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完了黄振位有关《论广州农讲所的建立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一文，更深入了解到彭湃在“在广州农讲所”对中国农民运动中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他们在你死我活的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有的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和伟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处于太平盛世的和平环境的人们，让我们紧合双手，感恩他们。
论广州农讲所的建立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黄振位
广州第一届至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这所学校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多少年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时期，对于农讲所的宣传和研究，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只注重第六届，对前五届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几乎被湮没。今天，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复农讲所本来的面目，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就从农讲所的建立发展、教学内容及其历史作用，试作粗浅的认识。
一、广州农讲所的建立
广州农讲所，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合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早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党的“三大”以后，“定出农运政策，农运便放在党的指挥之下”。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这对农民运动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中国农民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把发展农民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我党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对于中国农民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开展农民运动，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因此，农民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为适应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就以国民党的名义，由共产党人主持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至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广州农讲所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议下创办的，并负责整个筹建工作，特别使彭湃等共产党员起着决定性作用。
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员林祖函（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第一任部长，彭湃为秘书。1924年4月，林祖函因赴武汉办理党务，辞去部长职，尔后，农民部长一直相继更换，但彭湃仍然担任秘书工作，一切部务基本由他主持。在这期间，彭湃根据自己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感到要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阶段，非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农民干部是万万办不到的。因此，他积极主动地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在革命策源地的中心广州举办一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7月2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给团中央曾作了这样的报告 ：“本区同志在民校任职者，曾在民校提出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中共广东区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国民党改组后，国民党认定农民运动是革命工作之一，我们因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工作，开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关于这个问题，国民党右派邹鲁在事后多次说过：“农民部长初为共产党员林祖函，继为彭素民同志，而他的秘书彭湃，则为共产党员。一切部务，都被彭湃所把持。……后来，廖先生兼农民部部长职，彭湃更把持一切。该部欲立农民运动讲习所，突然提出党部，通过招生，数日后即举行考试。” 在这里，虽然邹鲁是发泄对彭湃等共产党员的不满，但从中可以看出：1、彭湃在农民部曾发挥了重要作用；2、彭湃对于创办农讲所确实处在主导地位。据第一届农讲所学生林务农回忆：彭湃同志倡议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遣农运干部充当农民部特派委员到各地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等措施，都获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过”。在彭湃等共产党员的提议下，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议，“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期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委员。”会后，彭湃就肩负起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重任。
广州农讲所的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的。其主要原因：一是当时广东是革命根据地，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因此，必须考虑到两党之间的关系；并且，国民党改组后，在全国扩大了政治影响，在人们群众中具有较大的号召力。而是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要开办农讲所必须有资金，按照当时共产党的实际情况，要长期维持这样的学校，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农讲所的经济来源，校舍设备等，必须依靠国民党加以解决。三是国民党“一大”制定有扶助农工的政策，这一点是和共产党一致的。事实上，国民党左派也是热心创办农讲所的，如第一届农讲所训练期间，廖仲恺曾到农讲所向全体师生作了《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点》的重要演说：孙中山也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农讲所参加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并作了《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报告，对农讲所寄予很大的期望。四是当时国民党在一些省份的地区的招生入学工作，而且对于学生毕业以后，奔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也更为有利。
总之，工作农讲所的建立，是顺应革命历史发展激流而出现的，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产物。
二、农讲所的发展过程
工作农讲所先后办过六届，历时两年二个月，三易其所址，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绝不能把各届截然割裂开来。如果只讲某一届，不及其余，突出个人，褒彼贬此，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届农讲所于1924年7月3号开学，至8月21日毕业，历史一个多月。主任由彭湃担任，招收学生38名（其中女生2名），毕业33名。这届农讲所开学后，中共广东区委考虑到各地派来学习的党团员很多，特地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在农讲所的研究程序”。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农讲所的筹建，就是对农讲所开办后的具体事项都是十分重视的。
由于第一届毕业学生仅33人，而以当时广东94县计，平均每县还不到一人，这对于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是不相适应的。因此，“为大规划（模）之农民运动计；乃赓续举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扩充招生名额。延长学习期限。于是，第二届农讲所就在1924年8月21日开学了。这一届主任罗绮园，招收学生250名（女生13名）。本届开学不久，发生了反动商团叛乱，便将原计划学习两个月提前至11月1日毕业，故毕业人数仅142名。
上述两届都是招收广东籍学生。所址均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即“惠州会馆”，现93号）。而从第三届起，开始招收外省学员，扩大了招生范围。
第三届于1925年1月1日开学，至4月3日毕业。主任为阮啸仙，招收学生128名，毕业114名。其中招收广西籍学生2名、四川籍1名。本届学生毕业时，国民革命军已经胜利地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沉重地打击了军阀的反动势力，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至4月底广东全省有22个县建立起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
农民运动的飞跃发展迫切需要向农村输送大量的干部。因此，又续办了第四届农讲所。1925年5月1日开学，至9月1日毕业。主任为谭植棠，招收学生98名，毕业76名。本届也招收了湖南、广西籍学生。开学不久，发生了反动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在广州叛乱，所址被强占。于是，所务会议决定将学生暂时遣送回原籍。平定刘杨后，各地学生于7月1日又返所上课。由于原道学生交通不便，一时难以返校，所以又增收了25名旁听生。
第五届于1925年9月14日开学，12月8日毕业。主任为彭湃，招收学生114名，毕业114名。随着农讲所的继续开办，范围越加广泛，到了本届已招收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山东等八省学生。
以上三届所址已由越秀南路53号迁至东皋大道1号。
1926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林祖涵复任农民部长。林祖涵上任后，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林祖涵、毛泽东、肖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均为共产党员）和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等九人担任委员。同时，中央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肆业”，并于2月6日向全国发出通告，通知各省选派学生事宜。
同年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开办第六届农讲所问题，并决定聘请毛泽东担任所长。
于是，第六届农讲所于同年5月3日正式开学，至9月11日毕业。招收全国20个省（区）的学生共327名，毕业318名。这一届把前五届的主任制改为所长制，所址也该设在广州番禺学宫（现广州农讲所旧址）。
综上所述，广州农讲所实际是一个整体，各届之间是互为联系，有延续性的。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招生人数日益增多，招生范围不断扩大，学习时间逐渐延长，这只不过是第一届农讲所的继续和发展，是完全为了适应当时全国农民运动发展需要的。
从整个办理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广州农讲所是一块革命的园地，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
在领导方面，各届领导人均为共产党员。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曾担任了两届负责人。他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毛泽东、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后叛变）等，分别担任了各届领导人。当时，他们在我们党内都担任着重要职务，有较高的政治素养，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是农讲所的主要决策人。
在教员方面，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如彭湃、毛泽东、周恩来、小春女、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阮啸仙、谭植棠、周其鉴、赵自选、张秋人、安体诚、唐澍、于树德等都先后担任过教员。仅第六届农讲所23名主要教员中（不包括一般军事教官），共产党员就占了16名。此外，还先后聘请了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林祖涵等，给学生作报告。这些教员德才兼备，学识广博，对于培养革命干部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在学生方面，第一、二届招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曾规定“中国国民党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者皆得报考”，但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第一届为例，青年团广东区委“曾通令各地方派人来所学习”，“共计学生三十六人（实为三十八人），同志占二十人，新学生占六人，平均各地方至少有两人以上。”第二届的招生，“亦如前办法，招致同志入所”，“计百六十人，同志占二十人，新加入者十余人”。其后各届也类似上述情况。第六届招生，中共广东区委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派出专人前往福建厦门等地进行这一工作。“出发前，广东区委分批召集所有去招生的人来开会，说明这次招生的意义、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准备将来支援北伐。”如郭滴人、朱积垒（均牺牲）等十多人，就是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罗明前往福建招来的。这都说明我们党对农讲所的招生工作是十分重视的。然而，在整个招生工作中，既不是无理苛求，拒人门外，也不是不讲质量，滥竽充数。而是按下列条件：1、“决心于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不是繁华而态度诚恳者”；2、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身体强壮能忍苦耐劳者”；3、“无家庭生活重大之牵累者”；4、中学程度“文字通顺能演说者”；5、“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根据这些条件，主要招收了贫苦农民子弟，也有一部分工人、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等，基本保证了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
农讲所还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机构，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积极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1924年7月21日广东区团委代理秘书刘尔嵩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第一届“我们同志在该所组织一小组，每星期开会讨论一次。”同年10月5日，广东区团委阮啸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第二届的组织发展情况：“在训练中准备加入者三十余人，我们意想中将有百人可以做同志。”从当年有文献可查的，第三届发展党员20多人，第四届发展50多人，第五届也成立了青年团“农所支部”，团广州地位多次派员参加了支部大会。至于第六届，吸收党团员为数更多，并由庄严的入党誓词：“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如王首道、肖尊一等，就是在这届入党和入团的。这些党团员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真正发挥了骨干的作用。
事实说明，广州农讲所的发展变化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专心培育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辛勤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农讲所在中国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难以设想的。
三、农讲所的教学活动
广州农讲所的办学宗旨是：“为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使其成为农民运动之推动机”。基于这一宗旨，农讲所的整个教学活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破除了旧教育制度和传统观念。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具有显著的特点。
农讲所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和学习革命理论，这是最显著的特点。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此，农讲所把这个问题作为学习研究的重点。在第一届农讲所里，彭湃就把农民问题作为一门主要的课程。他既是主任，又是教员。他把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亲自向学生作了讲演。该届学生肖一平回忆说：“他讲的课很实在、很具体、很生动。他把他在海丰搞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交给我们，是我们以后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最好的知识”。在本届学生毕业聚餐会上，彭湃还教导学生说：“大家在受训期中已知道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有全国工农参加，然后才能获得胜利的道理，所以对工农的宣传组织工作，是目前的特殊责任。如果把仍然沉睡在宗法社会里的工人农民唤醒起来，如果把居住散漫的功能群众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以打倒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封建军阀恶势力，这就要求大家发挥忘我精神，负起这特殊的责任。”1926年出版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的内容，彭湃从第一届致以后各届，均向学生作了讲授。从第二届至第六届，阮啸仙也给学生讲授了“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状况”等课程，给学生指出了从事农民运动的必要途径。
在第五届农讲所，毛泽东向学生介绍了湖南衡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并教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他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在这里，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策略思想，对学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第六届农讲所，总共25门课程，其中关于农民问题占很大的比重。毛泽东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作。彭湃讲《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周其鉴讲《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罗绮园讲《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于树德讲《农村合作概论》、韦义光和浦良柱讲《农业常识》等。周恩来讲授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他说：“当国民革命军扫除反革命派杨希闵、刘震寰、邓本殷、洪兆麟时，北江、东江、西江、南路，党军所向无敌，不数月而肃清广东全境，都是由于：一方面党军拥有数十万的工农群众；一方面反革命派所利用的士兵、民众都觉悟了，所以才收神速的效果。而我们作农民运动的时候，先考察军队的情形如何。”在这门课程中，周恩来以自己亲身的斗争来实践，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相互关系，深刻地阐明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开展农民运动必须同军事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农民武装，方能保证农民革命的顺利进行。
各届农讲所除了课堂讲授外，还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召开各种讨论会。讨论内容有：“谁能领导国民革命”，“农民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解放”等问题。第六届还把全体学生按地区组成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租率、田赋、主佃关系、抗粮情形”等36个项目，供学生讨论研究，使学生初步掌握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
在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同时，还学习有关革命理论。前五届农讲所曾先后聘请了俄国顾问鲍罗廷、加伦、马马也夫等担任教员。他们向学生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第六届的学习内容更为广泛，其中有：李立三讲的《中国职工运动》、恽代英讲的《中国史概要》、张秋人讲的《各国革命史》、陈启修讲的《经济学常识》、肖楚女讲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等等。在《帝国主义》这门课程中，肖楚女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语言，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产生、性质和命运，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循环不已的帝国主义争霸”，必然引起战争，爆发革命：“帝国主义，目下正在：一方面尽量地长大它底最后限度的‘胖体’；一方面开掘埋葬其最后胖体的坟墓。”形象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此外，学生们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马列主义著作。这对于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广州农讲所坚持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这又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学风，比之旧的封建教育，是一种革新，一个突破，是别开生面的。
据史料记载，第一届“学生除正式授课外，最注意于所外活动，凡是星期日须有农村运动实习，......及东西北南四郊实际调查与宣传组织。”第二届学生入学不久，就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当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反动头子陈廉伯、陈恭受
发动商团在广州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在这紧要关头，本届学生《女生除外》当即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协助革命军队镇压了商团叛乱。平定商团后，适逢孙中山出师韶关准备北伐，这支农民自卫军又奉命开赴韶关，担任后方的宣传工作。第三届农讲所也从实际出发，按照农民协会章程，效仿农村的做法，把全体学生假设为一个县农民协会，然后根据学生的地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引导他们分别组织区、乡各级农民协会，为以后回到农村做准备。第四届农讲所刚开学就组织学生列席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资学习。当时，《广州民国日报》曾作了这样的报道：“本月（十一月）十九号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兼省农会代表彭湃，率领该所学生赴韶关参加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散会后农讲所全体学生，即分二十二组，每组5人分赴城厢内外及乡村演说，并调查农民状况。”第六届农讲所更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全体学生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纪念会、“五卅惨案”纪念大会、“六二三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北伐誓师大会等，并到韶关实习一星期、海丰实习二星期，收获很大，教育极深。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农讲所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确是给陈腐锈蚀的中国教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学生们在这块教育革命的园地里，亲身接受了革命实践的锻炼，更使他们认识到农民这支革命主力军的伟大的作用。
广州农讲所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管理，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农讲所的军训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1924年10月5日，广东区团委阮啸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在总结一、二届农讲所军事训练的经验时说：“一个革命家，如果受过军事教育，必更能守纪律，勇于任事，可使涤去书生习气，而为一不折不挠之健者，不过政治训练要与军事教育并重，才能养成全才。”一至六届农讲所正式如此办理的。
学生入学后，根据各届人数的多少，按军事编制编为总队、中队、区队、小队、分队或连、排、班等。如第一届人数较少，编一小队。第三届人数稍多，编为一连，下属三排，每排三班、每班13-15人。第六届人数最多，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由共产党员赵自选担任主任兼总队长。全体学生编为一个总队，下分二队，每队分六个区队，配备了专职的队长和区队长。各届学生，每人一支枪，统一发制服，轮流执勤，站岗放哨，使他们一开始就养成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化作风。
在时间安排上，每届的军训都占相当的比例。第一届仅办一个月，军训时间占十天。第二届训练了半个多月。第四届采取上午军训、下午上课的做法。第六届的军训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
为保证学生牢固地掌握军事知识，在军训内容方面，力求从实际出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在理论上，首先让大家明确军训的重要性。毛泽东在第六届农讲所就像学生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学生们还阅读了《步兵操典》等军事教材。在实践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开始是立正稍息、拖枪房枪、卧倒跃进；然后利用地形地物、潜伏隐蔽、夜间演戏；最后编排进攻、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如第一届学生曾开赴黄埔军校进行系统的训练。尔后各届都先后到了广州郊区白云山、东较场、黄花岗等地进行野外演习，并到石井兵工厂进行实弹射击。第六届学生王首道曾回忆说：“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而且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意志，为他们宣称组织群众，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农讲所整个教学活动，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的。它既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又为我国的物产阶级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仅此而论，我们就可以看到农讲所的主持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远见卓识。
四、农讲所的历史作用
广州农讲所，培养和造就了近把百名干部。他们经过革命熔炉的熏陶，又奔赴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成为农民革命的中坚力量，立下了不可抹灭的历史功勋。
第一，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发动群众。农讲所字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发挥了“农民运动之推动机”和宣传队的作用。广大师生以无比强烈的政治热和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向社会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在学习期间，第一届全体学生就向全国发表了两次《敬告农民书》。在这两份文告中，向广大农民群众明确指出：“你们的痛苦，是从哪里来呢？你们的痛苦，不是由母胎带生出来，不是由上天注定出来也不是由命运结构出来，的的确确是由外国之帝国之本主义者制造出来!自从外国之帝国资本主义侵入，农民的痛苦，就一天加甚一天”。接着，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土地的侵夺”、“主权的侵夺”、“利益的侵夺”和“商业的侵夺”等罪恶。最后，号召广大农民“赶快大家联合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同工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猛攻！推翻帝国资本主义！！”
1924年10月10日，第二届农讲所学生和广州几十个团体在第一公园举行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警告一切反动派”。在会后游行时，遭到反动商团军的惨杀。事后，本届农讲所连同广州工代会、新学生社等29个单位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历数了反动商团的血腥暴行，向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一切的卖国商人！全国同胞，起来响应啊！”
在第六届农讲所，广大师生共同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52种（目前发现26种），分期出版。毛泽东亲自为这套丛刊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农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关于丛刊的内容，他说：“其中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又充分地肯定了学生们所起的作用。这套丛刊，对于指导全国农民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政权。农讲所在办理期间，就为广东有关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农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第二届农讲所创我国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为农民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先导者的作用。学生毕业后，除少数留所或留农民部工作外，绝大多数都回到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中，对第一届至第五届曾有这样的记载：“为养成农民运动人才，先后办理五届农民讲习所，毕业学生四百四十五人，三分之一是由中央农民部分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从事工作；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所哟广东各地农民协会，多于此时组织起来，广东省农民协会亦于此时（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宣告成立。”如第一届学生黄学增毕业后，就被派往广州南路（现湛江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建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指导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很快打开了南路农民运动的新局面。1924年12月5日，彭湃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补充报告中，对第二届学生作个高度的评价：“就我们学校第二届毕业的宣传鼓动员说几句：他们工作得很好。我们花在他们身上的金钱和精力并没有白费。”
除广东外，各届学生在全国各地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二十九个学生回去湖南各地实地工作，农民运动在湖南便萌芽起来了。”第六届学生毕业后，正如革命的火种，在全国燃烧。如湖南籍学生周振汉、福建的朱积垒、山东的胡殿武、内蒙古的康富成（蒙古族）等，都在当地公开或秘密地组织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三，举办地方性农讲所，继续培养农运干部。广州农讲所结束后，由于各地学生的辛勤努力，地方性农讲所在全国各地纷纷崛起，各种农训班和农军学校正成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第三届学生韦拔群、陈伯民回到广西东兰县于1925年9月“在武篆区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植农民干部”，韦拔群为主任。广西农讲所前后办了三期，共培训了500多名农运干部。他们遍布右江各地，迅速掀起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高潮。第六届学生喻东声回到湖南宁乡后，也办起了农讲所，培养革命干部，这些农讲所的办学方针、招生对象、课程设置等，都是仿效广州农讲所办理的。
在广州农讲所的影响下，从1926年底至1927年上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先后办起地方性农讲所、农训班或农军学校。仅广州省就开办了“广东农民训练所”、“海南陵水农训所”等二十多间，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海南各地农讲所或农训班的学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许多都参加了创建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四，支援省港罢工，参加反帝斗争。1925年6月，广州、香港的工人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期间，广州农讲所学生曾深入罢工工人中，调查罢工状况，开展宣传活动，四处发动募捐，慰问罢工工人，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此，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曾发表文章大加赞赏：“在这次‘反帝’运动中，除各县有组织农民有种种运动外，广州亦有代表农民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参加。......该所已毕业两届，其学生百余人，现第三届亦有学生百人。毕业学生多往各县作农民运动。在这次‘反帝’运动中，这一般青年农民学生，对宣传及援助罢工工人亦做了许多工作。”第四届农讲所“将在农讲所内附设一罢工工人补习班，使工人经过一度训练，并熟悉农民运动情形，然后出发宣传，收效益当伟大。”此处，还有一部分农讲所学生在全国运动的同时，又组织了“反天主教宣传团”，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还在遂溪县江洪港建立了“雷州江洪渔业工会”，反抗渔霸的压迫和剥削。第六届山东籍学生也在青岛等地工厂开展工人运动，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斗争。
第五，参加东征南讨，支援北伐战争。1925年2月至10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领导下，国民革命军举行了两次东征，讨伐反动军阀。农讲所先后派遣学生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征，开展整治思想工作，发动农民支援前线。据文献记载，第一次东征时，“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届东江机籍学生十人，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担任宣传工作，此宣传队有随军到五华、紫金、龙川等县区组织农民协会的，惠阳县农民协会即于此时乘军事胜利，由随军留下来的宣传队两位同志及二三个农讲所学生去宣传组织起来。”
1925年冬，国民革命军南征讨伐邓本殷时，农民部先后派遣了第三届学生苏其礼、第四届的何毅、第五届的欧赤、卢宝炫、刘坚等人到南路活动。他们发动沿途各地的农民群众，为革命军当向导，通报敌情，为战地服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革命军一举打败了反动军阀邓本殷，解放南路，收复琼崖。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农讲所学生做出了很大贡献。
广东统一后，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活跃在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的农讲所学生，纷纷积极发动群众，为北伐军带路送信、救护运输、直接参战，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打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承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第六，参加领导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帝国主义极为仇视和恐惧。在帝国的威胁引诱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的起义。在这些起义中，都有广州农讲所的学生参加了战斗。第三届学生卢耀门和第六届的黄益善等，曾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黄益善又转赴湖南，参加了湖南暴动，并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上了井冈山，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马日事变”后，第六届学生喻东声率领宁乡县农军大队参加了围攻长沙，后来又领导这支农军在宁乡的沩山、雪峰山一带举行武装起义，积极响应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由于起义后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掉联系，他便带领部队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在这个时期，第一届的周侠生等也参加了广州起义。第四届何毅、第五届欧赤等领导了海南陵水县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海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二届黄克、第三届钟一强、戴耀田等参加了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第六届解学海领导了河北省玉田暴动。有的还参加了陕西渭华暴动和广西百色起义等等。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他们面对敌人的刀光剑影，敢于揭竿而起，为民前锋，这种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确是令人肃然起敬。
事实说明，广州农讲所培养的这批革命干部，不论在各个历史时期，或是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多数已先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还有少数幸存者，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尽艰险、南征北战，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以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中，仍然为党、为人民辛勤地工作。论及于此，广州农讲所当以其伟大的功勋而彪炳于史册。
（原载《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发表于 2015-10-25 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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