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栖学者 独树一帜——记我国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一代宗师杨成志

独自等待

他是老海丰人；他是中国现代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中国岩画发现与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在田野调查、西南民族研究和民俗学研究方面建树颇多，对民族博物馆的实践和建设也有独特的见解和积极的贡献。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的研究之中，为中国文化人类学做出不朽的贡献。　　海丰在20世纪曾孕育过三位文化名人：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马思聪、被尊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还有一位就是1934年代表中国学者出席伦敦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的杨成志。虽然在解放前被称为“海丰三杰”，但相比马思聪和钟敬文的声名远播，杨成志的事迹却因年代久远而不广为人知。
　　记者在间接的了解中，定格了他的印象。正是“人间俯仰更成古，天下声名不计年。”
　　田野调查新创举
　　1902年5月1日，杨成志诞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汕尾镇盐町头村的一个贫困海员家庭。乳名“浩”，字“有竟”，取义于中国古代格言“有志者事竟成”。青少年时代的杨成志是在刻苦奋斗中求学进取的。
　　1923年春，杨成志考入岭南大学（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一所大学，校址即今中山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杨成志同时兼任岭南附中的历史教员和附属华侨中学的中文教员，以半教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
　　当时地处大革命时代中心广州的岭南大学曾经汇聚了南方许多热血青年，著名的如冼星海等。在反帝爱国的思想影响下， 1926年，杨成志撰写了《毋忘台湾》等小册子，呼吁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台湾。该书由郭沫若作序，甘乃光题写书名。大革命时代的熏陶，使青年杨成志养成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性格。
　　1927年，杨成志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助教。同年8月，傅斯年、顾颉刚等大师级人物筹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杨成志因译述《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一文，得到顾颉刚赞赏并被聘为事务员。在此期间，杨成志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英语基础，很快走上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
　　20世纪早期，鸟居龙藏、葛学溥、葛维汉等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促使中国学者开始转变书斋治学传统，走向田野求知。无论是建设新学科、新学问的工作职责还是开化国民心智、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都深深吸引着年轻而富有理想的杨成志。
　　1928年，中国掀起第一次调查民族之风，就在这一年，杨成志随同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国禄夫妇、容肇祖等人一同前往川滇之际的大凉山，希望揭秘仍未开化、保留奴隶制度的神秘民族“独立罗罗”。
　　“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这股“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度和科学探险精神，让杨成志勇敢地绝尘而去，踏上旁人眼中的不归路。
　　他尊重彝家的风俗习惯，不断克服文化差异，和当地人同吃同住结下了友谊，先后经过了200多个彝村，行程约500余公里，了解和搜索到不少上世纪20年代末彝民社会的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和彝文宗教经卷。他原拟取道昭通经贵州到四川，顺长江一路调查回去，不料滇黔军阀开战，旅途不通，不得已于1929年5月出原路折转回昆明。
　　杨成志回到昆明后，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他先后应邀在十余所学校演讲，并展示了他实地搜集的民族文物和照片，报告调查的经历和收获，提出在云南开展民族调查研究的必要性。
　　杨成志在非常闭塞艰苦的云南大凉山生活了1年零8个月，调查研究了“独立罗罗”的名称和来源、历史沿革、地理概况、经济从业、生活方式、奴隶制、部落制度、家庭婚丧葬制度、咒术、故事传说、音乐歌谣、语言文字等。并第一次描述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原有文化，揭示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
　　与西方的人类学界相比，杨成志所作的长时间人类学田野调查，是开创性的，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产生的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栖学界写风流
　　杨成志结束了在滇川的调查之后返回学校。1932年公费留学法国，先就读于巴黎人类学院，随后转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以《罗罗文字与经典》获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期间，还先后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民族博物馆、大学人类学系和研究所，收获颇丰，为日后教书治学储备了丰富的经验。同年，杨成志学成回中山大学，除了系统讲授西方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理论之外，他还把自己的学术活动转向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和民族博物馆的文物搜集、陈列、展览等方面。并着手恢复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重办《民俗》刊物，用人类学的基础理论规范中国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使中国民俗学具备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形态。他也成了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之一。
　　1944年被外派赴美访问考察，并相继在国外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中国语文科学》、《中国人类学家谈蒙古利亚种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今日中国人类民族科学的贡献》等论文，在早期国际学术交流中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1945年，杨成志重返中山大学。访美归来后开办人类学系，又相继担任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职，为华南地区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骨干，堪称一代宗师。他们中的戴裔煊、江应梁、王兴瑞、王启澍、梁钊韬、张寿琪、岑家梧等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知名专家。杨成志在教学科研两付重担下，仍组织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的学术活动，出版《民族学刊》，先后发表了《美国印第安人考察观感》、《现代美国人类学的动向》、《苗族的洪水神话》等论文，体现了一位知名学者的学术胸襟、活力和眼光。从1935年至1949年的14年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杨成志矢志不渝地走民族学之路。
　　在我国北方的大学院校里，人类学没有四分支，只有在南方，中山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才一直保留着从杨成志到梁钊韬留下来的人类学四分支的传统：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可以说是国内唯一保留该传统的学院，备受美国人类学家推崇，并评价说，从杨成志到梁钊韬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形成，是一部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缩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杨成志调往北京，任职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自1952年起，杨成志坚持田野考察，写成《粤桂疍民调查情况简要报告》、《广东畲民情况调查初步总结报告》，对于水上人（疍民）算不算少数民族，对于畲族是否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认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杨成志等人的努力，1956年，国务院正式将畲族确定为单一民族。
　　1956年，杨成志任《中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召集人和撰稿执笔人。潘光旦、吴文藻二教授共同起草《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1962年期间，多次赴广西大瑶山调查，主编了约700万字的《大瑶山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57年，就广西宁明等地发现的壮族古代崖壁画和新石器时代文物作学术报告《新发现的古代壮族崖壁画》，引起有关部门及学术界关注。杨成志由此被尊为中国岩画发现与研究的先驱之一。
　　1958年在北京向百余位苏联专家作题为“南方苗、瑶、黎、傣、彝、壮六个民族概况”报告，后被苏联专家译成俄文在苏联民族学刊物上发表。1960年写成约100万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西资料汇编》。1979年，与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罗致平、钟敬文等七教授联名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积极参与与筹办中国民俗学会，是中国民俗学科最主要的鼓吹者与推动者之一。
　　1982年，杨成志完成长达四万余字的《国际人类民族科学的发展和动态》一文，并在“中国人类学会第二届大会”上作报告，受到与会专家代表的高度评价。同年5月，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作《民俗学的起源、发展与动态》专题报告，同年7一8月间，在“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讲习班”上作题为《民俗学的内容与分类》的学术报告。还在《舞蹈》《民俗与传统舞蹈散谈》、《舞蹈与民族文化》等，几乎年年都有成果性的学术论文惠施学界。
　　民族学、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他认识到建立博物馆的重要性：“人类科学的研究若脱离了博物馆便等于缺了实验室一样！”他曾前后两次出国环游世界，在各地参观各科别、各类型的博物馆三千多所，他对博物馆考察、学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是少见的。他先后倡议设立省立博物院，提出在首都设中央民族博物馆，在五个自治区设区博物馆，在自治州设州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暨地方民族学院设展览馆、文物馆等，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博工作，为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耕耘不息显精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杨成志在60余年学术生涯，始终坚持“民俗民族人类学，三业互通相辅成。”因为这三门学科研究对象相联、考察角度相近、研究方法相似，将它们“互相关联渗透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显然是要比分开单科探讨深入得多。这样，视野的开阔与角度的更新，使得他的研究面扩展了、深度增加了，触类旁通，相得益彰，互为关联，相辅相成。
　　可以说，杨成志的学术生涯肇始于民俗学，其后一以贯之。“一生在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上耕耘”，成绩斐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均享有较高声誉，日本民俗学家白鸟芳郎、君岛久子、直江广治以及香港人类学教授谢剑生都很推崇他，国内学术界也给予他应有的荣誉。
　　自1984年起，杨成志从他为之辛勤耕耘了60余年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坛上退了下来，专心整理旧作、著述新章。60余年中，杨成志撰写了10多本专（译）著、两百多篇论（译）文，共计约三百多万字。
　　杨成志在汕尾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记者 陆端华）

隐姓再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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