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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禄传》转载 前言
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儿子，“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院士的传记于2015年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彭士禄传》由《中国核工业报》记者杨新英同志创作。其是描述彭士禄坎坷而又辉煌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
现我得到作者杨新英同志的授权，将转发《彭士禄传》作为学习海陆丰红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作为海陆丰人民纪念伟大农民运动领袖彭湃120周年诞辰的献礼。
——广州红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陈旭光
彭士禄传 杨新英 著
第二章 吃百家饭长大
在父母双亲牺牲后，敌人到处搜捕幼小的彭士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当地贫苦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棵烈士留下的根苗，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鲜血和生命护卫着他、养育着他。 小士禄不知住过多少户人家，也不知改了多少次姓名，穿百家衣，吃百家饭，见到年长的就喊爸爸妈妈，年轻的就叫哥哥姐姐。凄悲的童年生活，让他不停地变化着角色：“小孤儿”“小囚犯”“小乞丐”“小游击战士”……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对百姓的感恩之心在士禄幼小的心底里生根发芽。 彭湃无私奉献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他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品德，他和妻子以及亲人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历史，为彭士禄留下了一笔受用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1925年11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彭士禄于广东省海丰县呱呱坠地。小生命的诞生，让彭家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父亲彭湃为他取名彭赤湿，寓意红色的后代。小士禄出生后，住在父母亲居住的白色小洋楼旁的得趣书室。 彭湃一直南征北战，很少在家陪伴小士禄，所以，小士禄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但彭湃的革命精神在彭士禄的脑海里是清楚的。有一张保存至今的彭士禄跟父亲的合影，也是父子俩唯一的一张合影。当时的小士禄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是多么温馨幸福啊。
一 小时候的许多事，彭士禄都不太记得了。但始终铭刻在他幼小心灵深处的是1928年3月的一天，那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当时他不满3岁。雨哗哗地下着，奶妈王婵忽然把他从热被窝里抱出来，背着他跑出得趣书室，冲进密密的雨帘。冰凉的雨水瓢泼似的浇在小士禄的头上，他吓蒙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不许哭！”奶妈狠劲地低声命令着。小士禄从这特别的声音中听出点不同的意味，赶紧闭住了嘴巴。 原来，正是在那一天，海丰城和紧邻的陆丰城相继被敌人攻陷，彭湃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宣告结束。敌人叫嚷着：“彭家人抓到一个杀一个，一个都不能留，要斩草除根。” 小士禄被背出得趣书室，正是在敌人即将包围彭家大院的刹那间。彭湃一家刚刚逃出，得趣书室和那座白色的小洋楼便被敌人一把火焚毁了。 奶妈背着小士禄沿着龙津河跑呀跑呀，一直跑了两里多路，才钻进了一片密密的竹树丛的林子，林子深处有一座300多年的小庙准提阁。 “砰！砰！砰！”奶妈焦急地敲着小庙的门。“是谁呀？”住持老尼被惊醒了，披衣起身连忙摸着黑开了门。把浑身湿透的两人让进屋里。待她颤巍巍地点燃油灯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不是王妈和彭家的小少爷吗？” 她双手合十，闭目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连忙安排主仆二人洗漱住下。出家人慈悲为怀，住持一向钦佩彭湃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之举。1925年老尼还让彭湃在庙里举办了海丰农民运动讲习。今见彭家人遭此厄难，她自然尽全力相救。 为了避人耳目，第二天一早，奶妈便告辞而去，只留下小士禄藏在阁内。准提阁掩映在遮天蔽日的浓荫里，前临美丽的龙津河，背靠青翠的龙山。 老尼细心地照看着小士禄，只准他在林子里玩，不准到林子外面去。可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虫子，把小士禄全身咬起一个个小红点，老尼心疼得不得了，连忙跑到山上去摘来一种草药，放在石礁里捣烂了给小士禄敷上，红点菜消散了。 但准提阁毕竟离县城太近，也不安全，幼小的士禄又被送到离县城较远的一个叫叶厝寮的村子中。在这里，小士禄与一位叫吕闲的阿姑和姐姐在一起生活。吕闲阿姑和小士彭的母亲蔡素屏是同乡，由于当时普遍的重男轻女思想，吕闲阿姑自小被家人送往叶厝寮村的一人家领养。叶厝寮旧时地处郊区僻地，村民生活贫困，当彭湃在海陆丰发动组织农会时，叶厝寮人多积极响应，革命的群众基础好。吕闲阿姑心地善良，心细又善耕作，生活能力强，大家都很信任她，便把小士禄放在她家收养。吕闲阿姑对小士禄特别地好，每到田里劳作，她都带着小士禄和姐姐。冬天的时候很冷，寒风刺骨，吕闲阿姑深怕小士禄挨冻，总是搂着他睡觉。吕闲阿姑家只有一床破被子，常常是三个人一齐盖着：阿姑睡在外面，士禄睡在中间，阿姐睡在里面。小士禄还记得吕闲阿姑总是紧紧地将他搂在自己的怀里，用体温给他取暖，还用她满是老茧的双手在被窝底下揉撮着小士禄的身体，阿姑常常用手揉撮完他的身体后，接着再揉撮姐姐冰凉的小手、小脚。每当这时，小士禄总是抬起头，看着阿姑。只见阿姑慈祥的眼睛里没有过多的神气，却很平和。透过昏黄的油灯，窗外的黑夜和不时摇晃的枝头，提醒着小士禄那是寒风，在阿姑温暖的怀里，士禄看到了枝头上的寒风。 叶厝寮村是当地出名的穷困乡村。为了士禄的健康成长，吕闲阿姑总把好吃的食品让给幼小的士禄吃，对小士禄爱护备至。吕闲阿姑还经常到田间的水沟坑中“戽鱼”（就是在水沟坑两头叠土，然后用“戽斗”戽水，戽干水之后，捉鱼虾)，戽上来的大一点的鱼给士禄和姐姐吃，自已吃小的鱼。 受到吕闲阿姑亲如骨肉般的抚养和呵护，士禄把阿姑当成了妈妈，将小姐姐视为了亲姐姐。有一次吃饭，士禄吃“六荞”（荞头） 时说：“姐姐，我吃‘六荞’是不是有咂咂嘴的声音？”姐姐顺口说道：“嘿嘿,是的小士禄，你的小嘴发出的‘咂咂’声还很好听哩!”听了姐姐的评价，小士禄总是美美地咬上一口“六荞”，小嘴一翘格格地笑起来。 小士禄在叶厝寮村与吕闲阿姑相依为命度过了3年的时光，阿姑如母亲般地疼爱小士禄，使小士禄快乐健康地成长，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开始懂事并调皮活泼了……3年之后，小士禄被党组织派来的人接走了。自此之后长达 70 年的时光里，吕闲阿姑再没有见到小士禄，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小士禄,牵挂着小士禄,，有时梦里还会梦见她的小士禄获得了自由，而且已经长大了，成为了一名像他父亲一样的民族英雄。 直到去世，她仍然念念不忘她日夜思念着的小士禄。（吕闲者，是陈旭光之母亲。） 但士禄太小了，他老是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妈妈温暖的怀抱，妈妈甜蜜的亲吻，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就是生命的阳光雨露，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啊。小士禄想妈妈：亲爱的妈妈，你在哪里啊？ 小士禄哪里知道，当他在百姓的庇护下安渡危难的时候，他的亲人正遭受着巨大的灾难。 他最亲爱的妈妈蔡素屏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对她用尽酷刑，而她严守党的机密，自始至终坚贞不屈。 素屏被逮捕处决的消息传出去，得到消息的农友纷纷赶来。他们流着眼泪为素屏送行。农友们衷心地爱戴这位大公无私、忠心耿耿的妇女主任，他们多么期吩最亲密的素屏主任能永远带领他们与敌人战斗。愁云惨雾笼罩着海丰城，悲伤的眼泪滴落下来，浸透了诞生过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这块红色土地。 此时此刻，小小的士禄哪能知道这些？他只是想念着妈妈：亲爱的妈妈，您究竟在哪里呀？ 自黑色风暴席卷了海丰后，彭家的十几口人便隐姓埋名地藏到了香港、澳门。不久，七婶杨华把小士禄也带到澳门。为了糊口，祖母周凤又领着一家老小，替人家糊纸盒，做鞭炮，艰难地维持生活。 小小的士禄也不闲着，他稍长大一点了，就到香港的五叔家替五叔家带孩子，倒痰盂，打杂跑腿，还糊纸盒，粘胶鞋，等等。五叔当时在香港一家中学教中文。 那时的香港远远不如今天繁荣。电力缺乏，房屋破旧，没有闪烁的霓虹灯，没有斑斓的海洋公园。小士禄童年的日子，就像香港阴沉沉的雨天，老是灰蒙蒙的。 不过有一个明亮的希望在小士禄心里闪烁，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快乐，那就是对爸爸妈妈的期盼。小士禄坚信爸爸妈妈一定会来接他的。 爸爸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他站在红场的讲台上大手一挥，台下成千上万的农友便举起手中的尖串（类似于红缨枪的器具）、红旗，呐喊声如一阵阵惊雷震天动地，那场面就像海涛翻滚、万马奔腾一样，真是无比壮观。 “爸爸一定会来接我的，一定会的！”每当这样想着，小士禄就会自顾自地笑起来。 其实这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早就牺牲了。他们为深爱着的农友和劳苦大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可是小士禄不知道这些，大人们也不跟他说。他就这样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1931年夏，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的七叔彭述来了，说是要把小士禄送到他“爸爸他们那里”。小士禄欢天喜地地跟七叔走了。作为一个6岁的孩子，当然无法弄懂“爸爸那里”和“爸爸他们那里”的区别。 七叔装扮成农民，小士禄拿着一把雨伞，跟他上了一艘打鱼船。渔船先到深圳，再到汕头。为什么到汕头呢？因为汕头离江西不远，把小士禄接到汕头，就是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把他送到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 船到汕头时，天空正下着雨，七叔和士禄打着一把雨伞上了岸。 走着走着，士禄忽然看见两条好长好长的铁棍儿躺在地上。在雨里，这铁棍儿亮晶晶的，看不到头，也望不见尾。 “这是什么呀？”士禄问七叔。“这是铁路。”七叔说。“铁路又是什么呢？”七叔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比比画画地讲了一通。士禄终于明白了，铁路就是火车跑的路，于是就说：“我要坐火车。”七叔没吭声。 “我要坐火车。”士禄又重复了一句，七叔还是不吭声，只顾牵着士禄在泥泞的路上吧嗒吧嗒往前走。“我要坐火车，我要坐火车……”士禄挣脱七叔的手，蹲在地上不走了。 七叔没辙了，只好也蹲下来，用指头在士禄的鼻子上一刮说：“嘿，小家伙，要跟我搞示威呀？”说罢，他摸了一下后脑勺，“这样吧，我们来跟它商量一下”。他拍了拍上衣的口袋，接着说：“它有钱呢，我们就买票坐火车，它没钱呢，我们就开动两只脚走！行吗？”士禄点点头。 七叔站起来，把衣服上的、裤子上的口袋，一个个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呢，翻到了两个铜板。七叔用两个指头拈着那两枚铜板转了转说：“这呀，只够买半个烧饼，连火车票的一只角还买不到呢。怎么办？小傻瓜！” 士禄没辙了，只好乖乖地站起来，让七叔牵着手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七叔一边说：“以后呀，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不光坐火车，还要坐飞机呢！”“什么是飞机呢？”士禄又缠着七叔问开了…… 多年以后，彭士禄回忆到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小时候走了很多路，脚上磨起厚茧，不穿鞋也不怕尖刺玻璃什么的。这大概跟到汕头的这个开端有关吧。那一次，6岁的我硬是跟着七叔走了几十里地，从汕头的码头一直沿着潮汕铁路走到潮安县的埯埠。” 埯埠是一个小镇，出产陶瓷，路边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取土的坑和烧陶瓷的窑。 七叔拉着士禄走到一所很大的房子前面。房子的屋脊上塑着龙凤鸟雀，颜色已经脱落了，可是模样还在。原来，这是一座祠堂。 祠堂门口站着一个扛着尖串的小哨兵，见了七叔就亲热地笑起来。七叔摸摸他的头，看样子是老熟人了。小哨兵一转眼看见了士禄，头偏了偏，让士禄和自己比比高矮，士禄只到他的下巴，小哨兵便做了个鬼脸，那意思是说：“个头比我还矮这么多呢，也想到这里来逞能？” 七叔看出小哨兵的意思，说：“你这个小鬼头，小瞧人不是？告诉你吧，这是彭湃同志的儿子！”那时，“同志”是最亲热的称呼，东江地区的游击队员都亲切地叫彭湃为“彭湃同志”。 一听这话，小哨兵愣了，连忙跑过来拉住士禄的手，亲热地说：“小阿弟，跟我来！”刚一转过前门，那小哨兵就叫起来：“报告队长，彭湃同志的儿子来了！” 听见这话，一个背驳壳枪的大高个连忙转过身来说：“真的吗？”他身子转得很快，嗓门又急又响，那情景好像找到的是他自己失散的儿子。这时候，院子里所有的人——几十个精壮的男子汉都围了上来。 士禄见来了这么多人，连忙躲到七叔的背后，用手捂着眼睛，把脸紧紧贴在七叔的衣裳上。因此，他就没有看见这些铮铮铁汉的眼眶里涌动着的亮晶晶的泪水。 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位队长揩了一把眼泪说：“大家别这样，把孩子照看好比什么都重要。”说着，就把士禄从七叔背后拉过来，用手指点点他的下巴说：“怎么搞的，不是男子汉吗，还这么怕羞？”士禄听见这话，连忙把捂着眼睛的手拿下来，他睁开眼，看到的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七叔和队长说了一会儿话，就对士禄说：“你在这儿好好待着，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这时，队长把士禄抱到祠堂正殿地上的大通铺上坐下，说：“小伙子，没睡过这么大的床吧！” 士禄四下里看了看，那床铺真的大得没法说，差不多占了大殿的一半，还转了弯，往两边的回廊延伸过去。 士禄点点头，但他这会儿没多少心思看铺，回过头来紧紧地盯着大门，盼着七叔早点回来。 队长把自己背着的驳壳枪取下来逗士禄玩儿，士禄来了精神玩起来。正玩儿得起劲，他忽然想起七叔来，抬头看看屋里没有，士禄就不玩儿枪了，屋里屋外地到处找七叔。一见士禄这样急迫，叔叔们都放下手里的活儿，跑过来和他玩儿。 一个叔叔在大床铺上翻着跟头，从这头翻到那头，又从那头翻到这头，一边翻着一边说：“来呀，来翻跟头，多好玩儿！” 士禄不听，还是找七叔。队长叔叔蹲下来对他说：“听着，小伙子，七叔有革命工作，不能老带着你，把你放在这里，是等机会把你送到苏区，送到你爸爸那里去。” 听说要带他上苏区，上爸爸那里，士禄可高兴了，就跟着那个叔叔在大通铺上翻起跟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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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4 10: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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