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的高潭往事

无脚蛇

原文来源于作者：陈宝荣

位于广东省莲花山脉东麓的高潭镇，因为独特的地理区位与众多的红色史迹，成为考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起源的重要现场。  
      仲春时节，我沿着农运先驱彭湃百年前走过的路，自海丰城一路北行，经西坑渐入高潭山区，沿途杜鹃花次第绽放，灼灼滿坡。“东江红都”静立其间，屋舍井然，导览牌鲜明矗立，指引着那条名为“马克思街”的方向。



1、初到高潭
      高潭嵌在惠阳、海丰、紫金、五华、陆丰五县的交界处，它紧挨着的五指嶂终年云雾缭绕，七彩氤氲，将方圆200平方公里的高潭罩成一方秘境。
     有史以来，客家生民在此耕云锄雾，安之若素。直到百年多前，他们越来越受到来自官府与地主老爷的压榨。野火焚过又生，却始终烧不尽贫瘠，他们急切盼望来一把改天换地的烈火，在这片区域燃烧。



点燃这把烈火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彭湃身上。
      1923年一个春日的清晨，彭湃自海丰城启程。他徒步跋涉60里山径，翻越海（丰）惠（阳）交界的垭口，抵达高潭墟。然后继续北行，来到黄沙乡新塘村。连绵起伏的山丘间，零落地分布着几户人家。北侧山坡上一座"上三下三两横屋"的民居里，住着一位的传奇人物黄星南。



黄星南，惠阳县高潭区（今惠东县高潭镇）人，188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因家贫没钱念书，给人做帮工和卖糖果，随后上了一年夜学。他年少有志，勤奋好学。当时，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统治之下，高潭山区的农民更是遭受着深重苦难。黄星南耳濡目染，心中逐渐萌生了反抗酷吏贪官、拯救乡民的念头。他曾两次投身“三点会”反清起义，两度因被清廷通缉而漂泊南洋，直至1913年春，才怀揣着 未泯的心愿重回故土。
      那天，暮色四合时分，彭湃与蓝陈润、万清味（两位都是武术高手）借宿新塘村。如豆的油灯下，黄星南手捧彭湃新撰的《农会利益传单》，指尖抚过那些蜡印的字迹，凝视着这位来自海丰城的富家子弟，听他将佃农与地主的租息账目剖析得鞭辟入里："您看这'五五分成'，实则暗藏'三斗租七斗利'的玄机。田公（指地主）坐在大堂收租，却不理会田仔（指佃农）的米缸里结着蛛丝。"
      当彭湃把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壮阔图景娓娓道来之时，黄星南仿佛看见晨曦的光芒穿透云雾，温暖可触。



深夜，山风凛烈吹打木窗，黄星南辗转难眠。他摩挲着传单上"团结一心打倒田公"的誓言，想起昔日的血色残阳，想起南洋码头的褴褛衣衫，此刻终于明白：真正的革命，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千万颗心灵的共鸣。
      彭湃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谙民风乡土之道。在培养农运骨干时，他独具慧眼地选拔三类人才：一是有强烈反剥削制度的义士，二是有群众威望与基层人脉的拳师，三是怀揣理想抱负的读书人。
      除了黄星南，高潭农运的兴起，还离不开一些关键人物的推动。儒商黄伯焜便是其中的重要纽带，他接受过新式教育，1916年毕业于归善县（今惠阳区）高等小学堂，深受民主主义思想熏陶，与叶挺将军有过交往。回乡后，他在水口乡经营着颇具规模的鹿仔印铁锅厂，怀揣实业救国的热忱。



高潭邻近地区盛产铁矿，铁锅锻造业闻名粤东，黄伯焜的家族几乎都从事制锅行业，经济实力雄厚。1922年夏，其岳父李潭吉（烈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海丰县第二区农民协会会长，1928年牺牲）参与组织海丰县公平（镇）约农会，推动了农运思想向邻近的高潭山区传播。



由此，黄伯焜与彭湃结识，他经营的铁锅厂便成为早期农运的秘密联络点。1922年秋，水口乡农会成立，钟金凤任会长，黄潭娘任副会长，黄晋其任秘书，黄伯焜任财政。次年，黄伯焜介绍黄星南、杨国辉、张佐忠等志士与彭湃相识。
     1923年4月，高潭区农会在水口乡蔚起山房隆重召开成立大会，300余名农会会员济济一堂。大会由黄星南主持，通过黄伯焜起草的《农会宣言》："我农友，我劳工，披霜露，斩荆丛，受尽土豪欺压，吃尽人间苦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人人挨饿受冻。流血流汗，养肥害虫，谁不义愤填胸。万众一心，要减租，要减息，此是吾会所宗。全力以赴，打土豪、反贪官，一切权力归农。”
     大会选举黄星南、杨国辉担任正副会长，张佐忠任秘书长，黄伯焜任秘书，黄元隆任财政委员，黄子琦任宣传委员，黄奋、黄伯梅、黄龙、黄潭娘、黄晋其、张绍卿、罗炽卿、钟金凤等为委员。会后，高潭各乡相继建立农会，深入推进"减租减息"斗争，会员迅速增至3000余人。革命的火种以燎原之势，燃遍了高潭的崇山峻岭。
      2、再次踏足
     1923年初秋，寒气提前杀到。凌晨，黄星南在睡梦中听见叩门声，这是彭湃第二次到他家来。距离前一次见面不出半年，两人的脸庞有了深深的纹络。点上灯，他们促膝长谈，话题包括上次分别后农会发展及其后遭受的严重挫折，还有对未来出路的设想。
      彭湃后来在《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中，曾这样描述："1923年春，海丰总农会的声势更加浩大。邻近的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的农民很受鼓舞。陆丰此时已在筹备成立总农会，归善(惠阳的旧称)的高潭区等也组织了农会，紫金、五华等县不断有农民来海丰加入农会或要求派人前去组织农会。到'五一'节时，海、陆、归三县已有70余约，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20万。于是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海丰、陆丰、归善设分会。"



那时，归善（惠阳）的分会就设在高潭。到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扩展为广东省农会。农运形势，如春江之水，浩浩荡荡。
      然而，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社会里，农民的利益必然与地主阶级、官僚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最初的较量发生在赤山约农会反抗县城土霸征收"码头费"的斗争中；而高潭的"六一六"减租抗争，则如同一把火镰，灼伤了南岭大地主及高潭的恶势力。
     夏秋之交，几次波及广阔的洪涝风灾让农民颗粒无收。围绕减租的比例，农民与地主的对抗愈演愈烈，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即将来临。
      1923年8月16日（农历七月五日），海丰县地主民团勾结军警，捣毁了广东省总农会会址，25名农会骨干被捕。彭湃等十余人被迫逃往大嶂山上，史称"七五农潮"。当夜，彭湃欲召集大队农民反攻。他的三兄彭汉垣劝阻道："咱们手无寸铁，杀去虽痛快，但杀后他们必杀更多农民。"汉垣主张前往龙川，面见海丰旧势力的头领陈炯明，争取获得他同情支持，以恢复农会，释放农友。
      此时，陈炯明虽然已经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败退龙川，但其影响力仍足以左右海丰局势。彭湃思虑再三，决定偕林甦、蓝陈润去龙川见陈炯明。8月17日下午2时，数十位农友自发到山下送别。他们齐声高呼："奋斗呵，奋斗呵！"郑乃日拔出手枪，护送他们安全通过海丰县境才返回。



途经西坑东埔寨时，农友彭娘伴热情挽留三人休息。夜半时分，厅堂里已备好热饭热菜。饱毕，几位农友携纸伞、提马灯，执意要他们坐轿。彭湃疑惑地问为何备轿？送行的农友答道："你们不要多虑，请坐便是，我们只盼你们早日抵达老隆。"彭湃坚持要付钱给轿夫，农友们却连连摆手："都是自家兄弟，要钱给谁！待你们回来，农会恢复，那时再谢不迟。眼下你们身无分文，不必再提！快上路吧！"
     这份质朴的期许，让林甦即便脚疾发作，也不得不坐上这特别的"轿子"。原来，乡村没有现成的轿子，农友们便将抬猪的竹杠绑成简易轿子；轿夫也不是职业轿夫，而是从未抬过轿的农友。三人过意不去，坐一坐就跳下来跑一跑。偏偏当晚风雨交加，道路泥泞难行，又担心遇上驻军，连火把也被吹灭，众人只得疾行。每经过一座神庙佛宫，总有农友放下雨具，进去烧上三支香，拜上一拜，口中念叨："祝我们到老隆一路平安，农会恢复胜利！"这般迷信之举，在彭湃看来，却是农友们最真挚的祝福，令他心头发热。
      天将破晓时，他们终于来到黄星南家中。几位战友促膝长谈，直至晨光熹微。早膳过后，彭湃一行继续上路。黄星南、杨国辉、黄伯焜等人执意相送，一直送到三十余里开外才惜别。此时，雨势渐骤，前路迷蒙如纱。



黄星南回到家中，细细品味彭湃说过的每句话，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知道，这位头人愈挫愈韧，将与他们一道开创农民运动更广阔的天地。
      傍晚时分，彭湃三人渡过三江口，偶遇一位农夫。农夫得知他们是农会同志，执意送了半里路，又将他们带到一间因受灾空置的店内休憩。
      次日清晨，临行前，彭湃掏出柴米钱相赠。农夫接过钱后，却连同一张纸条一起塞回彭湃袋中。纸条写道："诸位先生是出来救穷人帮穷人做事，尽忠尽职，此银断不能取，故特奉还，并祝一路平安！"彭湃展开纸条，动容地对他说："我们办农会本是分内之事，不是救人，实乃穷人自救。我们不过是受了大家嘱托，甘心情愿如此做。你若不收钱，我们只好发誓永不经过此地。"说罢，彭湃三人继续前行，农夫难为情地收下钱，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
      这一路，泥泞不堪，步履维艰。但万千农友心中的希望，却如同沉甸甸的担子，压在彭湃的肩上，激励着他昂首向前。



3、 红色政权诞生
走过东埔寨的田野，走过黄星南家门口的土町，走过三江口湍急的水流，彭湃他们当年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 ：无论是军阀的 铁蹄，还是个人英雄的孤勇，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旧时代。历史的答案早已写在人民的觉醒里——唯有穷人自救，才是深刻彻底的行动。
彭湃之所以被农民视为亲人，正因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是躬身入局的播种者。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农民并肩而坐，用朴实的话语传播信仰，用坚定的行动组 织群众，点燃他们心中自立自强、团结奋斗的火种。在他的引领下，高潭乡亲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可能。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火种重新点燃。周恩来与黄埔军人的东征，不仅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气象。
高潭是海陆丰北上内地的山区要塞，在大革命至土地革命时期，实际接受着海丰总农会和海陆丰党政组织的领导。1925年10月，中共海陆丰地方委员会成立。彭湃推荐东征军中的共产党员深入高潭，发展了黄星南、张佐忠、杨国辉、 黄子琦、黄奋、马子荣、钟金凤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共高潭特别支部，黄星南任书记。
为长远计，黄伯焜向黄星南献上一计：整合鹿仔印众家制锅厂，成立农会合作社—— 鹿仔印合作社。黄伯焜亲任经理，解决了农会和党支部的经费问题。这一举措，不仅为革命提供了物质保障，更开创了农民自主经营、互助合作的先河。
彼时的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名扬全国，海丰城赢得了“东方红城”的美誉。1926年11月16日，十月革命9周年纪念日前夕，《少年先锋》记者杨白（实名杨善集）来到海丰城，参加纪念会。他在《“小莫斯科”纪游》中写道 ：“民众很热烈地拍掌赞成，高呼……‘中国民族解放万岁！’‘世界革命万岁！’等等口号，响遏行云。”他细致地记录了民众游行的路线 ：“由马克思路，至十字街，又由中山路转至列宁路……”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这座“小莫斯科”的由衷赞叹。
然而，历史的进程充满曲折。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发动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地主阶级趁机反扑，与农会形成尖锐对立，农村阶级矛盾空 前激化。
当时，高潭群众中流传着“两座山”的说法，指的是恶霸地主江锡卿、江达三父子拥有的“粮山”和“金山”（即今收藏在惠州西湖沥乐园的黄龙玉）。他们生活奢靡，与贫 苦农民形成鲜明对比。
1927年4月中旬，广东军阀呼应上海反革命暴行，江达三趁机拉起民团，屠杀了10余名分过他家田地的农会成员。4月18日，高潭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张佐忠带领10多名队员，夜袭江达三巢穴大星村松茂楼，击毙江锡卿和江达三叔父江锡如，江达三仓皇逃脱。
5月1日，海陆丰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同日，江达三勾结平山、多祝等多地民团2000 余人反扑高潭。张佐忠指挥区农军大队及各乡农军，在企潭缺、淘金坑、佛子坳等要地挖壕布防。5月2日清晨，民团分三路进逼，双方激战10天9夜，战况胶着。
      5月15日，中共海陆丰地委命令海丰农军大队副大队长高伟率邻近农军驰援。张佐忠率激石溪农军和高潭农军为东北路，高伟率黄羌农军为东南路，约定在黄竹坑会合后进军高潭。然而，东北路农军因故未能及时抵达。高伟率东南路农军依时发起攻击，在黄沙高简陇遭遇敌军两面夹击，高伟等5位勇士壮烈牺牲。反攻高潭墟失利，农军被迫退向中峒。



8月，中共东江特委成立，海陆丰地委更名为海陆丰县委。9月，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海陆丰县委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
为避开敌人的锋芒并做好长期斗争准备，中共东江特委指示将物资撤往海丰朝面山、陆丰激石溪、惠阳中峒三地结合的山区，创建了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此时，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进入朝面山和中峒，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第13号通告中，明确提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11月初，彭湃从香港回到海丰，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起义歌》：“我们大家来起义，消灭恶势力，如今大革命，反封建，分田地。坚决来斗争，建设苏维埃！……”同时，他开始部署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同意从乡区镇级开始成立苏维埃政府。11月上旬，黄羌乡与汕尾市（镇级）苏维埃政府率先成立。



11月7日，高潭墟下圩埔挂满红旗，会场主席台悬挂着红军战士崔更生绘制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当晚的预备会议上，黄沙乡代表罗观喜提议：“不能忘记烈士功绩，应先为在高简陇战斗中牺牲的高伟举行葬礼及追悼仪式。”与会代表一致赞同。黄伯焜挥毫撰联："为民众流血，革命史中名昭千古；以主义牺牲，追悼场上气壮山河。"这副挽联，道出了革命者的心声。
      追悼仪式后，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黄氏宗祠继续举行。会开了两天，黄星南当选高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9日，下圩埔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根据苏维埃政府决议，高潭墟老街命名为"马克思街"，新街命名为"列宁街"。全墟欢庆这一历史性时刻，四大圩门皆悬挂马克思、列宁画像，饰满鲜花彩旗，演戏游行。



那个夜晚，彭湃站在海丰城楼上北眺高潭，看到那片他两度踏足的土地上，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舒心地笑了。
      11月18日至21日，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孔庙举行，311名工农兵代表出席，选举产生了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及其裁判委员会。彭湃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决议。



当时，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刷成了红色，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学宫因此改称“红宫”。此后，革命政权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红场紧邻红宫，是海丰县苏维埃 政权成立后由彭湃号召兴建。大门门额上的“红场”二字为彭湃手书。
12月1日，粤东各界代表及人民群众五万余人，参加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庆祝大会。12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八期发表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的长篇文章，给予充分肯定。
时光流转，1963年红宫红场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伟大征程。




4、信仰之光
1928年1月5日，广州起义的余部——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如一股滚烫的洪流穿过高潭涌进海丰城。东江暴动的浪潮，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四野八荒奔涌而去。
     然而，革命的星火从来不是顺遂巨擎的。广东国民党当局与地方豪绅的爪牙，早已将赤色政权视作眼中钉。2月25日，国民党第四军第十一师的铁蹄踏破海陆丰的晨雾，公平墟的市声戛然而止，海丰城的街巷溅满血渍，汕尾港的渔船在炮火中碎成漂木。



各级党组织试图力挽狂澜。反攻的号角吹响时，红军与赤卫队员的身上还沾着温暖的春宵，可敌人的机枪扫射声很快碾碎了所有幻想。
3月18日，北面的紫金山谷里，国民党第七军黄旭初师的士兵踩着露水压上来；南面的丘陵间，第四军第十一师的炮弹在红二师的阵地上炸开焦土。
腹背受敌，弹尽粮绝，红二师不得不放弃中峒与朝面山，向东突围至惠来县的崇山峻岭间。而身后，那些盘踞乡里的民团像嗅到血腥的鬣狗，江达三带着爪牙窜回高潭，举着屠刀在街巷里搜寻每一个曾为革命递过水、送过粮的百姓。



可高潭人没有低头。翻开1928年的统计簿，那串数字至今仍灼得人眼眶发烫：全区赤卫队员一千二百之众，步枪二百杆，粉枪一千杆——在海丰县十个区队里，他们的武装力量位列第四。
这些拿惯了锄头的农民，把祖传的鸟铳擦得锃亮，把竹制的粉枪灌满铁砂，用血肉之躯拒敌，可惜仍然敌不过现代枪炮的威力。
当子弹打尽，当粮秣断绝，那些曾经在乡绅面前挺直脊梁的汉子，有的远走南洋（如黄伯焜、黄子琦），有的躲进远方亲戚家的柴房（如张佐忠，最终被江达三从中山县搜捕回高潭杀害），而黄星南拖着病体辗转揭西的深山间，直至1942年病逝于惠来县葵潭镇上坳村。
      据资料记载，高潭有2800余人为革命受害或牺牲，400余户人家绝了门户，更有许多家庭“一门多烈”。



“高潭人民在革命斗争时期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1月31日，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重访高潭的讲话犹在耳畔。他说起当年东江游击队撤到这里被国民党三个团围困时，是乡亲们用竹筏渡他们过河，用草垛掩护伤员。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说："若非高潭人民舍命相护，部队的损失将难以估量。"这是历史的回响——艰难岁月里，高潭人用肩膀扛起了革命的重量，用生命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的真理。
硝烟远去，精神不灭。
今日重访故地，我的指尖抚过中峒兵工厂旧址里那台锈迹斑斑的造枪机床，又踱进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黄坑村罗氏祖祠，步入高潭墟。
      阳光照在市场里，摊主们吆喝着新鲜的产品，朴素的报价让人心暖；老街的米粿蒸笼腾起热气，擂茶的陶钵里飘着芝麻香，咸水粽的粽叶包裹着糯米的清甜，明姜的辛辣里藏着山野的气息。



那些挂着"红色商号"招牌的小店，既是卖土特产的铺子，也是讲故事的展馆——柜台玻璃下压着的烈士证，货架旁立着老赤卫队员的黑白照片。东江干部学院的学员们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述当年红军在高潭的最后一战；马克思街的文献展馆里，从德文原版《共产党宣言》到中文译本的各个版本，诉说着信仰如何跨越语言与山海。
暮色中，高潭山坳里的新楼渐渐亮起温暖的万家灯火，平凡人家里传出袅袅炊烟。我忽然明白：彭湃点燃的星火，从来不是为了一己功名，而是为了让这片土地的百姓活得有尊严。
      缅怀烈士，不止于碑前一束花，更在于让他们的故土繁荣兴盛——让乡亲不再受穷，让孩子有书读，让病者得医治，让田野生金秋。这番景象、这方土地的笑容与希望，是对英魂最好的告慰。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著《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共海丰县组织史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3、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
4、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海丰地方史》，2002年9月编
5、钟贻谋编著《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版
6、黄云初整理《黄伯焜:我的回忆》1982年6月
7、黄云初著《山水情》2003年3月定稿
8、周汉光《高潭燃星火 山海掀红潮——记惠东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惠州民间文化网2025年1月发文

无脚蛇

热烈祝贺《彭湃的高潭往事》，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刊物《同舟共进》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