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观】：《毒战》，杜琪峰戴着镣铐跳舞

了了

[导读]杜琪峰曾指责过香港电影为了登上内地院线而被迫删减的做法，在审查制度面前，他戴着镣铐跳舞，也能扭得令人赏心悦目，《毒战》即此一扭。

腾讯娱乐专稿 文/杨波

当今人类社会，作为商品的文艺作品若想合法地流通于某市场，须符合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件作品的内容、材料、风格，及表达的观念思想，须纳入到那个市场所属的国家地区的文化管理机构所允许的范畴之内。这就是警匪片大师杜琪峰在其第一部描写内地警匪斗争的电影《毒战》的记者会上，屡次强调的“一定要政治正确”的意思。所谓“一定要”，即除非你想放弃这个市场，或令你的作品像毒品一样在非法市场里非法流通，否则，你就一定要服从且符合体制的监察。

总体来说，文化监察是无可厚非的，中国有，朝鲜和美国也都有，不过可能有些细微的区别，我将之大略分为三方面。一是可想而知的，监察机构给出创作者的自由，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当然，也有的非常非常小，小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地步；二是监察的方式不同，有的很细致，从创作者的艺术风格到受众的审美承受度等等不同维度上娓娓道来、细细划分，有的则很粗犷，全盘地非黑即白，全面地雁过拔毛；三是监察的目的不同，皆以人民的精神生活为对象，有的要去控制和阉割它，有的则想令之安全些、舒服些，如分级制，它会先设地令一个小女孩避开有妖怪吃掉另一个小女孩镜头的电影，令她晚上得以睡着。

由此，若想在这样的文化市场中盈利，规避其管理者规定的禁忌要比顺应其顾客的喜好更为重要，这是相辅相成的两面，事实上，当这一禁忌庞大繁芜到某一程度时，顾客的购买行为已不再基于好恶，而是“唯一的选择”，与此同时，艺术家的创作行为亦更是如此。这一极端情形，在人类史上并非罕见。话说到这里，20年前，我靠从央视五套的滑雪运动欣赏栏目里才能听西方摇滚乐的记忆，忽被唤醒。

这种窘境，亦被杜琪峰在拍摄《毒战》时遇到，他所遭遇的“唯一的选择”是：因警匪间的矛盾不属于人民内部，是阶级，乃至敌我矛盾，所以，警察（孙红雷）必须是好人，且是好到一点儿都不能坏的那种完美的好人；毒贩（古天乐(微博)）则必须是坏人，坏到哪怕被观众看出有一点儿好也是伪装出来的那种坏人。这种丧失人性的二分法也自然而然地令角色丧失了人性，甚至丧失了个性，只剩下了好与坏的特性。

虽认为“获奖并不意味着演得好”，杜琪峰依旧觉得古天乐靠在《毒战》中的表演获奖一点也不奇怪。我却存疑，因为要想在表演上有所呈现，必须复杂，要笑里藏刀，刀后面还有朵玫瑰，而古天乐所饰演的毒贩是个坏到不能再坏的人——尽管他在片中前1/3看似协助警方办案时，特别在孙红雷吸毒剧烈反应之际他马上给出急救方法的片段，让人以为他心存善意，但当他捏碎窃听器，原貌毕现之后，其无论敌友，见人就杀的歹毒是在有些为了坏而坏，包括作为“重口味”的见证，电影结尾处他被注射死刑时，依旧不断抖料来试图换命，那种惜命和无骨亦是为坏而坏，甚至不合逻辑。

而孙红雷的表演，或许最近转型拍摄的时尚娘娘腔多了些吧，几乎连硬汉的一面都没树起来。其苍白干瘪，创造了扮演内地好警察的新高。

对于一直靠从兵那里挖掘几分贼心，同时从贼那里闪耀几道正气来刻画人物性格的杜琪峰来说，以上谈到的二分法真是要了他的老命。因此，他称《毒战》是“杰作”，“倒不是说片子本身多好，而是说在各种限制下还能拍成这样”，这样的解嘲和吹嘘，恰到尺寸。

若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底线，创造者承受文化监管时，只要尚能体现自我的风格，那就还算对自己和受众有了一个交代。这么说来，在弃刻画复杂人性之后，旁枝陡出的情节逻辑、复杂的枪战布局，以及角色们说死就死直到最后所有人都死了这些东西也算风格的话，《毒战》也就称得上算一个交代。

近十年以来，在本就市场先行的香港电影界被内地全盘招安的过程中，杜琪峰应是骨头相对硬朗的一个，曾不止一次地指责过香港电影为了登上院线而被迫删改剧情的做法，包括他自己的一些作品在遭到这样的阉割之后，他甚至不承认其为己出。事到如今，他借内地投资，着重内地市场，拍以内地为背景的《毒战》，将之视为甘愿被阉割式的妥协或也不妥，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某种去势，是自愿，或，也是符合其美学和职业观的。

戴着镣铐跳舞，是对杜琪峰这种乡愿地，在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之前提下肆意行使自由的舞者的俗常比喻。这舞蹈是否尚有看头，由镣铐的大小松紧和舞者的柔韧程度这两方面来决定。将你倒吊而起也是戴镣铐的一种方式，却一定也有些腰软腿长的舞蹈家，在倒吊的情形下，也能目红耳赤地，扭得令人赏心悦目。

《毒战》即此一扭。

当然，至今还是有一些舞蹈家将不戴着任何镣铐视为跳舞的前提，甚至将之作为对自己及艺术起码的尊重。这种冥顽不化，真令人想把他们倒吊起来啊。

该贴已经同步到 了了的微博

了了

真令人想把他们倒吊起来

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