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农民运动简况

戴镜兵

海陆丰农民运动简况

◎戴镜兵

彭湃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救国真理的探索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基在农民”这一核心命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正是革命最可靠的力量。1921年5月归国后，他先组织进步青年研究宣传社会主义，任海丰县教育局长期间亦推行教育改革，却发现革命宣传始终与工农群众脱节，“工农不知我们为何事奔走”。

1922年6月，彭湃毅然转向农村，开创了中国革命者面向农民开展革命宣传的新道路。起初身着讲究的他屡遭农民婉拒，便迅速换上粗布农装，带着留声机来到赤山约龙山天后宫的榕树下——这里是农村通往县城的要道。他以播放歌曲、表演魔术吸引农民聚集，待人群渐多便登台演说，用通俗直白的群众语言拆解深奥理论：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海陆丰农村实际结合，剖析农民苦难的根源，揭露地主剥削的本质。尤为震撼人心的是他为农民算的“活命账”：租种地主田地的收成，扣除地租、肥料、种子等成本后竟无一例外亏空，直白点出“地主剥削让农民永无翻身之日”的残酷现实。这番接地气的宣传迅速唤醒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为轰轰烈烈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播下了革命火种。

经过半月余的奔走宣讲，彭湃的革命道理在海陆丰农村悄然扎根，青年农民张妈安率先被唤醒——他深深认同彭湃对苦难根源的剖析，更向往团结奋斗的光明前景。彭湃见状喜出望外，邀他当晚到自己的居所“得趣书室”深谈。

    是夜，张妈安如约而至，两人推心置腹，越谈越投机。席间，张妈安主动提及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四位同乡，他们同样对彭湃的主张深表赞同。彭湃当即请张妈安邀约四人前来，五位青年农民接踵而至，得趣书室里灯火通明，众人围绕“团结抗剥削”的话题畅所欲言，热血沸腾。当彭湃提出“成立农会，抱团干事”的倡议时，五位农民毫不犹豫齐声响应。

1922年7月29日晚，注定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彭湃与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六人，在得趣书室正式成立农会，史称“六人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农会，点点星火自此在海陆丰大地点燃，终将燎原成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浪潮。

六人农会成立后，彭湃结合三重实践智慧擘画组织建设——既汲取海陆丰农民秘密起义的历史经验，又融入日本进步社团的活动理念，更借鉴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的组建模式，深刻意识到：广泛的农会运动，必须有一支坚强的核心力量作为支撑。

为此，他果断决策在农会内部建立严密组织“贫人党”，六人农会的核心成员自然成为首批党员。彭湃为“贫人党”制定了铁一般的三条纪律：一是临危不惧，斗争中坚决执行指令、不怕牺牲；二是立场坚定，绝不替敌人效力，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三是严守机密，严防敌人破坏革命事业。同时创设独特的手势联络信号：掌心向外、拇指与食指张开成“八”字，代表“贫”；手背向外、拇指与食指伸展，代表“人”；手掌张开四指，对应“党”字繁体字下方的四点，三者连贯便完成身份确认。加入“贫人党”需履行庄严宣誓仪式，确保成员的忠诚度与革命性。

在发展农会会员的过程中，彭湃同步将积极坚定的骨干吸纳进“贫人党”，并创新推行“十人一组”的发展模式：由一名核心骨干牵头，吸纳十名进步农民组成小组，组内实行骨干负责制，各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仅接受上一级单线领导，形成严密高效的组织网络。这一极具实践性的组织形式，后来被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第二次代表大会采纳并正式命名为“十人团”，成为推动农会运动持续发展的坚实组织根基。

六人农会成立次日，张妈安、林沛便与彭湃并肩踏上赤山约的乡间小道，一场唤醒农众的宣传运动就此铺开。起初，农民虽认同彭湃“团结抗剥削”的道理，却对加入农会心存顾虑，迟迟不敢迈步。彭湃见状，用一句直白又深刻的比喻打消众人疑虑：“入农会就像过河，单凭一己之力难涉险滩，唯有大家手牵手、肩并肩，才能稳稳渡过难关；农民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办成自己的事。”朴实的话语戳中了农民的心坎，犹豫的人群中渐渐响起应允之声。

宣传发动的日子里，彭湃等人始终以农会名义为农民排忧解难——无论是调解邻里纠纷，还是对抗地主的不合理盘剥，农会都挺身而出，成为农民最坚实的后盾。农民真切感受到“农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组织”，信仰日益坚定，农会的威信也在乡野间悄然树立。短短一个多月，农会便吸纳了十余名核心会员，他们又以亲带亲、以友荐友，将农会的理念传遍赤山约的每个村落，宣传工作势如破竹。

   

         1922年9月，赤山约农会会员已增至五百余人，昔日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10月25日，彭湃召集全体会员齐聚龙山天后宫，召开了盛况空前的成立大会，正式宣告赤山约农会诞生，并将紧邻天后宫的灵雨庵定为会址。这座承载着农民希望的农会，从此成为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重要支点，引领着更多农民走向团结抗争的道路。

为唤醒农民挣脱“数千百年无知、饥饿、压迫的轮回，以残命苦斗求生”的绝境，为推翻“社会一切不合理制度，争回生存之权”，彭湃始终以“我即贫民”的赤诚与决绝，站在农民运动的最前沿。1922年11月，龙舌埔戏台前人潮涌动——趁着乡间演戏的集会契机，彭湃毅然登上戏台，向围观的农众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说，鲜明提出“土地属于农民大众”的核心主张。

话音未落，他取出自家那份田契，在万众瞩目之下点燃。火光之中，千年封建田产制度的桎梏被熊熊焚毁，也映照出彭湃与地主家庭、与私有财产制彻底决裂的坚定身影。这份“还田于民”的义举，让他从一名有产者蜕变为纯粹的无产者，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彻底革命的道路。

彭湃焚契的壮举如惊雷贯耳，深深震撼了在场每一个人。农民们亲眼见证这位“少爷”与旧制度的彻底切割，真切感受到他为农民谋解放的真心，对彭湃的信任与加入农会的信心空前高涨。此后，不仅大批农民争相涌入农会，就连富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也纷纷投身革命洪流，海陆丰农民运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

赤山约农会成立后，革命宣传如星火燎原——全体会员化身宣传员奔走乡野，在彭湃、杨嗣震的号召下，海丰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纷纷投身其中，形成立体宣传矩阵。彭湃亲自撰写《农会利益》传单，列明17项核心权益：从“防止田主升租”“凶年减租”“抵抗战乱”等生存保障，到“救济疾病孤老”“禁止烟赌”“奖励求学”等民生改善，再到“改良农业”“共同生产”“便利金融”等发展诉求，字字句句直击农民心声；他还创编《田仔骂田公》等海丰方言歌谣，教学生与农村儿童传唱，朗朗上口的曲调让革命思想在乡野间广泛传播，持续唤醒农众觉悟。

宣传热潮推动农会组织迅猛扩张，至1922年12月底，海丰县已有赤山、守望、银溪等12个约、98个乡相继成立农会，会员总数突破1.6万人，昔日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1923年1月1日，全县各约农会代表齐聚龙山天后宫，召开盛况空前的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成立。彭湃当选会长，马焕新（1923年8月被开除）、杨其珊任副会长，总农会下设文牍、农业、宣传、仲裁等九个部门，其中卫生部附设农民药房，构建起功能完备的组织体系。

彭湃亲自设计会旗、篆刻印章、起草章程，明确“改造农民生活、发展农业、实现农民自治、普及农民教育”四大纲领，确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的斗争方针——既要对抗田主剥削，也要抵制官厅压迫，为农民积累斗争经验、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总农会成立后，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同时开办农民医药房、农民学校、妇女识字班与农民市场，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农民权益，向封建势力发起旗帜鲜明的宣战，成为引领海陆丰农民走向解放的核心力量。

海丰总农会的旗帜竖起后，革命火种迅速向周边县域蔓延。彭湃亲自率领林甦、余创之、陈魁亚等骨干，先后奔赴陆丰、普宁、惠阳等地，深入乡村宣讲农会宗旨、传播革命理念。农会为贫民谋利的赤诚，不仅赢得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更意外收获了特殊认同——连土匪都听闻农会是“专救贫民的组织”，对农会辖区的乡村秋毫无犯，偶有不知情劫掠会员耕牛的情况，经农会交涉后也悉数归还，足见农会威信已深入粤东各阶层。

各县农民纷纷主动探询联络，恳请派人协助组建农会，农会组织在粤东大地雨后春笋般兴起。至1923年5月1日劳动节，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6县农会会员已达13万余人。当日，彭湃在海丰县城东郊菜圩埔召开三县农民大会，8000余名农民代表与汕尾造船工人、县城工商学各界民众共万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宣告惠州农民联合会成立，将区域农运推向新高潮。

革命浪潮持续席卷粤东，7月上旬，农会组织已扩展至澄海、潮阳、潮安、五华等多地，覆盖范围达10个县。彭湃审时度势，牵头组建广东省农会，会址设于海丰县城龙舌埔林氏祖祠，省农会同时兼管海丰农会工作，原各县农会改称分会。省农会设立13人执行委员会，彭湃当选委员长，杨其珊、马焕新、林甦、余创之、张妈安等骨干均为委员，形成党团领导下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1922年7月的六人农会到如今覆盖粤东大部分县区的省级农会，短短一年间，彭湃引领的农民运动完成了从星火到燎原的伟大跨越，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农民基础。

   

   1923年夏秋之交，正当粤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海丰接连遭遇两次强台风重创。收割季节的农田被狂风暴雨摧毁，农民颗粒无收、生计断绝，纷纷向地主恳请酌情减租，却遭到大地主们的联合拒绝——他们不顾农民死活，执意维持原有租额，妄图将灾情损失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

面对地主豪绅的冷酷压榨，海丰总农会迅速召开执行委员会议，果断通过减租决议案：以减租七成为最高限度，收获不足三成者按实际收成计租，全无收获则免交地租。决议公布后，农会派出大批宣传员深入乡村，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政策、监督减租执行，“至多交三成租”的口号迅速传遍海陆丰城乡，成为农民捍卫生存权的共同呼声。

地主豪绅见状恐慌不已，蓄意散布“农会勾结土匪、实行共产”的谣言，勾结当局对农会发动血腥镇压。1923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反动武装突袭农会驻地，洗劫一空后宣布解散农会，农会骨干杨其珊等25人被捕入狱，彭湃也遭到通缉，史称“七五农潮”。

危难之际，彭湃与突围的数十名农会骨干辗转抵达大嶂山边的凤髻庵召开紧急会议，明确提出“争取各方支持、坚持领导农会、筹备革命武装”的斗争策略。“七五农潮”的暴行震动了整个海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支援农会，谴责当局的镇压行径；彭湃、李劳工等人更发动惠潮梅10县农会形成强大声援声势，正义媒体的声讨也让反动当局陷入舆论困境。

在多方压力与不懈交涉下，1924年初，海丰当局被迫释放所有被捕农友，农会的减租斗争终获胜利。这场血与火的考验让彭湃深刻意识到：没有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农民运动终将难以持久。自此，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思想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为后续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埋下了重要伏笔。

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确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为农民运动注入新的发展契机。4月上旬，遵照党组织部署，彭湃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足迹遍布广东各地，开创性地将建立农会与组建农民武装相结合，推动农运向武装斗争方向纵深发展。在主导全省农运的同时，他与李劳工并肩发动广州人力车工人运动，成功组建工人工会，凝聚起工农联合的革命力量。

1925年1月，广州革命政府发起第一次东征。彭湃从广州人力车夫工会中精选海陆丰籍骨干工人——他们身强体健且政治觉悟高，组建东征军先遣队，由李劳工担任队长。2月1日，先遣队随东征军出征，历经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于28日胜利进驻海丰县城。3月16日，海丰农会正式恢复，更名为“海丰县农民协会”；紧接着，彭湃在海城龙山准提阁创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农运骨干被派往粤东各县，成为推动各地农运蓬勃发展的火种。同月，以东征军先遣队为基础，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总队部设于龙舌埔林氏祖祠，李劳工任总队长（后由徐成章、吴振民接任），下辖2个中队，官兵共计200余人。与此同时，周恩来与彭湃共同擘画地方党组织建设：3月上旬成立中共海丰支部，4月上旬扩编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彭湃担任书记；5月初，特别支部调派李劳工赴陆丰组建农军，陆丰农军总队应运而生，李劳工牺牲后，黄埔军校毕业生颜国潘接任总队长。按照农会决议，海陆丰各区均设立常备农军小队（人数依区情从数人至十余人不等），负责维持乡村革命秩序、指导乡级农军训练；各乡农会亦组建不脱产的农民自卫军后备队，构建起多层次的武装防御体系。

1925年9月，南方军阀卷土重来，海丰沦陷。农民自卫军及农会、工会骨干被迫撤往广州。10月，国民革命军发起第二次东征，海丰农民自卫军再度担任先遣队，奋勇作战，成功收复海丰。12月上旬，遵照广东革命政府命令，海陆丰农民自卫军驻防本土，成为守护革命成果的中坚力量。1926年1月中旬，受省罢工委员会委托，这支农军兼任省港罢工纠察队，驻守汕尾、妈宫、田墘、捷胜等港口，严密执行对香港的封锁任务，支援省港大罢工。随着农民运动步入高潮，海陆丰农民自卫军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时规模已突破1万人，更诞生了中国第一支红色娘子军——海丰第六区妇女粉枪队。这支部队始终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纪律严明，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彼时的海陆丰革命气氛空前浓厚，士气高昂，中心区海城被誉为“东方小莫斯科”；1926年11月，杨白在《小莫斯科纪游》中，更是将海陆丰农民自卫军赞誉为“东方的红军”，彰显其在革命史上的独特地位。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海陆丰反动势力仓皇逃窜，民主革命氛围空前浓厚。海丰县政府呈现出“遇事与农会协商、防务全由农军接管、一切权利归于农会”的崭新局面，各项革命工作稳步推进。然而，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广东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开始加紧干涉压制工农运动。彭湃敏锐洞察危机，当即指示中共海陆丰地委：扩大党的组织规模、巩固各级革命团体、强化对国民革命的核心领导。

地委随即公开开展革命宣传，海陆丰农会会员纷纷响应，大批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队伍迅速壮大。至1927年3月，全地委辖区党员总数达4000人——其中海丰县3000人，300余个村庄建立党支部。这一数字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57967人）的近7%，占广东省党员总数（9027人）的近44%，成为全国范围内党员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地委持续巩固农会组织与农军队伍建设，海陆丰农运的蓬勃态势吸引了各地关注：1926年5月，福建诏安县农运考察团专程前来取经；8月，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300余名学员，在教务长陆沉带领下赴海丰开展为期两周的实习。正如王首道在1961年回忆文章中所述：“学员们深入乡村参与斗争、开展宣传、调研农情，将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系统学习了海陆丰农运的宝贵经验——而农民协会这一组织形式，正是从广东农运中诞生并推向全国的。”

在巩固革命阵地的同时，农军主动肩负起剿灭反动残余的重任。第二次东征后，陈炯明残部仍潜伏各地作乱，农军持续开展查缉行动，先后抓获残余分子18人，收缴枪支数十枝，并成功击溃盘踞陆丰的原县长谢龙章部数百人。受香港反动势力接济的李绍金、蔡腾辉匪部，多次侵扰海丰西境鹅埠乡村，严重威胁群众安全。对此，海陆丰农会联合各群众团体向省政府请愿，成立海陆丰保安大队专项进剿：300余名农军在鹅埠集中集训，三区、四区同步组建联乡防盗会加强巡哨联防。1926年6月，蔡部再度入侵鹅埠，保安大队奋起反击，一举击溃来敌；随后乘胜分兵直捣黄埠、盐洲匪巢，经半天激战，匪部仓皇溃逃，农军圆满完成善后工作后凯旋，彻底肃清了海陆丰境内的反动残余与土匪势力。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清党”屠刀挥向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全国陷入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危急存亡之际，中共海陆丰地委迅速成立海陆丰救党委员会，农民自卫军改组为农工救党军，以武装斗争捍卫革命火种。

5月1日凌晨，遵照中共广东区委部署，海陆丰人民发起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队伍猛攻县城与乡区，收缴地方武装全部枪支，扣留反动官吏；陆丰县同步举行和平起义，两县当日宣告成立临时人民政府，各区组建自治委员会。然而胜利仅维持数日，5月9日，驻惠州反动军队大举进攻，海陆丰县城相继失守，农军被迫退往北部山区。三次反攻县城未果后，各地撤退的农军在陆丰新田会合，合编为惠潮梅农工救党军，吴振民出任总指挥。不久，2000余名农军向五华进军，遭敌军两个团追击，遂避敌北上江西，一路出奇制胜转战至湖南。抵达衡州时，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叛变革命，根据湖南省委指令，农军折返湘粤交界准备进军粤北，进驻汝城后却遭遇重创——8月15日夜，土匪何其浪勾结国民党26军军长范石生突袭县城，农军虽英勇抵抗，终因众寡悬殊兵败城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总指挥吴振民负伤后因缺医少药殉难，仅杨石魂、彭桂等少数人突围返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9月初，海陆丰农工救党军改组为工农讨逆军，中共海陆丰地委改称县委。遵照中央与东江特委暴动部署，第二次武装起义旋即发动：9月8日，陆丰农军率先克复县城；海丰农军接连拿下公平、梅陇、汕尾等地后，于9月17日与陆丰农军合力攻克海丰县城，起义再度胜利。东江特委与县委进城后，预判敌军将派重兵反扑，果断实行战略退却，主动撤离县城退往北部山区，并将军需物资与印刷厂、造枪厂、制弹厂设备尽数转移至朝面山、中峒后方军事根据地，为后续斗争保存了有生力量。

同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10月9日，叶挺部二十四师1200余人在董朗率领下抵达海丰朝面山，不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史称红二师）第四团，董朗任团长、颜昌颐任党代表，11月正式成立师部。红二师的到来极大强化了海陆丰武装力量，恰逢国民党派系军阀混战、当地敌军兵力空虚，东江特委果断决策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10月29日，两县农军与红四团协同出击，11月1日凌晨攻入海丰县城，5日拿下陆丰县城，随即乘胜清肃各地残敌，第三次起义终获全胜。

革命政权的创建紧随胜利而至。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明确放弃国民党旗帜，提出“成立苏维埃”的革命号召。海陆丰克复后，彭湃与东江特委决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11月10日，汕尾市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汕尾市苏维埃政府；11月13日至16日，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诞生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1月18日至21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举行，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市县苏维埃政府均采用差额选举产生，设置完善的政府机构，制定了包含《没收土地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在内的施政纲领——彭湃在海丰大会上振臂高呼：“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目前第一件要紧的工作，打倒反革命政府，杀尽土豪劣绅，烧掉一切契约，农民才能得着真正的利益！”他以身作则，率先将自家土地分配给农民，带动土地改革在海陆丰全面推行。此后，两县区、乡农会均改建为苏维埃政府，农军改称赤卫队，中国第一个工农兵执政的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正式成型。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最黑暗时期，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树起了反抗反动派的鲜红大旗，开启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新纪元。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长篇文章《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对这一破天荒的创举给予高度肯定。

海陆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探索出正确道路。至1926年5月，广东省农会会员达62万余人，其中海丰县有11个区农会、660个乡农会，会员19万人。1926年，彭湃结合实践经验撰写《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这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阐述农民运动理论方针的专著，让海陆丰经验迅速传遍全国。彭湃因在农民运动中的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而海陆丰农运的诸多创举，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宝贵财富，持续推动全国农运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