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不乏错误承传宜多思考

缘来缘去 · 发表于 2018-11-5 12: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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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不乏错误承传宜多思考

陈治赠 2018年11月3日

典籍记载的史事，编著人往住是以阅（前人留下的资料）、观（看史迹）、闻（民间口传）为主，亲身目睹的不多。又受地（环境局限）、时（跨越时代）、势（政治制约）、情（个人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近现代史料，又向政治需要倾斜。故而中国的史书，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某些失实、夸大、作假等遗憾。读书传史，应有一个冷静思考，多方求证，客观辨析，去伪存真的问题。后人敬仰权威，尊重史志，但切不可迷信。仅举二例。

第一例：伍子胥“掘墓鞭尸”—— 存疑。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说法，主要出自下列3处古籍。

最早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据载：伍子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今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因楚昭王的父亲楚平王听信谗言，残忍杀害伍子胥父兄及全家，並通缉伍子胥。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帮公子光(即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成吴之重臣。伍子胥为报家仇，率兵伐楚。楚昭王10年（公元前506年），吴兵破郢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东汉赵晔著《吴越春秋·阖庐内传》，除继续《史记》“掘墓鞭尸”的说法外，再添加了伍子胥对楚平王尸“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具体细节。

还有扬雄著《法言·重黎》也有此说法，然后批评伍子胥“鞭尸籍棺，皆不由德”。笔者不知此著出自何年。

笔者曾有过思考：伍子胥本楚人，率吴兵破楚掠地，是“毀国还是爱国”？太史公将“掘墓鞭尸”入册成史，对伍子胥是褒奖还贬损？但对“掘墓鞭尸”真伪的质疑则没有能力，不敢雷越半步。后受许多学者撰文辨析的启发，才知道一真相。

1、春秋时期鲜见伍子胥“掘墓鞭尸”的舆论。

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孔子在世。至圣先师最容不得“乱臣贼子”。如果伍子胥为报私仇，举兵毀国，掘王墓鞭王尸，可谓大逆不道，罪大恶极，有违道徳、人伦的大事件。在百家争鸣年代，理应议论纷纷。奇怪的是，不仅孔子的言论只字未提，而且同时期的典籍也鲜见记载。《公羊传·定公四年》则明确伍子胥忠君、不报私仇的思想：“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见证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的主观愿望。伍子胥事吴率兵攻楚，属食君之禄，受君之托，忠君之事，“春秋无义战”，人们不计较。何以对掘墓鞭尸一事鲜见评论？合理的推测是：破郢之战，由孙武统帅，伍子胥回避没有参加，不存在有亲射王宫，鞑坟泄愤或掘墓鞭尸的事件发生。

2、《吕氏春秋》没有伍子胥“掘墓鞭尸”之说。

秦丞相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23年左右。是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最早最有权威的典籍。记载伍子胥报仇方式是：“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没有掘墓鞭尸之说。

还有《史记》之前诸如《淮南子·泰族训》、《越绝书·荆平王内传》、《春秋左传》、《国语》、《谷梁传·定公四年》；与司马迁同时代的《淮南子·泰族训》等典籍，也是众口一辞，只有伍子胥“鞑坟”之行，没有掘墓鞭尸之举。

《吕氏春秋》距破郢之战约280年。离吴兵破郢城史事最近、记载最早。因缺令春秋时期的文字依据，所谓伍子胥亲射王宫，鞭平坟墓泄愤的记载，来自280年后的民间传说。是否可信，见仁见智。

3、《史记》所谓伍子胥“掘墓鞕尸”的记载，很难具有真实性。

《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比《吕氏春秋》成书晚了132年。中间隔了一个战国时期和秦代，所谓伍子胥“掘墓鞕尸”的记载，距春秋时期吴兵破郢城415年。东汉赵晔著《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是在《史记》成书之后。中间隔了一个战国时期、秦代和西汉，所添加的伍子胥“掘墓鞕尸”的具体细节，距春秋时期吴兵破郢约600年左右。“掘墓鞕尸”的记载，是几百年后的追记。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3年），司马迁38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至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2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大史公是9年深宮阅览、整理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3年牢狱之灾，5年复任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编史。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实地考证。太史公不按《吕氏春秋》等众多典籍的记载撰写，为何偏要另造“掘墓鞕尸”史事？用意很难揣测，说是造谣也是大不敬。但将“鞭坟”篡改为“鞭尸”，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吴军破郢都，楚平王已入土10年。哪有尸体不腐烂之理？所谓伍子胥“掘基鞕尸”及“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的说法有违客观。

第二例：鹿境乡是“一个最反动的大乡村”—— 不实。

鹿境，海丰县城郊吕、蔡2个巨族乡的总称。分开俗称“六仔吕”、“六仔蔡”。所谓鹿境乡是“一个最反动的大乡村”，源自海丰县红色巨著《不朽的丰碑》第187页（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鹿境乡吕、蔡两姓巨族所以在海丰县赫赫有名，在于文化底蕴深厚，文人荟萃，乡人胸怀坦荡，团结齐心，见义勇为而称著。又因对战乱前来避难者，不分贫富贵贱，一律收留，一视同仁而饮誉。1923年间因天灾，曾任海丰县长吕铁槎（鹿境人）不负陈炯明重托，在鹿境乡率先实行“农租公判”，减租减息。为化解主佃矛盾，稳定地方祥和，邑人安居乐业之范本而扬名。

鹿境乡是否是海丰县地主最多的乡里，要去比对海丰县各大巨族乡土改划成份的资料才能清楚。但乡里地主多，只能说这个乡里的自耕农占有土地多，非“反动乡村”的依据。以“他山之石”为佐证。

宋代流传下来的民谣经久不衰，称：“海丰人姓陈，骑马去巡田”，窥见海陆丰陈氏族人曾占有的自耕土地之广，地主之多。能说海陆丰陈氏是“最反动”的家族吗？更何况海丰县城陈姓的地主，在海丰县排不上显赫的档次，充其量仅仅是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被人耿耿于怀的“反动人物”，如县城东东笏社的陈月波、陈伯华，也未必反动。

陈月波，出生于书香之家，有祖宗遗留的自耕土地收地租，是不折不扣的地主。但他承传乃父遗风，致力社会公益。一生潜心研究中医、易理。曾创办广东省中医学校，施德后世。清未民初，陈月波是陈炯明在海丰组织正气社，建立海陆丰同盟会的得力助手。协助陈炯明创办《海丰自治报》，参与整顿县仓、育婴堂、筹办戒烟局，开展地方自治活动。1910年2月、1911年4月，陈月波2次协助陈演生筹款、组织陈潮等100余名海陆丰敢死队员，从“星聚堂”集结出发，参加陈炯明参与发动、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1911年11月，参加陈炯明领导的淡水起义，投身辛亥革命。与邓辚声（马官人氏）等组织民军，与邓伊臣（淡水邓铿之父）携手，光复海丰县。辛亥革命成功，陈月波无意仕途，淡泊明志。受陈炯明之托，组织海丰粮业维持会，任会长，打击屯积居奇，平抑粮价，为乱世中的海丰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陈月波为人正派，古道热肠。县城中出现民事纠纷，都愿意请他出来主持公道。陈月波成了县城信誉卓著的公众人物。1923年3至8月间，海丰的地主与佃农之间关于田租的纠纷四起。陈月波协助吕铁槎组织农租公判会，调解主佃矛盾。陈月波向陈炯明举荐了陈其尤。又说服彭湃的祖父支持陈炯明送彭湃赴日留学。为这2位伟大人物的成长垫上一块坚实的基石。

据说，陈月波“反动的罪证”，一是与乡贤在五坡岭竖林干材石像；二是任“护城会”的会长，反对彭湃带高小学生拆古城墙。

林干材是清未海丰驻军统领，在捕盗缉匪，靖绶治安，保一方安宁及帮助地方建设劳苦功高。乡贤为林干材立像以资纪念。

拆古城墙，是陈炯明主政广东时为推进市政建设的政令。海丰县城民间反对拆古城墙成立“护城会”，与彭湃带高小学生拆古城墙发生矛盾。彭湃离开海丰赴广州有二个原因，一是出席中国青年团成立大会。二是接受陈月波劝告，暂避风头，平息矛盾。

陈伯华（1889—1932），陈月波胞弟。陈伯华留美7年，获教育学、医学等多个博士学位。1913年学成回籍，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1921年10月，接替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关监督，后任粤省教育厅督学，着力推行和完善“六三三” 新学制、普及小学六年义务教育。1925年任岭南大学教授。1927年间在广州创办私立明远中学，接纳、资助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广州的同乡。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明远中学停办。陈伯华应聘赴新加坡担任华侨中学校长和英文报纸编辑。参与发动华侨捐资救国，动员华侨青年回国投身抗战前线。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了珍珠港，开启了太平洋战争。陈伯华参加了新加坡“华侨抗日义勇军”。1942年2月15日，日冦攻占新加坡，对华裔实施疯狂的屠杀报复。陈伯华在护校护生的过程中惨遭日寇杀害。

陈伯华的“反动罪证”，是其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期间组织全县学生运动会，因制止一些社会青年结群进场与彭湃发生矛盾。

鹿境乡被称为“一个最反动的大乡村”，其“罪证”除了收留避战乱的难民之外，还有一个就反对农会、不参加农会。

去年开始，在汕尾市党政的亲切关怀下，海丰县的红色学者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鹿境乡终于还原红色革命之乡的历史真相。从支持海丰农会到海陆丰大革命以及后来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系列的革命史实累累。特别是新山村（“六仔吕”）成为海丰县红色乡里的典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之一。

鹿境乡正名，是地方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