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程序员高广辉的猝然离世,成为刺向互联网行业畸形加班文化的一把利刃。周六清晨的抢救室里,心电监护仪的悲鸣与OA系统的消息提示音形成残酷呼应,这位深夜仍在处理工作的技术管理者,最终倒在了“24小时待命”的工作模式下。
这不是孤立的悲剧,而是无数互联网从业者健康权被侵蚀的缩影——当“996”成为行业潜规则,当项目冲刺沦为无休加班的借口,当企业健康预警机制形同虚设,我们必须追问:以生命为代价的增长,究竟价值何在?
高广辉的遭遇撕开了行业光鲜的面纱。考勤记录显示,他猝死前一周最晚归家近午夜,事发当天仍需处理四项紧急任务,甚至抢救期间还被拉入工作群接收指令。这种“隐形加班”的泛滥,本质上是劳动契约的单方面违约。
《劳动法》明确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但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32.8%的职场人全年无休,49.2%的人每日工作8-10小时,半数互联网从业者已突破日本厚生劳动省划定的每月80小时“过劳死警戒线”。
更令人揪心的是,我国互联网行业平均猝死年龄比日本年轻7.6岁,集中在25-35岁的黄金年龄段,年轻生命的非正常凋零,折射出行业发展的深层危机。
企业健康保障的缺失,加剧了悲剧的发生。高广辉2024年的体检报告仍显示正常,但“经常熬夜”的职业特征最终诱发了致命疾病,而其所在公司既未增派人手缓解超负荷工作量,也未建立系统的健康预警机制。这种“重绩效、轻健康”的管理模式,在互联网行业并非个例。许多企业将“抗压能力强”列为招聘硬指标,把“凌晨两点打车费报销”当作福利噱头,却对员工的睡眠不足、心理透支视而不见。
当数字化工具打破了办公与生活的物理边界,企业既享受了“随时随地办公”的效率红利,却拒绝承担对应的劳动保障责任,这种失衡的劳动关系,正是悲剧频发的根源。
整治超时加班,既需要制度发力,更需要观念革新。近年来,北京、山东等九省开展的超时加班集中排查,彰显了国家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决心,而最高法明确“996”无效的司法判例,也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要真正终结“过劳魔咒”,还需多管齐下:监管部门应细化“过劳死”认定标准,畅通举报渠道,对强制加班、隐匿证据的企业依法严惩;企业需摒弃“竭泽而渔”的发展逻辑,建立弹性工作制与健康监测体系,将人文关怀落到实处;劳动者更要打破“加班即敬业”的认知误区,学会依法维护休息权与健康权。
高广辉日记中“命运和挫折让我慢慢成长”的字迹,本该见证一个农村青年的中产梦想,却最终成为数字时代的悲情注脚。技术的进步本应解放人类,而非异化为束缚人性的枷锁;企业的发展本应成就员工,而非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当每个加班到深夜的打工人都能安心休息,当每个奋斗者的健康都能得到坚实保障,行业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对高广辉们的告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以生命为代价的加班,真的该止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