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尽生命之光 ——范照南的革命征程

戴镜兵

燃尽生命之光

——范照南的革命征程

                                                                                                  ◎戴镜兵
   
      1879年7月16日，范照南出生于陆丰县新田区激石溪乡三江口村一户贫苦农家。这里群山环绕，土地贫瘠，村民们世代过着艰辛的生活。除了佃耕几亩薄田，家家户户还得靠砍柴烧炭、肩挑背驮维持生计。年幼的范照南，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跟随家人穿梭在陡峭的山路间，在烟熏火燎的炭窑旁劳作。这种艰苦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让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心中悄然埋下改变命运的种子。

   
       1922年，海丰农民运动如惊雷般在东江大地炸响。彭湃振臂高呼，带领农民冲破封建枷锁，这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周边地区。新田区与海丰毗邻，两地百姓往来频繁，当海丰农民运动的消息传来，范照南内心的热血被瞬间点燃。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改变穷苦人命运的契机。同年冬天，在范照南的积极奔走和组织下，激石溪乡农会正式成立。他挨家挨户走访，用朴实的话语向乡亲们讲述团结抗争的道理，动员大家加入农会。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顾虑，握紧拳头，成为农会的一员。紧接着，新田区的参城、新围、仙草径等地农会也相继成立，新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同年6月，陆丰县总农会也宣告诞生。这两大农会组织，如明亮的灯塔，为新田区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推动着新田区的农运如火如荼地发展。然而，农会的蓬勃发展触动了封建地主和军阀的利益，他们将农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图将这股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里。
1923年8月初，海陆丰遭遇严重的水风灾害，农田被淹，庄稼绝收，农民们陷入了绝境。海丰县总农会体恤农民疾苦，毅然决定实行三成交租。新田区积极响应，大力宣传减租政策。但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反动派。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日），海陆丰军阀政府与地方豪绅狼狈为奸，派出反动武装突然袭击县总农会，大批农会干部被拘捕，农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田区也未能幸免，农会领导人罗子和被捕入狱，被囚禁长达两个月。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新田区，各级农会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活动，农民运动陷入了低潮。

       但范照南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1924年1月，国共合作建立广州革命政权，广东各地的农民运动迎来了新的转机。范照南抓住这一契机，在夏秋间秘密建立了“贫人党”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农运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如同星星之火，在黑暗中坚守信念。范照南带领他们走村串户，与农民拉家常、讲革命，在艰难的环境下，团结群众、稳定人心，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积蓄力量。

       1925年2月，广州革命政府发动东征，讨伐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消息传到新田区，范照南兴奋不已，他立即组织贫人党成员深入乡村，向农民宣传东征的意义。他们走街串巷，张贴标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革命军为百姓谋幸福的宗旨，号召大家支援东征军。当东征军抵达新田时，村民们自发来到村口，敲锣打鼓，热烈欢迎。他们拿出家中仅有的粮食、蔬菜慰劳军队，有的农民主动为东征军当向导，带领军队翻山越岭；有的扛起火药枪，跟随东征军作战；还有的挑着沉重的子弹箱，一路随军前行。东征军旅部的报告中写道：“职旅于昨（28日）日午后3时追击到新田圩，”“由新田圩溃退之敌约2000余人于27日午后四时到新田吃饭，即向河田窜去。”“职部准于本月1日午前7时由新田出发向河田前进。”“职旅经过村落圩场乡民老少燃炮执旗欢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新田区百姓对东征军的支持与拥护，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范照南的精心组织和积极动员。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田区迅速恢复各乡农会，并于1925年4月成立了新田区农民协会。范照南、肖河源、张荣华、罗子和、叶春合等一批农运骨干当选为区农会领导干部，范照南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然而，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6月，广州发生滇、桂军阀叛乱，东征军被迫回师平叛。9月，军阀残部卷土重来，再次占领海陆丰，他们疯狂地进行清乡、围乡，大肆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新田区农会财政叶春合及两名农军队员惨遭杀害，农会组织再次遭受重创。
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10月，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亲自率部途经陆丰新田。在河田附近的黄塘埔，革命军与李云复、罗应平部展开激战，一举击败敌军2000余人。随后，革命军乘胜追击，全歼军阀队伍，收复东江地区。海陆丰人民重获新生，农民运动再次蓬勃发展。到1926年春，新田区80％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会。面对农会的壮大，反动官僚地主和土豪劣绅气急败坏，他们四处造谣，恶意诋毁农会干部，嘲笑范照南是“烧炭的‘山龟’”，肖河源是“一身汗臭的撑船哥”，张荣华是“满身鱼腥的鱼贩”，罗子和是“满脚泥的泥水工”，还叫嚷着“盘古开天地以来，也无听见过穷光蛋做官”。但这些污蔑之词丝毫动摇不了农民们的信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人挺直了腰杆，扬眉吐气，坚定地跟着农会走。

        经历了初期农运的挫折，海陆丰农民深刻认识到，没有武装力量，就无法抵御反动派的进攻，无法保护革命成果。新田区农会积极响应县农会指示，迅速组织发展区、乡农民自卫军。范照南带头动员青年农民参军，他走家串户，劝说农民子弟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在他的带动下，新田区的青年们踊跃报名，到1926年上半年，全区农军总数达到600多人。

       但农军手中大多是粉枪、土炮和大刀长矛，这样的装备远远无法与敌人抗衡。范照南深知，必须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1925年5月，他亲自率领三四百名农军，向横陇大地主刘锦芳发起进攻。战斗中，范照南冲锋在前，农军们勇猛无比，一举攻克刘锦芳的宅院，缴获长、短枪20余支。接着，他们又乘胜追击，收缴了老株塘村地主丘仅文的10多支长、短枪。1926年，激石溪和参城乡农会还专门设立造枪厂，从五华县请来造枪师傅，打造土六八单响枪数十支。这些行动，让新田区农军的装备得到了极大改善。

       1926年秋，为提高农军素质，在中共新田区组织和区农会的领导下，新田区从各乡农会中抽调40多人，举办了农军第一期训练班。范照南亲自参与训练计划的制定，他邀请有经验的军事骨干为学员授课，从队列训练到战术讲解，从武器使用到实战演练，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学员们毕业后，一部分被调往县农军，充实了县农军的力量；一部分则留在区里，成为常备农军。

       在这期间，新田区农军积极配合革命军，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进攻。1926年3月，他们配合革命军摧毁了屯寨的反动堡垒；11月，又与县农军一起扫荡剑门坑，接着攻打黄塘、上砂。每次战斗，范照南都与农军战士们并肩作战，他不顾个人安危，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指挥战斗。农军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将封建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这些战斗，不仅锻炼了农军队伍，更发动和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到此时，全区90％以上的农民都紧紧团结在农会周围。
1927年，“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海陆丰党组织为了反击反革命，挽救革命危机，毅然决定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范照南和新田农军积极响应，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月30日，新田区委接到县委紧急通知，决定5月1日凌晨举行全县武装起义。当晚，100多名农军在参城乡集结。范照南神情严肃，向大家详细报告了武装起义的目的和具体计划。他的话语坚定有力，点燃了农军战士们的斗志。次日凌晨4点，暴动队伍兵分三路，分别向屯寨、径口和新田圩进发。范照南亲自带领一路人马，他们趁着夜色，悄悄逼近目标。当来到反动官僚地主丘仅文等人的住处时，农军战士们如神兵天降，迅速包围房屋，冲入屋内，将丘仅文、丘肖棠、丘祥台、丘连和马洪等五人一举抓获。

      天亮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会干部和农军队员们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动员。一时间，新田区沸腾了，“我们起义了”“我们暴动胜利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午，在新田圩文祠后面的广场上，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召开，四五千名群众齐聚一堂。范照南站在台上，目光坚定地宣布区农会接管政权。随后，大会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当场枪决了被捕的五个反动头子。这一刻，群情激愤，人们挥舞着拳头，高呼口号，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然而，敌人很快进行了反扑。5月中旬，敌军进犯陆城，第一次武装起义不幸失败。新田区也遭到敌军两、三天的骚扰，但农民们的革命热情并未因此消退。他们隐藏武器，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再次起义。

       当县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时，9月7日，新田和河口农军踊跃参战，他们与其他起义队伍一起，向大安镇发起进攻，并成功解放陆丰城。9月12日，新田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人们载歌载舞，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陆丰县临时政府为了建设根据地，将在陆城没收的30余船粮食、布匹和煤油等物资，通过木船运到新田，并及时转移到激石溪储藏起来，为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但敌人不甘心失败，9月25日，敌军再次反扑，起义军主动从陆城撤退。11月4日，激石溪、罗庚坝等乡200多名农军奉命开赴大安集中，配合工农军第二师攻打陆丰城。范照南带领农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经过激烈战斗，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1月16日，陆丰县苏维埃政权正式成立。新田区先是由区农会接管政权，随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团，组织区苏维埃政府，范照南凭借着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被推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
1927年11月，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成立，范照南凭借在革命斗争中的突出表现，与彭湃、郑志云、颜昌颐等6人一同被选为主席团成员。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新田区革命工作的认可。

      1928年2月，国民党十一师占领陆丰县城，陆丰苏维埃政权被迫退入乡村。3月，1000多名敌军从紫金分三路进攻激石溪。范照南带领赤卫队奋起抵抗，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但由于弹药匮乏，最终不得不撤退。敌人进入激石溪后，露出了凶残的本性，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见人就开枪，见屋就放火。一时间，激石溪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敌师长黄旭初甚至叫嚣：“激石溪的扫帚也要砍三下刀。”屯寨乡新围村的房屋被烧光后，反动地主还派人将未倒下的土墙撬崩，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他们狂妄地宣称：“有人能够在新围村找到一块完瓦，愿出一个大洋。”敌人的暴行，令人发指。

       尽管环境恶劣，范照南始终没有放弃。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陆丰党的领导机关以激石溪为据点，继续指挥全县人民开展斗争。范照南作为县委委员，经常穿梭在激石溪的三江口、寨子、茅坪等地，他与同志们一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为革命保存力量。1929年10月，红军四十九团成立，激石溪的农军被编为该团第七连，在海陆紫特委和彭桂团长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范照南积极配合红军行动，他组织群众为红军送粮送衣，传递情报，为游击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冬，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和新田区苏维埃政府在激石溪重建，范照南再次被选为县、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

      1930年5月1日，东江苏维埃政府在八乡山成立，范照南凭借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被选为政府委员。
      
      然而，1931年秋，根据地发生了所谓的AB团事件。一大批干部和革命群众遭到错误杀害，范照南也被诬为AB团嫌疑分子，被县苏维埃政府拘押。激石溪的群众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他们纷纷表示：“范照南耕田烧炭出身，共产党来了一直当干部，怎么会反党？”为了保护范照南，一部分群众自发集合起来，前往县苏办公地址激石溪高岗子，强行将他救了出来。事后，范照南感慨地说：“假如不是群众了解我，信任我，我早就成了一个死得不明不白的冤鬼了。”

      1932年秋，敌吴俊声团进攻陆丰，10月3日，敌军配合反动武装向新田激石溪根据地发起进攻。这次敌人的手段比1928年更加残酷，他们四面封锁，切断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断绝粮食和物资供应；他们包围搜山、放火烧山，妄图将红军和赤卫队逼出深山；他们大肆宣传，号召所谓的“自新”，利用叛徒破坏革命组织。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许多党员和干部壮烈牺牲，激石溪乡原本2600多人，经过敌人的屠杀、逃亡、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最后只剩下200多人。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范照南没有丝毫退缩。他带领赤卫队员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风餐露宿，缺衣少食。当个别队员思想动摇时，范照南总是耐心地教导他们：“敢当共产党，那有怕死自新的道理。”“是共产党员，死也不能出卖组织。”他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队员们的心，坚定着他们的信念。
但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劳累，让年事已高的范照南身体每况愈下。他生病了，却没有粮食充饥，没有药物治疗。即便如此，他依然心系革命，在弥留之际，还紧紧握着身边同志的手，艰难地说：“我们越是困难，越要坚持革命，穷人只有这条路。”1932年12月的一天，范照南在一个冰冷的山洞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53岁。

       范照南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从一个贫苦农民，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新田区乃至东江地区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