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书柜早成了“超载仓库”:泛黄的书页挤着烫金的书脊,新书叠在旧书顶端,连抽一本都要提防轰然坍塌。人到中年,学力追不上藏书的增速,眼看书架越满、阅读的勇气越弱,终于狠下心清理旧书——那些买时心动、买后尘封的“过客”,总得给新的念想腾位置。
《杜国庠选集》就在清理名单里。它的封面蒙着薄灰,书脊的折痕还停留在1998年买下时的模样,扉页空白得像从未被触碰的时光。指尖划过“杜国庠”三个字时忽然顿住:这竟是同乡的院士。我只模糊记得家乡出过几位学者,却从未想过,一本被我遗忘二十年的旧书,封皮里裹着的是同乡前辈在思想史里拓荒的一生。
那晚没把它扔进纸箱,反而泡了杯茶,坐在灯下翻开第一页。
书里的文字不算通俗,却像一把钝而沉的凿子,慢慢敲开我对“学术”的刻板认知。杜国庠谈先秦诸子,不是搬弄训诂的旧学问,而是用唯物史观的锤子,砸开“圣人言说”的外壳——他说墨子的“兼爱”藏着小生产者的诉求,名家的“白马非马”是逻辑思维的觉醒,那些两千年前的争辩,忽然成了活生生的“古人的社会心事”。最让我触动的是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空泛的口号,而是把辩证法揉进《墨经》的推理里,让“本土化”不是生硬的嫁接,而是两种思想根系的自然缠绕。
一周的夜晚,书页从陌生翻到熟悉,我忽然懂了“学术的温度”:杜国庠在新文化运动里写文章,不是为了做书斋里的考据,而是要“用思想戳破蒙昧”;他研究古代哲学,是想从传统里找中国人能懂的“讲道理的方法”。这哪里是枯燥的论文集?分明是一位前辈踮着脚,想把西方的火种接进中国的灯盏里。
合上书时,窗外天快亮了。我把它从清理箱放回书柜最显眼的层架——不是因为“同乡院士”的标签,而是因为这本迟开的旧书,像一面镜子照见我的浮躁:我们总在买“想读的书”,却少了“读手边书”的耐心;总在追新的思潮,却忘了旧书里藏着前人趟过的河。
那些被我清理掉的书里,或许也有这样的“遗珠”,但《杜国庠选集》的留下,像一个提醒:读书从不是“数量的竞赛”,而是和某本书、某个人的不期而遇。就像这位同乡前辈,隔着二十年的灰尘与纸张,依然能用文字告诉我:真正的思想,从来不会因为书页泛黄而失效;真正的阅读,从来都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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