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 （三）深耕农运与组织建设

戴镜兵

彭湃

（三）深耕农运与组织建设

戴镜兵

1922年6月，彭湃“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他满怀革命豪情前往海丰县赤山约的农村开展宣传工作。起初，他身穿学生装，头戴白通帽，言谈间也带着“斯文腔”。农民们见他这副打扮，误以为他是来收租逼债的县官，有的纷纷躲避，有的则对他不予理睬。接连几天，宣传工作都毫无进展，彭湃内心十分苦恼。经过认真思索，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的心与农民紧紧相连，但从穿戴到语言都与他们存在隔阂。于是，彭湃毅然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摘掉白通帽，戴上农民常用的“尖顶笠”，赤着双脚，踏着泥泞的小路奔走于村村落落，主动与农民们拉家常、交朋友。为了让农民们完全信任自己，他还亲自到地里帮农民拔草、车水，到农民家中帮助舂米，在劳动过程中与农民们亲切谈心，潜移默化地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他还用通俗易懂的海丰方言编写了《田仔骂田公》的童谣，通过学校老师和社会青年教给少年儿童们传唱。这首童谣深刻揭露了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本质，批判了荒谬的“天命论”，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起来革命的热情，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成为唤醒农民意识的重要载体。

为了向更多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彭湃常常带着留声机来到海城天后庙前的大榕树下——这里是群众往来最为集中的地方。他先播放唱片吸引农民聚集，待群众围拢过来后，便关闭留声机，站起来向大家发表演说。由于日夜奔波劳碌，彭湃日渐消瘦，皮肤也被晒得黝黑，但他始终毫无怨言。农民群众逐渐感受到了彭湃的真心实意，对他愈发亲近信任，而地主豪绅们则对他恨之入骨，纷纷造谣中伤，污蔑彭湃得了“精神病”。面对这些污蔑，彭湃坦然回应：“我希望在不久时间内，有许多象我这样的‘精神病’出现。”
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宣传与艰苦发动，彭湃发现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五位农友的思想觉悟提高较快，具备了革命的积极性。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邀请他们来到“得趣书室”座谈。大家志同道合，谈得十分融洽，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将六颗火热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当即决定公开组织农会，这便是在中国农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六人农会”。“六人农会”成立后，立即积极开展革命斗争，领导农民开展“同盟非耕”运动，坚决反抗地主阶级任意“加租”“易佃”的剥削行为；打击城市恶霸土豪，禁止他们向农民强行索收“粪船捐”“码头捐”等苛捐杂税；同时，农会还积极帮助农民调解各类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实际斗争，农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组织日益壮大。仅两个月时间，农会会员就发展到五百多户，两千多人，分布在赤山约的二十八个乡村。1922年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彭湃亲自起草了农会章程和宣言。农会成立后，在县城开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会员凭会员证看病可免交诊费，药费也减半收取，这一举措极大地惠及了广大农民，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衷心拥护。

同年11月，彭家兄弟分家。彭湃决心让革命烈火首先在自己家中燃烧，以实际行动表明背叛剥削阶级的坚定立场。当时，彭家门口的龙舌埔正在演戏，农会通知各乡农民前来观看。开演前，台下挤满了观众，彭湃手持一大捆田契走上戏台，发表了震动人心的演说。他高声宣布：“彭名合（彭湃爷爷）的田不是彭名合的，更不是彭湃的，这些田是农民兄弟起五更睡半夜、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说罢，他一张一张地宣读田契上的内容、土地地点、亩数以及佃户姓名，随后当场将所有田契烧毁。彭湃烧田契的革命壮举，第二天便迅速传遍了海丰、陆丰大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也让更多人看清了彭湃投身革命的决心。在彭湃及其战友们的不懈努力下，农会组织迅速由赤山约扩展到平岗、银溪、青湖、河口、河西、公平、旧圩、守望等十余约，会员发展到二万余户，农会管辖下的人口达十万之多，约占海丰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3年1月1日，彭湃亲自主持召开海丰县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宣告海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在大会上，彭湃当选为总农会长，杨其珊当选为副会长，蓝镜清、林沛、张妈安等人当选为委员。大会通过了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他提出了总农会的奋斗纲领：“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明确了总农会的任务：“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大会还通过了彭湃精心设计的农会旗。考虑到海丰长期以来存在农民红、乌旗械斗的历史遗留问题，彭湃设计了一面“乌、红两色对缀四联合”的会旗，象征着农民兄弟不分派别，实现阶级大团结，消除红、乌帮的对立，在农会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共同对抗反动势力。

彭湃始终心系邻近各县农民运动的开展，1922年底，他派出农会骨干前往陆丰的浮头、东山等地，开展农民运动的发动工作。1923年初，他又与李劳工、郑志云等人多次前往陆丰，组织培养农运骨干力量，推动陆丰县总农会顺利建立。海陆丰总农会成立后，在彭湃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反对恶霸地主朱墨“加租易佃”的激烈斗争。1923年3月，海城地主朱墨对余坤等六户农民无理提出“加租吊佃”，余坤等人在农会的坚定领导与大力支持下，果断对地主实行“同盟非耕”，坚决抵制不合理要求。朱墨恼羞成怒，向法庭诬告余坤等“佃灭业主”，但法庭忌惮农会的强大势力，判定朱墨无理。大地主陈月波不甘心失败，纠集反动势力组织“粮业维持会”与农会对抗，并向法庭施加压力，导致余坤等人被钉镣入狱。危急时刻，彭湃立即召开有六千多名农会会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他慷慨激昂地动员道：“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如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胜利！”在农会的强大压力与坚决斗争下，法庭最终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农会赔礼道歉，并释放了余坤等农民。这场斗争再次沉重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极大地提高了农会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会组织不断壮大。除海丰、陆丰外，惠阳、紫金、五华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农会组织。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3年5月，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别设立县农会。不到两个月时间，农民运动又迅速扩展到潮安、揭阳、潮阳、普宁、惠来等地。同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进一步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当选为省农会执行委员长，并亲自为广东省农会起草了章程，为全省农民运动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3年7月26日，彭湃原本计划前往广州，应约与陈独秀商议农会相关事宜。不料，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突然来袭，海丰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未有的严重洗劫。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彭湃毅然放弃了赴广州的计划，选择留下来组织群众开展救灾抢险工作，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30日，海丰农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彭湃关于灾情的调查报告后，一致通过了“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以减轻受灾农民的负担。8月15日，海丰县在海城召开了有两万多名农民参加的誓师大会，彭湃在会上动员全县农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而坚决斗争。
海丰县长王作新面对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农会的坚定斗争，惊慌失措，急忙致电陈炯明，诬告彭湃“统率十万农民在海城暴动”，乞求陈炯明派兵镇压，并连夜召开绅士会议，密谋决定以武力扑灭农会。1923年8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驻汕尾师长钟景棠与王作新率领武装军警，突然对海丰县总农会发动围攻，逮捕了农会干部杨其珊等二十五人，并强行封闭了农会，这便是海丰农运史上著名的“七五农潮”（因台风灾情发生于7月，斗争延续至8月）。此后，农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彭湃等人的顽强斗争与不懈努力下，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历程，被捕的农会干部最终得以释放，农会活动也逐步恢复。

1924年春，彭湃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同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彭湃的提议，决定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命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7月3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彭湃全身心投入到农讲所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早期农运骨干。在后续的第二、三、四届农讲所中，彭湃虽未担任主任职务，但仍兼任教员，继续为农运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1925年9月14日，彭湃再次担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为适应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这届农讲所的学员招收范围扩大到全国八个省，学员们在农讲所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与农运经验，毕业后奔赴各地，成为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又在武汉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成为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重要成员。他向学员们系统讲授《东江农民生活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农运实践经验，提出了“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等十二条农民运动应注意之事，为学员们开展农运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指导。

经过数年的农民运动实践与理论总结，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为该书审稿，周恩来为该书题写书名《海丰农民运动》，该书由广东省农民协会正式出版发行。《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它的发表与出版，对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全国农民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彭湃同志这篇著作及其他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份”，“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因此该书被规定为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必读教材，成为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理论读物。
根据党的指示，1924年夏，彭湃以中央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多次前往广宁、花县等地指导农民运动开展。同年9月底，彭湃当选为中共广州地委委员，稍后又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参与区委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肩负起更为繁重的革命任务。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发动东征，讨伐陈炯明。彭湃奉命赶赴东征前线，协助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开展工作。2月27日，彭湃随军抵达海丰。3月1日，海丰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在林祖祠与东征军举行联欢大会，周恩来、彭湃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3月3日，海丰各界三万多人举行盛大的欢迎东征军大会，彭湃在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东江农民群众对东征军的支持与援助，并当场宣布恢复农会组织。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在周恩来、彭湃的关怀与指导下，3月16日，海丰农民自卫军正式建立，成为保卫农民利益、推动革命发展的重要武装力量；4月1日，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成立，彭湃担任支部书记，加强了党对海陆丰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4月20日，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办，彭湃兼任所长，继续为当地培养农运骨干。然而，同年6月，东征军因形势需要回师广州，东江地区人民再次陷入陈炯明的反动统治之下。10月22日，周恩来、彭湃率领东征军再次攻克海丰县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10月29日，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海陆丰地委，彭湃仍担任书记。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为海陆丰地区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要求加入农会的农民日益增多。到1926年，海丰县农会会员已达二十五万之众，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此时的海陆丰农村，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党和农会的领导下，海陆丰地区呈现出政治清明、物价低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局面，地主不敢再肆意收租，农民辛勤劳动的收获归自己所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少年》记者杨白特地前往海丰采访后，盛赞海丰为东方“小莫斯科”，充分肯定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成就。

1925年11月，彭湃返回广州，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同时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和省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全面负责广东省的农民运动领导事务。1926年1月15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在汕头成立，彭湃兼任办事处主任，随后又兼任中共汕头地委常委，全面负责领导与发展潮汕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推动当地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1927年3月，彭湃当选为中共“五大”代表，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彭湃发表了重要发言，阐述了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并当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大会结束后，彭湃留在武汉，参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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