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什么选择“断亲”？一场关于亲情的社会学调查

芦、苇

新京报记者 李聪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调整自己与亲人的相处距离。

2021年，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社会学者胡小武开始研究中国青年的“断亲”现象。他通过1200份有效问卷和大量访谈，试图理解一个社会变化：为什么曾经维系人们生活的亲戚网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疏远？

胡小武将“断亲”定义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即年轻人很少和亲戚互动或基本不走亲戚，而非绝对的断绝往来。这背后，是人口流动拉开了故乡与城市的距离，教育和职场压力挤压了交往时间，经济独立削弱了人们对亲缘网络的依赖，互联网又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亲缘交往的负面体验等多维因素。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胡小武发现，这种疏远也延伸到了与父母的关系中。一些年轻人与父母并未发生激烈冲突，也没有彻底断绝联系，却越来越少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他们仍然会打电话、问候父母，却不再期待从父母那里获得理解，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说了也没用”。

2026年9月，胡小武出版了新书《断亲》，将数年来的调查与思考整理成书。

在胡小武看来，研究“断亲”并不是鼓励年轻人远离亲人，而是希望透过这一现象，看见代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当亲情与个人生活产生冲突时，人们该如何重新理解彼此的责任与边界，并寻找更适合当下生活的相处方式。

▲胡小武在参加学术会议。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胡小武的讲述。

从不再走亲戚，到不再与父母交心

很多年前，我就在关注断亲的现象。2021年前后，我注意到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讲述自己和亲戚之间不愉快的经历。那年春节，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一起，利用寒假期间学生返乡过年的契机，做了12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主要想了解断亲是否普遍，以及是否有年龄分布上的特点。

调研发现，18岁以下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63.1%，26岁～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

年龄越小，与亲戚联系越少，尤其是“90后”和“00后”群体。

随后我又陆续和上百个学生或朋友做了深度访谈。我发现，高频度的“断”，不是不常见面，而是基本不联系，断亲的双方都处在一种相对遗忘的状态。另外，有些家庭因为赡养老人等问题发生矛盾，父辈反目，子辈之间的往来也随之中断；还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害怕亲戚之间的攀比、催婚催育，主动回避家庭聚会。对于因负面体验而断亲的人来说，这种疏远还可能发展为对亲戚关系的整体性不满，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维系这些关系。

这里面还呈现出一些差异化特点。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断亲。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女性在婚恋、生育等问题上更容易承受来自亲戚的压力，一些长辈没有边界感的关心，容易引发冲突；另一方面，在传统亲缘网络中，维系家族关系的责任往往更多落在长子、长孙等男性家庭成员身上，女性承受的亲缘维系压力相对较小。不同地区的宗族家族文化，也会影响亲缘关系。

这几年，我的感受是，断亲的表现形式在扩大，相关趋势也在强化。不仅是年轻群体在断亲，断亲已经逐渐全龄化了。它也不只是年轻人与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旁系亲属减少交往，还可能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

亲子关系的疏远有不同原因。我看到有因为父母偏爱弟弟而“卖女”求财引发的断亲闹剧；有父母过度干预子女的就业、恋爱、婚育而导致的出走式断亲；也有一些子女因为父母的离婚、再婚、财产分割不公平而导致决裂式断亲；还有少数情况，子女为了避免受到父母相关问题的牵连，主动与父母保持距离。

在书中，我将年轻世代与父母的断亲，总体上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情感冷却型断亲、价值边界型断亲、心理创伤型断亲。情感冷却型是双方逐渐失去共同语言，价值边界型涉及成年子女对个人选择和生活边界的维护，心理创伤型则与更严重的负面经历有关。背后的原因并不相同，折射出年轻一代对亲子关系和孝顺观念的重新理解。

一些人认为，年轻人动辄与父母疏远，是不孝顺的表现。在孝顺的理解发生变化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代际冲突发生的时候。

在我看来，这种评价背后，其实存在不同代际对孝顺的理解差异。随着年轻一代个体意识的增强，他们开始重新区分：赡养父母是一种责任；把人生交给父母决定，却不是责任，更不是孝道。

因此，今天讨论断亲，不能只看年轻人还走不走亲戚、过年回不回家，还需要追问：为什么有些人和最亲近的家人依然保持联系，却越来越难以交流？当血缘关系仍然存在，彼此之间的理解却在减少时，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种变化？

▲胡小武和他的学生们。 受访者供图

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远离旧有的亲情规则？

如果只从年轻人的态度和行为出发，很容易把断亲理解为一种个人选择，甚至将其归结为年轻人变得冷漠。

从整体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我认为断亲在根本上是一种结构性变迁结果，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土中国，走向高开放性、高流动性的城市中国的必然。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网络。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亲戚网络并不完全建立在情感基础上，也有着现实的生存逻辑和伦理安排。它既是人们应对风险、获取资源的生活保障机制，也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

过去，一个家庭遇到困难，可以向亲戚求助；一个人的婚姻、工作乃至日常生活，也往往受家族关系的影响。亲戚未必是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却常常对一个人的人生议题拥有优先发言权。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持续推进，传统亲缘网络赖以维系的生活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把亲缘关系中的负面体验看作推动人们远离亲戚的“推力”，那么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则构成了另一组将人们拉向新交往模式的“拉力”。这些力量相互叠加，使亲缘关系在年轻人生活中的位置逐渐发生变化。

城乡空间的流动，亲戚之间不再生活在同一个村庄或相邻的社区里，交流自然就减少了。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交往会相对比较狭窄，没有长距离的流动。无论是居住、生产、生活还是社会交往，都相对封闭，婚丧嫁娶或过年过节等重要节点，都需要亲戚之间互相来往帮衬。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20%提高到2025年的67.89%。中国已经有近9.5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

其次，亲戚交往需要闲暇，也需要人们从忙碌的生活中腾出时间和精力。但在内卷加剧、工作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下，许多人都疲于应对学业和工作，很难再留出时间与亲人交流，包括青少年群体，学业忙碌得连寒暑假都在补课，没有像父辈一代那样小时候可以走亲戚。

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对于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手机不仅是获取信息的工具，也承担着社交、娱乐和情感陪伴等功能。相比专门安排一次亲戚聚会，年轻人可能更习惯于在网络上与朋友交流或打游戏。

亲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正在成为年轻人情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基于同学、校友的学缘关系，和远在家乡的兄弟姐妹相比，年轻一代显然和校园中结识的好友更有共同语言。

最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使得年轻一代拥有了重新选择亲缘关系的可能性。无论是由于个体能力、就业机会的拓展，还是网络信用或者金融信用贷款，都使得个人经济的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

种种因素之下，“断亲”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这些都是从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到今天持续强化的社会潮流，并没有削弱。流动中国的语境下，城市居民，包括很多乡镇地区的居民，已经慢慢被形塑成了所谓的原子化的个人。

“我自己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断亲”

我对断亲现象的思考，也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老家在江西省新余市城郊的农村。童年时期，我生活在一个亲戚往来非常频繁的环境里。那时物质生活相对匮乏，我们特别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好的一段时间。家里杀了猪，父母会让我给舅舅一家送去两斤肉和一副猪肝，我通常要走七八里的山路。舅舅、舅妈则会留我吃饭，有时还让我住上一晚，我与舅舅一家人就有更多的亲密相处的机会。

亲戚之间的往来，不只是节日里的礼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很多家庭很难完全依靠自身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所有需求。每年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时，家里没米下锅，我们就要找亲戚借谷子和大米。因为家庭成员多，每次至少要借一担谷子，重达百斤。遇到盖房子等大事，也要找亲戚借钱、帮忙。那时，亲戚既是经济互助的对象，也是日常情感交流的重要来源，大家也都很珍惜。

我和同辈亲戚之间的感情，也是在更多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小时候一到假期，我就会跑去舅舅家住两三个星期。那时农村上街要骑自行车，大概三四公里，但自行车很少，我的小表哥有一辆二八大杠，我便天天坐在他的后座上，跟着他去城里唯一一家商场的录像厅，到处疯玩。

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南京读书、工作，表哥也已人到中年，只要他打电话来，我仍然会第一时间回应。这种回应就是基于青少年时期那样一种频繁的、持续多年的亲密交往和共同生活。

但我自己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断亲。

到南京大学读研之后，我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一两次。在二十五六年的时间跨度里，我与许多同龄亲戚很少见面。后来再回去，虽然仍然会走亲戚，却明显感觉到，大家已经把我当作一年到头只见一次面的外地亲戚。他们对我在南京的生活不太了解，小时候那种自然、亲密的交往，渐渐变成了一问一答。

这种张力，就像左右手，左手是温情脉脉的乡土记忆，右手是相见无言的感情疏离。我发现，从原来那样密切的交往到没什么联系的断亲，也就是从左手到右手那么近。而且，在年复一年的春节拜年的短暂时光中，这种似乎分裂的亲缘心态，总是让我产生走不进又离不开的一种紧张感。

我们这一代人的流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我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困境体会很深。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数量巨大，大家努力考上大学，毕业后分流到各个城市就业、结婚生子，原本生活在同一乡村、彼此照应的家庭成员，由此分散到不同地方。

比如，我和妹妹常年在外地，父亲去世得早，这些年我们逐渐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母亲那一辈人却未必能够适应这种分离。我一直遗憾，母亲已经不太可能和我一起生活在南京。即使子女心里牵挂父母，也未必有条件把这种牵挂变成日复一日的陪伴。

如今，网络上时常有人谈到，人到中年以后，家庭群、同学群和同事群逐渐安静下来，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交流。这些讨论虽不能直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都在疏远，却提示我们，一种社交收缩的趋势正在被更多人感知：过去，人们的生活往往嵌入各种关系网络之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生活收缩到自己和核心家庭内部。

当亲缘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地嵌入日常生活，人们也就需要重新寻找情感联结的方式。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成为离开故乡、难以回到原有生活的一代人；而在城市中出生、成长的孩子，将来又会流向哪里？他们会拥有怎样的亲缘网络？当共同生活越来越少，他们是否会比父辈更难与远方的亲人建立持久的联系？

对我来说，这些问题也是研究断亲的起点。它不只是关于年轻人如何看待亲戚，更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成员如何在空间分离、生活变化和代际差异中重新理解彼此。

▲胡小武的新书《断亲》。 受访者供图

理解断亲，找到适合当下生活的亲戚相处方式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不能说断亲是社会进步的，也不能说它是退步的表现，两方面都有道理。我不太愿意也不想用道德评价去嵌入这种判断之中。

我一直把断亲当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研究断亲，绝不是为了鼓励人们与亲戚或父母断绝关系，也不是要简单判断断亲究竟代表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我希望通过解释这种现象，让我们看见当代中国的亲情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高中时有一位同桌，他的家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家的条件很普通，但兄妹俩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愿意讲，父母也愿意听；他父母也把所有的事情与他们分享，他们家庭内部十分和谐，一家人都很和善友好、大方热情。我们高中班上同学至少有15个人都去他家吃过饭，我去他家蹭过不下20次饭。我们现在偶尔聊起这段往事，仍然会觉得那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温馨家庭。

其实，亲情关系的疏远，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情感支持。社交媒体上，“电子父母”很流行。这说明一些年轻人一边减少与现实中父母的交流，一边在网络上寻找能够提供理解和安慰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当现实中的亲子关系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时，人们开始寻找其他出口。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所有亲情都应该无条件维系。如果一段关系持续带来严重伤害，个体当然有选择远离的自由。血缘本身不应成为要求一个人无限忍耐的理由。

有人会问，那断亲以后该怎么办？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断亲也意味着年轻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过去，他们可以从亲缘网络中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本支持；当他们选择与亲戚疏远，就需要通过其他关系来获得支持。这样的交往方式可能变得更加理性，人们会更多地根据实际需求、共同兴趣和彼此认同来建立关系。

但这种变化也伴随着另一面。疏离感与孤独感可能偶尔出现，尤其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当断亲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影响往往更为复杂。即使主动拉开了距离，一些子女也可能在某些时刻感到愧疚，甚至重新思考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这也是人间真情之所在。

对于那些正在考虑断亲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先想清楚，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如果关系中存在无法承受的伤害，远离是可以理解的选择；如果更多是因为彼此不理解、生活方式不同，或者长期缺少沟通，也可以看看有没有重新建立相处规则的可能。

我也在思考亲缘关系重新建立的可能性。我研究的主要是未婚年轻一代，他们未来的人生角色还可能发生变化。当一个人成家、生育，开始承担新的家庭责任时，也许会重新认识亲情的意义，并围绕自己的家庭建立新的亲缘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因此重新靠近父母或亲戚，但人生经历的变化，可能为关系的调整带来新的契机。

归根结底，血缘能为一段亲戚关系提供起点，却不能保证它永远自然地延续下去。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亲情也需要新的相处方式：父母要学习如何面对已经成人的子女，尊重他们的选择和边界；子女也要在保留自我的同时，思考如何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今天我们理解断亲，不是为了要求所有人回到旧有的亲情秩序，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理解彼此的基础上，找到更适合当下生活的亲戚之间的相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