退休前，研究所里在每星期三中午召集一些研究人员到一间会议室吃午餐，企图提供一种环境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可是到了那里，发现没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只把饭吃了就回来了。英国两位科学家说：“像病毒一样，文化创新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加以推动--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相互影响并高度接触的人群。”（转引自《南方周末》2013年3月21日普林格尔《人类创造力如何起源》）在一起吃饭，可算高度接触了，然而只是吃饭而已。打个比方说，当时每人也就是在门前自留地上种两棵苞米什么的，别人种的什么不知道，能交流什么呢？
        上面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个独立人格的问题。对一位科学家在创新方面的要求与一位知识分子在批判意识方面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都要求独立人格。你要当一位科学家，必须首先做一名知识分子。
我们说，当前的成果评价体系不好。这是确实的。但成果评价体系不好如何影响创造力呢？这就是从业人员的价值观念的问题了。成果评价体系可以改进，但绝对不可能做得十分完善。政府总要追求科研成果的“转化”或有显示度。在这种情况下，你追求的是什么？
在最近出版的《岁月留痕--〈物理〉四十年集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2）文集中，刘寄星《中国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结合的典范--回顾汤佩松和王竹溪先生对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的历史性贡献》一文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迁至昆明的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生理学家汤佩松和物理学家王竹溪将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投寄美国的《物理化学杂志》，于第二年刊出，但很少受到学术界注意。直到40多年以后的1984年，国外的两篇学术文章才高度评价了两位先生的开创性工作。他们说：“回想往事，令人奇怪的是在讨论水分关系术语的同时代的论文中没有任何一篇引用汤、王的论文，尽管该文已经包含了对此论题进行现代热力学处理的全部原理。”“显然，汤、王的论文远远超越了他们所在的时代，……。”
1956-1958年，中国植物生理学界讨论植物细胞水分运动问题，汤、王两位也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但未获相应。1980年代，重新讨论这一课题时传来了外国人对汤、王论文的高度评价，于是群起响应，于1885年在国内杂志上刊登了这篇40年前论文的中文译文。两位先生的杰出贡献终在国内外被承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王竹溪先生已于1983年去世，未能等到这一天。
       这种科研成果“重新”被发现的现象在科学史上并非个案。众所周知的案例如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孟德尔的生物遗传规律，都是在湮没数十年后被发现其价值的。爱因斯坦对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勃朗运动的研究工作，因为相对论发表后备受争议。苏联物理学家朗道在1946年提出了后来著名的朗道阻尼，但在当时引用者寥寥，因为实验条件不足以证实这一原理。
重大贡献总是超越的。超越时代总是孤独的。正如上述同一天《南方周末》上吴锐《二十世纪的三种疑古著作》中所说的：“疑古意味着自绝大多数，意味着远离科研经费。”在我们今天，谁能耐得住这种孤独寂寞或者还有贫困呢？如果汤、王两先生今天发表了那篇学术论文，他们能否凭此评上教授是很有疑问的，更不要说院士了，因为无人引用。
         那么，在战乱的昆明一隅，汤、王两位在追求着什么呢？当时没有院士一说。就是有，这个头衔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当时大后方物资极为缺乏，一些教授们靠变卖自己的家当维持生计。但是他们在精神领域中的活动远远超过物质层次。“然而在精神上，西南联合大学师生表现出的团结、奋斗和创造性之高涨却是后来的任何大学都难以达到的。”（刘寄星文）
        对比我们现在，在远较西南联大时期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精神境界却十分低下甚至委琐。不少从业者将科学论文当作敲门砖以追求权力和荣誉，以评上院士，跻身羡慕已久的精英阶层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自从“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以来在科技界发生的官本位趋势鼓励了这种价值观。
为什么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遗产没有被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呢？
        原因很多。教育是其一。我在《反右疑云》（见本人博客）一文中说“如果说高级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中右派的受难宣告了本来就很孱弱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集体覆灭，那么数以十万计中小学教师精英所遭受的致命打击则预示着后来数十年内整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民族精神的萎靡和思想的弱化、退化和奴化，其深远影响可能不在前者之下。这在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重大灾难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本文还是在就事论事，在科学界或学术界内部探讨。但我感觉，从根本上说可能是一个民族精神再造的问题，我们正从灾难中恢复。这一点，可以从国产动画片的困境看出。在技术上，我们与国外相差不远，据说国外许多动画片都是在中国制作，缺乏的还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其它领域如科学幻想小说，也可看出差距所在。
杜钧福

tongrui19

未必有这样的雅兴

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