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湃烧田契谈起

陈旭光 · 发表于 2015-10-1 09:06:57

我转发曾文先生的《从彭湃烧田契谈起》（《彭湃研究论集（上）》113页）的文章，目的就是在“缅怀先烈”的同时，更要使我们深谙先烈的精神是什么。彭湃“烧田契”，第一个烧起了中国农民运动的火焰，把自己变成无产者。反观现在的大小贪官，不择手段搜刮民脂、中饱私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本文可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学习，深入体会。

从彭湃烧田契谈起

曾文

彭湃烧田契，在1922年冬是轰动整个东江的号外新闻。这个消息如燎原烈火，迅速传播，伴随着农会声威的远扬，各县、区、乡农会也迅速发展，形成暴风骤雨之势。

彭湃烧田契是彭湃思想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飞跃，也是彭湃对“马氏我益深信”的一个极重要标志。他为人献身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唤醒农民自己起来解救“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知饥饿压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的境地，“反对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他以“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坚决态度，与自己的地主家庭实行彻底的决裂，与私有财产制实行彻底的决裂，从此，彭湃由有产者变成无产者，农民也一致承认彭湃是“真革命”，而拥护他起来当农会的首领。

20世纪20年代，要实现这两个决裂，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特别是彭湃出身海丰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根据彭湃的堂弟彭承训的回忆，彭家“最盛时拥租一千六百担，租仔四百担，鱼塘三口”，开设“彭名合”（经纪）商店数间，雇工人十七八人，还有“瓦铺六十余间”。彭湃在彭家，被他的祖父视为“千里驹”，是最受宠爱的，他处在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又是留日学生，吃、喝、玩、乐大有人服侍；想当官吗？“竟公，当然有事给你干”，可是彭湃不要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要升官发财之道。在当时被一般人视为“傻子”、“神经儿”、“疯子”。人们除了用这些字眼来解释，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

其实，彭湃之所以毅然决然地烧毁田契，全心全意投身农民运动，是经过长期的思想酝酿，有他思想发展的根源的。下面试就彭湃思想的发展，提出一些不大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前辈。

一

李春涛曾经就彭湃思想的发展作过第一手的分析。他在《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中，提出一句问话和一句答话，他的回答是十分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他说：“彭湃何以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及何因缘而如是的勇于从事社会运动？”

“唯物史观说指示，人们是思想行为多半是由他的环境所造成。彭湃的思想和行为之变迁进化，想亦不能外此准则。”

彭湃生长的年代，是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黑暗和混乱之中挣扎。少年的彭湃亲眼看见或亲耳听见帝国主义列强公开侵占我领土，强抢掠夺我财宝，强迫腐朽的满清王朝签下不平等条约等等一连串的奇耻大辱发生，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边缘。他也亲眼看见或亲耳听见一些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相继失败的经过。他那浩瀚澎湃的胸襟始终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承受着苦难的压抑。

辛亥革命后尽管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产出许多军阀官僚，各各占据地盘，争权夺利，战云时起，弹雨横飞，我们中国的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到处鲜不被其焚毁杀戮”。封建地主阶级与军阀相勾结，对外出卖主权，对内镇压工农群众，中华民族仍然处于灾难的深渊。海丰虽然僻处海隅，但接近纸醉金迷的香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影响甚深。

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学生时代的彭湃，便痛感国家民族处于危难而忧心忡忡，他禀性刚强，不与人同，时常说起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县里的贵族门口，连经过也不喜欢的。他眼见农民“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便开始酝酿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彭湃不是什么先知先觉，彭湃是一个很注重实践的勇敢的战士，他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不断地以亲身的实践，逐渐地修改斗争方向，端正斗争道路，锻炼斗争意志，可以说他的斗争发展线索是由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到激进民主主义者，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早在1916年，彭湃刚刚20岁的时候，这年的5月7日，他在海丰中学团结了一批知识青年，首次举行反对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的示威游行，并且在此基础上组织了“群进会”。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团结进步青年共商国家大事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继而在同年10月，发起了知名的捣毁林干材石像的斗争，给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相勾结以危害人民的势力予沉重的打击，给以进步青年为核心的民主主义势力以极大的鼓舞。

1918年彭湃在日本为反对日本政府，段祺瑞政府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个“全行扫卖的契纸”，发动留日学生组织救国团，开秘密会议，突遭日警“闯入室内，不问情由，将在座诸人乱打，刀砍足踢，掀案倒椅......室内狼藉不堪”，而把四十六名代表“不论分晓一一捉去”。3000多名学生不得不作出全体归国的决定。

1919年，由于巴黎分赃会议决定把我国的胶东半岛由德国转让给日本。留学生群情震骇，彭湃等60多名留日学生在5月1日早上7时40分，群集东京火车站，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紧接着“五四”运动爆发，留日学生3000多人响应“五四”北京学生救国示威游行，于5月7日在东京分三宅板和葵桥两路进发日本比谷公园集会。日本当局极为恼火，调集大批军警分路堵截，“日本拔刀狂挥，马队亦纵横冲踏不能后顾”。彭湃站在斗争的前列，因而致头、手、脚被毒打受伤。他悲愤万分，用刀割指蘸血写了“勿忘国耻”寄回海丰，以唤醒青年学生。接着又回国开展爱国宣传。

学生时代的彭湃便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的思想，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日本“刑事”跟踪监视下，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奔跑呐喊，两次放弃学业，领导留日学生与日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18年，彭湃、何春帆、陆精治、陈延炯、黄霖生等在广州成立救国团分事务所，他们在所发表的《留日广东学生宣言书》中，阐述当时留日学生爱国爱民的思想甚详，《宣言书》指出：“......二十一款之恨犹新，军事密约之声又起，狡谋暴力，日寸月尺，乘欧战方殷。内讧不已，殆非席卷我版图而去不止矣！......学生等远学敌国，年虽弱冠，刺激殊深，闻此凶耗恶能静默，此所以有先派代表力争，继筹一致归国之议也。乃倭寇视吾国若掌中之物，视吾辈亦为无国之民，一开会则逮骑立至，一言论则压迫随加，宴客会友频遭捕问，愤激奔走则侦探密随，书信则没收延阻，外出则辱骂欺凌。......大祸临头，大义在目，威力甘言，不值一顾，此吾人所以不旬日而归国者，千余奔走呼号，愿舍学舍身而谋废约救亡也。......”这个《宣言书》，正气凛然，宣布留日学生宁愿“舍学舍身而谋废约救亡”的英雄气概。

当然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后来有些人消沉了，有些人停滞不前或半途而废了，有些人走向反面了。而彭湃是一个坚强、勇敢、聪明而又机智的爱国青年，他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日寸月尺”，一步紧迫一步的侵略野心，看到我们国家那些腐朽的统治者卖国求荣，贪婪无厌地鱼肉人民，军阀争权夺利连年混乱的局面。特别是身历东京两次“五七”游行被打受辱的情景，日本人公开骂中国留学生是“豚尾奴，亡国奴！”“蛮奴！”“支那马鹿（混蛋之意）！”“视中国人民不如鸡犬昆虫”，他深感忧虑、苦闷、愤恨、痛心！他痛下决心，为积极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而奋斗终生。

二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震撼了世界，也给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者指引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1919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逐渐普遍。彭湃就学的早稻田大学，有些进步教授开始领导学生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有时还作公开演讲，彭湃、李春涛等常常去听讲。特别是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河上肇博士主编《社会问题研究》，自刊《社会问题研究集》。彭湃最初读到河上肇的研究文集，受到很大启发，“觉得像处在暗房中打开了天窗，见到了阳光”。彭湃在1919年初重返日本以后，就用课余的大部分时间研究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管见》、《唯物史论研究》和《近代经济思想史论》等书。他还常与挚友李春涛到京都大学听河上肇的演讲，也登门访问过河上肇。从此，彭湃在思想上有了飞跃的进步。

1919年9月18日，早稻田大学的进步师生30多人，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建设者同盟，这个组织公开宣布：“本同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最合理的新社会。”建设者同盟主要特点是强调从事实际劳动，把组织农会优先于组织工会，早稻田大学还有两名著名的教授----大山郁夫和北泽新次郎对彭湃有一定的影响。大山郁夫是教历史唯物论的，北泽新次郎是教工业经济的，但他们两人都讲农民问题，彭湃从事农民运动，并且注重实践的思想，受建设者同盟和大山、北泽等人的影响是很深的。彭湃在1923年6月5日写信给李春涛时，还忆述建设者同盟的成员和田岩，信中说：“和田岩君你记得吗？日本建设者同盟的中坚，我们阶级斗争的战友，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健将！闻他因到乡村去，十几日没得睡眠，回来发生胃肠病，一命呜呼。唉！真惨悲！真痛恨！唉，我的泪要滴下来了。”可见他印象之深。

1920年十月间，彭湃在东京神田区的“松叶馆”召集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讨论组织“赤心社”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很必要有一个这样的组织。“赤心社”是属于研究性质的秘密组织，其宗旨就是一心一意学习苏联，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经常的活动是组织成员学习有关论述社会主义的书籍，互相提问，互相研究。并共同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交流研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半概况，参与日本的一些群众运动，还请日本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演讲等。其成员是：彭湃、李春涛、杨嗣震、林孔昭、李孝泽、彭泽、陈卓凡、王鼎新、林泉、洪达等。

1920年11月，日本人士界利彦、朝鲜人权无为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可思母俱乐部”。根据田汉和陈卓凡的回忆：这是一个接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组织，参加者有日本、朝鲜、中国、东南亚以至欧美的一些左翼文化人，如日共早期领导者高津正道，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山川均；朝鲜的无政府主义者卜烈、权无为；俄国的爱罗先珂；我国的彭湃、田汉、杨枣、李春涛、杨嗣震、林孔昭、陈卓凡等。这个组织每月开会一次，内容多是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面包攻略》等），也常分析国际及日本国内的形势，互相传播一些消息。“可思母俱乐部”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员比较多，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的组织。彭湃在后来，也承认了他曾经“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直至1921年“才对马氏发生信仰”。根据彭湃自己对自己信仰的叙述，我们可以认为彭湃在留日的后期阶段，也就是回国之前，还只是研究过社会主义诸家学说，思想上比较倾向无政府共产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开始发生信仰的革命者。

三

1921年5月彭湃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接触到大量的革命实践，特别是这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红旗在一切有志献身革命的志士仁人面前高高飘扬，彭湃在回国不久，即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他回国后的第一件工作，就在海丰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这个时期他思想发展的标志是他发表的《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和《告同胞》两篇重要文章。他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对“今日的教育”发起宣战，抨击“教育与平民分离”，提出“必须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知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他在同年9月1日出版的《新海丰》上发表了《告同胞》，提出了“共产主义者举社会一切的东西，与社会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论何人不得私而有之！即是从根本上破坏私有财产制度是也”。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战斗纲领。

彭湃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实行家，凡是他认定正确的东西，他必躬亲实践，从实践中摸索经验，再把经验升华为理论，这是他的最可贵的革命精神。他在1921年10月1日就任海丰县劝学所（教育局）长以后，所实践的正是《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提出的“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宣言”，他对学生和社会所宣传的，正是《告同胞》所提出的战斗纲领。

1922年5月，在他领导学生举行“五一”游行，被撤掉教育局长职务以后，深感“背后绝无半个工农”，人家一道命令便可以把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加以摧残，他下决心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去和贫困的农民群众交朋友，把他们组织起来。他带着火辣辣的满腔热情，“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这个时候，“彭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尽管开始搞农民运动，人们不理解，没有人拥护，他“形单影只”，“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那时开展农民运动，还是一个创举，这条道路是全新的道路。但他认定了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之后，他便坚决走下去，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奋勇前进的决心。他经历的困难多么大啊！“农民被人欺骗得多，总以为彭湃的话是谎的”。“在这个时候，债主又临门了，----彭湃欠人家约七八百元的债----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的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 而“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老幼都是恨我刺骨”。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陈伯华、陈秋霖之流，以《陆安日报》为阵地，对彭湃肆无忌惮地讽刺打击。说什么：“君住的是洋楼，君食的是农民把血汗换来的白米！君亦配提倡社会主义吗？君是不忠实！君不配来提倡社会主义！”“君若要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君就应当先出来实行给大家看看！把君的家财先拿出来和人家均分！或拿出来做慈善事业！”他们甚至在报端骂“唱高调”、“太新”、“离我们的生活太远”。“若是我真把家财拿出来运动社会革命，他们又将说我是乱党叛徒，要帮通官府来捉捕我了”！彭湃走过的道路，和我党不少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走过的道路一样，可以说是历尽荆棘丛生的莽原，坎坷曲折的险道，惊涛汹涌的海洋，但是他以“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移”的坚定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农民的不信任，朋友的劝告，家庭的反对，社会的压力，封建阶级御用文人的打击，地主恶霸的打手，军阀的屠刀，统统不在话下。正如李春涛所说：“彭湃性格有一确为我们所不能及处，就是事愈困难他愈硬干。”这正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可贵革命精神。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奋斗，深入与农民促膝谈心，共同劳动“真是食尽了四乡茶饭，差不多日日是早出晚归”。彭湃与农民交下了不解之缘，相继于7月29日和10月25日成立六大农会和赤山约农会，彭湃深觉“他们（农民）实在不乏聪明之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热烈的情感，他们现在已经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己阶级的营垒。他们还能向别约宣传，教导别约快起”。“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离开。”

由于“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出现于南部海丰一隅”，农民向田主挑战了。这首先在彭湃自己家庭引起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彭家“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及他回来，不但不去做官挣钱，反而说要拿家财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那他家里可就不答应了”。因此“讨厌湃的行为”。“当时家人还不知湃的立志为何？......痛骂湃的无谓而虚耗金钱”。1921年10月间，彭湃的大兄彭银提出分家，彭湃说：“我无家可分”，但结果还是分了。根据彭承训的回忆：“当时的分法是：将家产中划出六百石租为公租，其余的按九份分配，每份七十石，七兄弟每人得一份，工人共得一份，四个女儿共得一份。由我主持抓阄，彭湃一份他不理睬，由我承受，坐筒底，即各人抓阄后最后一只阄就是我的。”此外，据说每户还分得稻谷70石。从当时彭湃分家的情况看来，彭湃当时已经有些中落。这主要是1921年5月和11月，彭湃的母亲和祖父先后去世，卖了一些田产之故。

那么，彭湃是如何烧田契？什么时候烧田契和烧了多少田契的呢？根据调查，一致的反映是先分家后烧田契，这是无可怀疑的了。但一般的看法彭湃烧的田契只是烧掉分配给他自己的那部分，这就未必准确。根据彭湃母亲的回忆：当时的龙舌埔演了数台戏，到会者万余人。“彭湃把将家先翁手创所有的田契铺约一张一张地焚烧殆尽，并在台上说明：我祖父遗下产物，由剥削而来，现在把它烧掉了，田归还佃耕者，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此以后，彭家的租谷一升一合归还大家农民兄弟享受，农民们不要担（谷）还我（们）了”。彭母也曾说过，当时彭家的田契由她保管，彭湃跑到她房间，把一箱子田契铺约等全部拿走，因为是强抢带走的，无法制止。由此可见，彭湃所烧的田契，不仅仅是烧他自己的那一部分，而是包括留为公租的600石田产的地契在内，这是可以肯定的。

彭家烧田契的时间，一般回忆是在1922年的11月间，这是准确的。从彭湃给李春涛的信看来，是在11月18日以前的事。他在这个时间给李春涛的信中说：“湃的生活，终是苦罢了。”“湃的生活路，通通为湃塞尽了”。这就明显说明，正当秋收之后，农民刚要向地主纳租的时候，他把家里的田契当众烧掉，号召他家的佃农从此不必再向彭家纳租，继绝了自己的经济来源，使自己跻身于无产阶级的行列。

彭湃烧田契这一行动，体现了彭湃作为农民运动先驱者的远见卓识，也体现了他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的这一行动，表明了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心志，尽管在这个时候他是否已经在组织上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彭湃给共产党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他可以把家财交还人民，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后来，他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一家为革命作了最大的牺牲。

彭湃抓了烧田契，便抓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关键，影响十分深远。他打消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疑虑，扫除了社会上对他提倡组织农会的各种攻击和谣言，唤醒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广大农民群众公认他是“真革命”，是他们队伍的一员，对他投以百倍的信任票。在他实践了烧田契的行动之后，马上就博得了在场的万余群众冲天的掌声。消息如风驰电掣地传遍东江各地，形成一股革命的洪流，从此农会大发展，势不可挡。根据彭湃11月18日写给李春涛的信，那是“继赤山农会而起的，有守望农会。......两会农员，共有500户。每户平均约7人，共约3500人之多”。“计划到旧历年尾（1923年1月--2月间），可成立农会八处，少亦五处”。可是出乎彭湃意料之外的，从1922年11月中旬到1923年元旦的一个半月间，便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会员发展至2万户10万人。“海丰总农会在这个时期，已进入于极盛之状态。”

农民运动的声势，迅速地影响粤东各地。1923年春夏间，陆丰、紫金、惠阳、五华各县相继成立农会组织，遂于6月间，成立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间，潮州、普宁、惠来也从里农会组织，又成立了广东省农会。其发展之迅猛，真是出乎意料。

在农民运动开展之前，盗匪为恶，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多如毛，家在深山也难逃”。自从有了农会，农民拿着一张写着“不劳动者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农会证，便可以畅行无阻，向地主减租，而“伪警和捐税佬见了农会证，真如邪鬼见了张天师的符，再也不敢借端勒索了。”

彭湃和李春涛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故农村的阶级的反目，老早就有，不过没有人来唤醒和挑拨罢了。”“彭湃一经明白这个道理，便能毅然牺牲自己在现社会上的优越地位，走入农民中间，去唤醒和挑拨他们起来反抗。......农民运动之成功失败，完全是以农民的阶级意识之能否形成决之。”彭湃烧田契，便是彭湃牺牲自己的优越地位，去唤醒农民的阶级意思的重要手段。

（原载《纪念彭湃论文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1年编印）

作者单位：海丰县红宫旧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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