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铸魂 碧血丹心——李劳工烈士全传

戴镜兵

劳工铸魂 碧血丹心
          ——李劳工烈士全传
◎戴镜兵

李劳工，原名李克家，是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核心领袖、革命军东征战役的功臣，1925年9月壮烈牺牲，用24载短暂生命谱写了一曲革命壮歌。1922年投身农民运动后，他取“劳工神圣”之意更名李劳工，以毕生践行这一信仰。

1901年8月1日，李劳工生于海丰捷胜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李允熙、父亲李恭安世代务农，兼营小本杂货生意，家中有兄姊各1人，李劳工排行第三。因家大口阔、田少人多，全家终年劳作仍难以自给，生活困顿。这位农家少年却天资聪颖、勤奋异常，小学时便养成“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读习惯，不论寒暑从未间断，深受邻里与师长赞誉。稍长后，他考入捷胜文亭高级小学，与林务农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组织“励学会”（读书会），以研究学术、传播新知识为宗旨，经常研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在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逐步树立起救国救民的理想。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目睹当地黑暗社会对穷苦人民的压迫，常挺身而出抱打不平，年少时便显露出刚正不阿的品格。

1918年，17岁的李劳工高小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升学，在亲友帮助下受聘于南町小学任教。他将微薄工资的一部分贴补家用，其余全部积蓄起来，默默等待升学深造的机会。1920年，“实业救国”的口号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海丰县蚕桑局招收学员的消息让他看到了科技兴农的希望。为追求理想，他毅然辞去教职，祖父李允熙为支持孙子求学，忍痛将家中仅有的4亩田地变卖1亩，凑齐生活费用。蚕桑局的学习任务极为繁重，既要钻研养蚕技术，又要实地种植桑树，李劳工不怕劳累、潜心钻研，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然而，迫于家庭持续的经济压力，他未能完成全部学业，只得中途辍学返乡。

回到捷胜后，李劳工并未放弃实业理想。他多方筹措资金，向当地何姓地主（何念阳）批赁了30亩荒地，双方签订协约：批期3年，3年内无欠租情况下不得升租、不得吊佃。协约既定，他全身心投入开荒种桑，起早摸黑、辛勤劳作，白天开垦荒地、栽种桑苗，夜晚照料蚕室、钻研技术，经常忙碌至深夜。经过1年的苦心经营，荒地变桑田，蚕茧丰收，初步奠定了发展基础。不料地主何念阳见桑田兴旺便见利忘义，公然背弃协约、蛮不讲理地要求升租。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压迫与不公，李劳工怒不可遏，挥斧将全部桑树砍光，以决绝的姿态反抗地主剥削，随后毅然离开捷胜，前往海丰县城蚕桑局任职。

1922年，彭湃在海丰发起的农民运动，如一道曙光照亮了李劳工的前行之路。起初，他对这位曾担任海丰劝学所长、却甘愿俯身田间与农民为伍的革命者心存疑虑：“彭湃既做过官儿，怎能和农民接近？怕是堕落无聊的失意者挟野心拢民罢了！”这种怀疑持续到他以农民身份亲赴农会之后——当他看到彭湃身着短袖内衣、黄污裤子，忙碌得毫无官气，农会职员多为勤恳工作的农民时，不禁感慨：“高洁可爱的农民出来了！”在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深谈中，彭湃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我是相信的，马克思派我深表同情”，更提出“不是叫农民曲就主义，而是以主义帮助农民”的鲜明主张，随后列举海丰农民四大痛苦：收入不敷支出、田价腾贵导致租额暴涨、官厅腐败、官吏士绅与田主相互勾结鱼肉乡民，并以详细统计表佐证，深深震撼了李劳工。疑虑彻底打消的他，毅然辞去蚕桑局职务，全力投身农会工作，从此与彭湃结下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加入农会后，李劳工全心全意为农民谋福祉，跟随彭湃、杨其珊等农会领导人深入乡村，开展宣传发动、组织区乡农会，为农会发展出谋划策。当时恰逢农会员余坤等6人被田主诬告入狱，农会与海丰“粮业维持会”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农会影响力日益扩大，紫金、五华、惠阳等周边8县农民加入农会的人数逐日递增。为适应发展需要，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1923年7月广东省总农会正式成立，李劳工当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农业部部长与宣传部委员，成为彭湃最得力的助手和省农会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1923年7月26日（农历六月十三日）和8月5日（农历六月廿三日），短短10天内海陆丰连续遭遇两次特大风灾与水灾，引发暴雨海潮，正值农作物收获前夕，灾害造成的损失空前惨重：农作物损失达90%，猪牛等家畜损失达40%，房屋倒塌率达40%，人身伤亡人数众多。灾情发生后，农会迅速行动，组织救灾队、调查队、慰问队分赴各乡各村，李劳工协助彭湃日夜奔波在救灾一线，指挥群众转移、抢救物资。为保障农民不致因灾饿死，农会执委会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减租事宜，会上出现激烈争论：部分人主张3年后再实行减租，现阶段仅采取自由减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凶年减租理直气壮，且能锤炼农民阶级斗争意志。李劳工坚决站在农民立场，力主立即减租。农会为慎重起见，在执委会闭幕后召开各约农民代表大会，经代表们再三讨论，最终一致通过“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案，并发布《为减租而告农民书》，明确“减租七成，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全无收获则免交”。

这一合理诉求遭到豪绅地主的强烈反对。海丰县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身为教育局学租承批商，下乡收租时公然宣称“官租无减”，威逼乡民“十足交租”，与农民发生激烈冲突。林斗文恃势欺人，派遣军警下乡逮捕3名乡民，钉镣入狱，此举激起全县农民的公愤。农会当即组织2万余人参加的农民大会，彭湃在会上详细报告事件经过后，李劳工登台发表激昂演说，揭露反动势力的残暴行径，极大地鼓舞了与会农民的斗志。县长王作新无力制止大会召开，急电驻防汕尾的陈炯明部师长钟景棠，纠集300余名军警，于次日凌晨包围海丰总农会，逮捕25名农会骨干分子，并强行解散农会。因事件发生于1923年农历七月初五日，史称“七五”农潮。

当晚，李劳工与彭湃因未在农会留宿而侥幸脱险。李劳工探明彭湃等已逃往大嶂山后，立即赶往汇合，参加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彭湃、林甦、蓝陈润3人前往老隆与陈炯明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农民、恢复农会；李劳工与彭汉垣等人留守海陆丰，继续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同年9月，彭湃与陈炯明交涉无果，途经陆丰时与李劳工相遇，两人连夜秘密返回海丰，与彭汉垣等分析局势、商定对策，决定前往汕头、香港一带开展营救工作，募集资金救济入狱难友及其家属。

   9月26日，李劳工与彭湃抵达汕头，随即转船前往香港。在香港，两人深入人力车工人群体（绝大多数为海陆丰籍），详细宣讲“七五”农潮的经过，揭露海丰县县长王作新、军阀陈炯明破坏农会、迫害农民的滔天罪行。尽管工友们自身生活困苦，仍争先恐后解囊相助，共募集港币80余元。李劳工与彭湃深受感动，当即把款项汇回海丰救济难友。与此同时，居留香港的陈炯明御用文人通过《香港新闻报》《建设周刊》等报刊，发表大量抨击海丰农会的文章。彭湃与李劳工并肩作战，予以坚决回击。李劳工撰写《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一文，以铁一般的事实批驳诬蔑言论：列举农会半年内在农业、林业、教育、卫生、仲裁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用灾后农民的悲惨境遇，阐明“三成交租”已是“忍着眼泪割肉”的让步；痛斥王作新、钟景棠解散农会、逮捕干部、查封农民医药房、敲诈勒索的毫无人道行径。他在文中驳斥“田主吃亏论”时犀利发问：“田主和我们不过象合资经商一般！他们出钱买田地，我们出钱买肥料、种籽、农具、工食，天灾面前理应双方共担损失……我们把血本所余的三成贡献与田主做利息，已是大大吃亏，他们还要提‘十足照收’‘逢凶无减’‘铁租’，岂不是要把我们活活打死吗？”这篇文章言词痛切、感人至深，成功扭转舆论风向，道出了亿万农民的心声。

此后，李劳工返回汕头，协助彭湃组建惠潮梅农会筹备处，深入五华、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等8县开展工作，推动各地农会纷纷成立。农会的迅猛发展让陈炯明内心恐惧，表面却不得不表示赞同，勉强答应恢复海丰农会。海丰反动统治者见风使舵，释放了被捕的农会骨干。1924年2月8日，捷胜农会率先宣告恢复，李劳工与彭湃亲自出席恢复大会，2000余名农民参会，现场鼓乐喧天、旌旗蔽日。两人相继发表演说，台下掌声雷鸣，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农民群众无不扬眉吐气。不久，海丰县农会也召开恢复大会，但仅过数日，陈炯明便撕毁承诺，再次解散农会并通缉彭湃。彭湃被迫出走，李劳工等农会领导干部也撤离海丰县城，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活动。

1924年4月，李劳工抵达广州，在彭湃的指导下与林甦共同成立广州人力车工人俱乐部，与反动的黄色“手车工会”展开坚决斗争。他斗争立场坚定、工作积极主动，表现极为突出，不久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经彭湃与廖仲恺联合推荐，李劳工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在校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军事知识，还与吴振民、周逸群、王柏苍、吴明等进步同学共同倡议，于1924年12月成立秘密革命团体“火星社”（代号“SM”，有特定联络手势），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该团体吸收共产党员与左派学生，第二期学员中有60余人参加，第三期约30人，虽人数不多但凝聚力极强，在军校中影响深远。1925年1月军校特别党部改选时，火星社成员积极竞选，最终周逸群、王柏苍等共产党员全部当选执行委员，蒋介石仅得60票未获当选，后经廖仲恺推荐才担任监察委员。这次选举震惊了校内反动派，为军校民主树立了典范。李劳工在军校中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后备力量，受到校方表扬，成为同期毕业生中声誉极高、威信卓著的骨干。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前夕，周恩来精准预判：陈炯明部队战败后，必将退守惠阳与海丰交界的东都岭、埔心岭一带，凭借崇山峻岭据险顽抗。为此，周恩来专门指示李劳工与林务农，在广州人力车工人俱乐部中挑选60名政治觉悟高、年轻力壮的海陆丰籍工人，组建东征先遣队，承担惠（阳）海（丰）交界山区的向导任务，并带领当地农会会员组成行动小组，开展骚扰、破坏敌军防线的活动。先遣队在黄埔军校领取枪械弹药后，进行短期集中训练，于2月4日在李劳工率领下从广州出发，抵达石滩、石龙后再接受10天强化训练，2月25日随东征军后继部队开往淡水，顺利进入惠海边境。战役进程果如周恩来所料，陈炯明部队溃败后，纷纷向东都岭、埔心岭逃窜。李劳工率领先遣队出其不意，从崎岖小道翻越云峰，抢先占据两处制高点，使敌军丧失有利地形。在革命军的英勇作战与先遣队、惠海边区农民武装的密切配合下，陈炯明残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2月28日，东征军胜利进占海丰县城，李劳工率领的先遣队为战役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1925年3月16日，受党的委派，李劳工在海丰县城林祖祠正式成立海丰农民自卫军，担任首任大队长，全队共200名官兵。党高度重视这支人民武装，调派黄埔军校毕业生吴振民、宛旦平、陈烈、詹赓陶等一批军事骨干充实力量，原先遣队的60名战士也全部编入农军。与此同时，专门成立农民自卫军训练所，首期培训76名骨干，毕业后分派至海陆丰各地发展农军力量。周恩来对这支农军更是关怀备至，亲自到场授枪，寄予殷切期望。李劳工对官兵严格要求、勤于训练，在短短时间内将部队打造成一支团结、严肃、整齐、威武的革命劲旅。不久后，陆丰成立农民自卫军中队，统归李劳工领导，形成海陆丰农军联防体系。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海陆丰农军的核心任务是铲除封建残余势力、肃清反动武装、壮大工农力量、保卫革命政权。海丰作为陈炯明的家乡，其残余势力盘根错节，大量枪支流散在陈炯明余孽及其亲友手中，清查工作极为艰巨。李劳工将侦查黑枪作为重点工作，采取“群众检举与自报相结合、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办法：布告通知凡私藏黑枪必须上缴，否则没收枪支并严加惩罚；知情检举者给予奖励，知情不报者依法惩处。通过这一举措，农军成功查获大量黑枪，严惩了一批不法分子。陈炯明余孽怀恨在心，勾结地方绅士捏造事实，到汕头东征总部诬告李劳工“敲诈勒索，鱼肉黎民”。面对指控，李劳工如实向上级申明：严查黑枪是为防止反革命势力东山再起、维护地方治安；罚款所得全部用于充实军需、壮大革命武装，且收缴的黑枪全部入库、罚款点滴归公，每一笔账目都有案可查、清晰明了。就连蒋介石路过海丰询问此事时，也对李劳工的解释表示信服。不久后，李劳工被正式委派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后方主任和东征军驻海陆丰后方办事处主任，充分体现了上级对他的信任与认可。

1925年夏，李劳工服从党组织安排，前往陆丰开展工作。同年6月，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反革命叛乱，东征军奉命回师广州镇压叛乱，留守潮汕的建国粤军与海丰农民自卫军也随之撤回广州。9月23日，逃窜在闽粤边境的陈炯明残部刘志陆趁潮汕空虚，率军大举进犯。当时正在陆丰南塘的李劳工接到党的紧急通知，立即带领1名警卫员赶回陆丰县城东海，但敌军已抢先入境，他只得改走山僻小道折回海丰。原计划前往海丰田墘池兜村与农民武装汇合，怎奈天色已晚、路径模糊，不慎误入畲林埔村——该村的陈帽、陈禄、陈妈遮等人，均是反动头子陈丙丁的亲信，他们一眼认出李劳工，随即假意殷勤相待，将其诱至陈帽家中敬茶倒水。李劳工不幸误入圈套，信以为真，将枪支交给警卫员后入室更衣洗澡。就在此时，屋外突然人声杂沓，他察觉不妙急忙开门，却发现房门已被锁住。危急关头，他当机立断点燃身上的机密文件，敌人推门而入时，他又急中生智将仅存的几块银元掷向门外，趁敌人哄抢银元的短暂间隙，成功将文件全部烧毁，严守了党的秘密。

次日，李劳工被押解至田墘，数千名群众闻讯后纷纷赶来探望，现场人山人海。反动头子陈丙丁将他带到一间祠堂内严刑逼供，企图获取革命武装的机密，还妄图劝降这位农军领袖。李劳工坚贞不屈，斩钉截铁地宣告：“头可断，而志不可以夺！”他趁机向围观群众发表长达1小时的慷慨演说，痛陈无产阶级遭受的压迫之苦，揭露地主豪绅与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嘱托农民群众在他死后继续坚持斗争，随后高唱革命歌曲，在场群众无不为之动容、热泪盈眶。陈丙丁见状惶恐不安，生怕群众发动营救，不敢将李劳工解往海丰县城，当即决定在田墘郊外将其杀害。

就义之时，李劳工面不改色、视死如归，高声高呼“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革命万岁！”，声音震彻云霄。刽子手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得心慌胆颤，连发数枪都未击中要害。李劳工胸口喷溅出殷红的鲜血，却依旧巍然屹立，痛斥敌人不止，围观群众纷纷掩面饮泣。穷凶极恶的陈丙丁见状，亲自上前连发10枪，李劳工身中13弹后，才如巨人般轰然倒地。1925年9月24日，这位年仅24周岁的革命志士，为了农民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坚信：“敌人可以毁灭我的肉体，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永远无法被毁灭，千千万万的同志会继续战斗，中国革命必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