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习仲勋学习习仲勋

陈旭光 · 发表于 2016-3-16 14: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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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8 日，我在整理编排本书集之际，从微信中收到汕尾日报社郑溢涛兄发来的《我看唯实的共产党人习仲勋》文章，看后非常感慨。文中说 1978 年，习仲勋来广东担任广东省第二书记，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要为海丰1967 年的“8.26”受血腥镇压致死致残的彭湃烈士支持者平反。当时有位潮籍的汕头地委的一位领导当即表示反对，并表示否则要上告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感慨习仲勋前辈在 1978 年文革残余，四人帮妖气未消之时，又一次将政治生命豁出去。感慨习仲勋前辈为了革命老区人民，为彭湃和彭湃一家，为在文化大革命受苦的人平反，敢冒政治风险“拨乱反正”，从而翻开海陆丰新的篇章。并大声疾呼、正义凛然，感慨习仲勋为我们的海陆丰革命老区和对彭湃烈士的真挚感情，这是与我们海陆丰革命老区人民情感交融。

又读到关于“习仲勋纳谏”的几段故事：这虽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习仲勋前辈对一位群众“尖酸刻薄”的刺耳话，不是用“官者听惯好话，屁股摸不得，摸了以后很严重”，而是说“你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把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习仲勋是如此胸襟海量，如此重视群众的来信和意见。近40年的事啊！我们各级的领导们，这是永远不过时的事，我们应该一起来学习学习。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8日第一版，《南方日报》同日刊出的文章

一、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

省委习仲勋书记：

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你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可以受益多少多少亩。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的和口头上的东西，这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阳地委讲的那么漂亮呢？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惠阳地区治水的两项大工程，一是淡澳河，一是潼湖工程，看起来规划宏伟，但实际上是怎样样呢？不妨用实践去检验它。先谈谈淡澳河。当时我在那里搞路线教育工作，住在淡澳河工程指挥部，参加了挖掘劳动，经过实践，有发言权。当时此工程提出1975 年开工，1976 年通水，结果如何呢？至今还未通水。仅是 1975 年-1976 年上半年，这项工程就把惠阳县附近的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因为这项工程叫民办公助，不少生产队弄到要卖耕牛，卖谷种，应付上堤民工的开支，这实际是刮 “共产风”。所以各生产队全无积极性，他们派工都是派些比较差的劳动力去。这些人到了工地后，不上堤，躲在宿舍里吃喝睡玩，白白浪费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经做思想工作上堤后，也是出勤不出力，工程进度缓慢。还经常出现生产队拿不出钱买菜，伙食没法解决，不少人又跑回家里，动员来了又跑，跑了又去动员。所以这个工程一拖再拖，把生产队集体经济也拖垮了。后来由于附近的生产队抵触情绪大，仅靠惠阳县的力量是不能把河挖通的了，地委只好又把东莞等县牵进去，要他们出劳动力， “共产风” 又进一步扩大。但是，凡参加的生产队，无一个没有意见的。这条河还没有收拾好，现在又提出整治三江两湖工程，此项工程比淡澳河更大，到底行得通否，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我听到的是群众抵触情绪很大，不知省委领导是否听到？

水利要大干，宏伟规划要，宏伟工程要，但不要搞一鸣惊人的行动。要考虑农民眼前利益，要考虑农民前几年受林彪、“四人帮” 祸害够苦的了，要让农民伸伸腰，透透气。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不要刮 “共产风”，把生产队家底搞光了。社员分红减少，看不到优越性，不愿干，你硬要干，群众积极性是发挥不了的。没有积极性的东西，是肯定搞不好的。使农民收入稳定一段时间，再来大干，不是更好吗？淡澳河工程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潼湖工程呢？淡澳河工程已经是骑虎难下，潼湖这个工程更大，为什么一定要蛮干？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当然, 如国家有力量, 全由国家投资, 那我就不提这个意见了。

再一个意见, 你不是说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吗? 但事实上如何呢? 我在 7 月初向你反映了“官司走后门”、“营私舞弊”的问题, 是牵涉到地委、县委的事情, 至今快 3 个月了, 既没有回音,也未见你转给有关部门处理,这叫重视来信来访吗? 到底这些案件要不要重新处理, 你有否考虑到处理不及时的严重后果呢? 我是有过教训的, 不知你是否体会到? 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 是句空话! 因为你只讲, 没检查督促。

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 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 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 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二、习仲勋同志给麦子灿同志的复信

麦子灿同志：

你 9 月 25 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前来帮助惠阳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

此致

敬礼！

习仲勋

1978年10月18日

三、习仲勋给广东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同志的信

惠阳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信中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复了他一封信，表示诚恳接受。并委托刘田夫同志趁去惠阳地委帮助整风之便，亲自接见来信同志，代我表示感谢。现将这两封信发给你们，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

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干扰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这种情况压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障碍着我们抓纲治粤、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坚决克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决不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的委托，不负全省五千多万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30几年后的今天对习仲勋“纳谏”的评论

一、习仲勋如何面对“小人物”的尖锐批评

拜读了《北京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习仲勋的短文，现有一些材料，予以补充。1978 年 9 月 25 日，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措词用语之尖锐、尖刻，超出上下级的容忍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信的开头就充满火药味：“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信中列举习仲勋对惠州地区治水两大工程——— 澳河和潼河整治效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你“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

再就是批评习仲勋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搞“假把式”，“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

在这封 1500 字来信的结尾，还不忘“激将”一下习书记：“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麦子灿恐怕没想到，他的信竟顺利寄到习仲勋手中。10 月 18日，习仲勋给他回信：“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省委书记）前来帮助惠州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

随后，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

31 年前的往事，足以让我们震撼、景慕、百感交集和一点点后怕。观照现实，因为一条调侃县领导短信而身陷囹圄、因为发帖曝光家乡拆迁而遭跨省追捕的事件屡屡提醒人们：官者听惯好话，屁股摸不得，摸了后果很严重。想到这里，后背就有凉丝丝的感觉……

往事值得记取。让我们停止抱怨，将 31 年前一位省级高官闻过则喜的佳话，连同那时党内清新的民主空气，一起贮存心间。

二、领导者的“耳朵”关乎成败

领导者用好耳朵、用对耳朵，不仅能获取广博、全面、准确的信息，不受蒙蔽、少犯错误，还能辟邪履正、抑恶扬善，确保在纷繁复杂的挑战中应对自如，科学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的耳朵也关乎荣辱成败。

从古至今，因会不会用耳朵招祸得福的事可以说无以计数。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以仁。所谓奸佞之人，指的就是专门拣你喜欢的事做、爱听的话说，令你通体舒泰，不知所然。爱听马屁话者，其实不过是享一时之快，待到幡然醒悟已然晚矣。如桓玄、慕容超最后都落了个国破家亡的结局，桓玄兵败后曾问身边诸臣：“我何以败乎？”吏部侍郎曹靖之说：“天怒民怨，焉能不败！”桓玄又问：“卿何不谏？”曹靖之回答：“当时朝中一片歌颂之声，都说当今乃尧舜之世，你也欣然相受，我还敢说什么呢？”桓玄听后一阵默然。可见，桓玄的兵败，与他的“耳朵”喜谗听佞不无关系。

翻看历史，有些“好听的话”如同春风熏面，不着痕迹，让人欲拒不能，欣然入瓮。明初翰林学士解缙，19 岁中进士，后来主持编纂《永乐大典》，不愧为一代雄才。同时也因会拍皇帝的马屁而闻名。一次他和明太祖朱元璋一块儿钓鱼，他不断地钓到鱼，朱元璋却一条没钓着，自然满心不高兴。他即刻献诗一首：“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钓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马屁拍得多地道，几句媚言既回避了皇上的尴尬，又把朱元璋捧上了天，哄得其龙颜大悦。

在新形势下，领导者能否用好、用对耳朵，能否让耳朵的功能最大化，善听“逆耳”之言也是个先决条件。《孟子·公孙丑上》有载：“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这就是成语“闻过则喜”的出处。听到别人批评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就高兴，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境界。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时，惠州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给他写来一封批评信，措词用语之尖锐、尖刻，超出上下级的容忍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习仲勋在会上却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这种闻过则喜的境界，体现了习仲勋同志海纳百川的雅量、从善如流的智慧、虚怀若谷的胸襟，也体现了他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我研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诞生记》，发现介绍“建议”产生过程的一段文字中竟用了十几处“听取”“倾听”等词汇，诸如“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等等，也说明出台一个好的文件，作出一个正确而重大的战略决策，与用好耳朵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讲“真话”却成了“奢饰品”。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并非缺乏讲真话的人，而是缺乏讲真话的氛围。

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战国贤士赵良曾对战国时代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商鞅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诺诺，即唯唯诺诺，恭维顺从；谔谔，即直言敢谏，犯颜直陈。赵良的意思是，有一千个人说恭维话，不如一个人说真话实话。这好比是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可见，古人对直言、诤言即“谔谔”之言何等的珍视。

为“官”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尽职履责。领导者的责任不仅表现在勤奋勤业、尽职履责上，更体现在凝聚民智、服务发展上。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领导者都需要听真话、说实话，尤其是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时，“耳朵”更要多听，集思才能广益，深思才能熟虑，深谋才能远虑。这样，才能深入思考，透彻思考，才能理清关系，找到症结，把握规律，寻求对策；才能不断提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总结经验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才能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才能摸清实情、听到真言、获得真知、交得真朋友，回眸人生才觉得更有意义。

领导者要懂得尊重和欣赏别人多姿多彩的个性，在用人上，既不用只讲好话和阿谀奉承的庸人，也不用只会讲话、不会干事的闲人，更不能用经常打小报告、搬弄是非的小人。要导向鲜明，让正确的声音，真实的民意在推动工作、促进发展中发挥作用。唯有如此，才能集中民智，引领民众，科学发展。

一个人的眼睛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后背，这是视觉盲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思维盲区。要看到自己的后背，就必须借助镜子等外物；要把事情考虑周全，就要听听别人的看法，特别是反对意见。领导者要全面认识事物，掌握其规律，就必须善于从多个方面来考虑问题。闻者有倾听的雅量，言者有容辩的肚量。会听善思活用，就能掌握真经，就能面对难题游刃有余，就能更好地提高预见性，把握规律性，增强创造性，从而使自己不断坚定正确的价值取向，矫正自己的人生航向，确保在纸醉金迷的诱惑中“不迷航”，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不失性”，在钱权美色的淫浸中“不越轨”，更好地推动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习仲勋成我评价美国总统的标准

广东能够领先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习仲勋，如果和邓小平相比，他更接近广东人实际生活，也更具有领先作用。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刚刚有台黑白小电视机，每天都有邻居挤入我家分享电视节目，大人们看电视新闻常常提到“习仲勋”的名字，他在电视里比其他领导人更像个“真正革命干部”，相貌端庄，慈眉善目，有股子正气，这大概就是他“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一种心灵写照。我亲眼见到习仲勋是在一次欢迎中国女排得冠军回国，那次习仲勋和万里都来欢迎，我带着红领巾在路边欢呼，一眼就认出那位叫习仲勋的老人家。

如今人们都喜欢说“正能量”这个词，但真正能以身作则释放正能量的人很少，我所记忆中的中国领导人能有这种气质的有两个，一个是习仲勋，还有一个就是胡耀邦，前者高大温敦，后者活泼诚恳，两人个形象在中国官本位社会中非常难得一见。我如今回忆起来可以总结出一个词，那就是“人性政治”。政治在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血腥的，或者是愚昧粗暴的，至少我们电影和戏剧中都是这么表现的，“人性”总是被认为是西方人的特权，如果“人性”和“博爱”联想起来就几乎是反动思想了，但这两个人却硬生生在中国历史关键时刻打破了这种政治思维模式，这何尝不是人民怀念他们的原因。

1978 年 4 月至 1980 年底，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做为一个小孩子我也发现了一些身边的变化。原来每天练小提琴的邻居大女生不练习拉琴了，却天天去补课报考大学，大学校园里来了一帮非常年轻的新生，和先前那些年纪较大的工农兵学员很不一样，他们走路也拿着小本子背单词，忽然间大家都好像老提及陈景润和华罗庚这两个名字。我也开始被迫开始学习英语了，尽管我抄了 10 遍还是记不住一个句子，但心里却感到挺时髦，周围人都羡慕这个儿童可以念出几句英语来。这段人生给我非常深刻的触动，即使到了美国后也习惯地把美国总统和习仲勋和胡耀邦相比较，看他们是否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讲真话、干实事，而且敢说、敢干、敢于担当。过去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人性政治真的能够跨越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是可以的，但理性告诉我这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我们在有限的政治体制空间做一个有人性的人物，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人性政治早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基础部分，连克林顿和小布什这类“坏人”也基本上当了好人，这也许就是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可行模式。

广东人对于习仲勋有很深的印象，这大概和当地严重的“逃港”问题有关。据说，习仲勋到广东后，听到有关偷渡各种不同观点，很想早日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好这个老大难问题。这可能是他选择宝安县作为下基层第一站的主要原因。调研第一天，习仲勋来到沙头角。沙头角有条中英街，陆地相连，两种制度，对比鲜明，凡是从中央、省里来的领导到宝安调研，都要去那里看看。中英街尽头是一条排洪沟，沟边开阔地带上，有一个来料加工场，习仲勋停下脚步，边看边听镇委书记张润添汇报。习仲勋听了很高兴地说：“你们可以发展来料加工，把外贸基地搞上去。不仅可以搞农业，还可以搞工业。什么能挣外汇就搞什么，厂外加工也可以搞嘛。”我想这和当年美国里根总统讲演所言很像：“没有人有权不准你们自由做生意谋取幸福，这就是美国精神”，尽管这是两个处于完全不同语境中的人。

当天往沙头角的公路上，习仲勋看到被边防部队抓住的两名偷渡人员被铐在路旁，急着要下车询问情况，但被劝阻。回程时虽然已经天黑，还未吃饭，他仍然坚持要到边防部队莲塘临时收容点去询问被收容的偷渡人员，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人性化的干部。习仲勋经过三天调研，边看、边听、边问，边思考、边回答，主要内容是解放 30 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有些地方，破破烂烂，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现状，要努力尽快缩小两地差距。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出了问题，农民负担很重，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一定会说：“要管好裸官，要公开官员财产，要搞民主监督，不要封人民的嘴，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官员外逃”。中国人民不怕“走邪路”，走错了还可以改正，但最恨自称“走正路”的人携公款外逃。

其实，习仲勋就是文革后西化思想的启蒙者之一，这对于当时批判文革残余十分重要。他说过，一定要抓好整风，一边整风、一边整改，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都要改过来。当前主要是旧的条条框框多，以后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种什么、养什么。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干，不要先反他的什么主义，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这在当时可是极其超前的思想，没有习仲勋当年在深圳的“探险”，邓小平也不会有这么真切的触动。

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当时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麦子灿于1978 年 9 月 25日给习仲勋同志写信，批评仲勋是“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仲勋同志很快给麦回信，委托刘田夫同志到惠阳，帮助地委整风，并和麦谈话，听取麦的意见。仲勋同志还在省革委会会议上宣读麦的来信，并给省直厅局和地县委写了一封公开信，附上麦的来信和他的复信，信中说：“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的信任。”“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借此改变工作作风。”“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我平生不喜欢“辩证唯物主义”，但用到这个句子里却是有正面意义的，不论如何辩证都必须以人民意愿为中心，千万不要强词夺理，打压言论自由。

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我 3 年前见过一个叫薄熙来的大官，当时整个大会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这位大官环顾四周，仿佛感到自己是当年在天安门楼上的毛主席。和习仲勋相比，他那双眼睛没有慈祥，也没有温柔，有的则是诡谲和阴森，但却让远处的人们那么疯狂，没有人能仔细在近处观察到这些。他那种亢奋一点不像斯大林，却有几分像希特勒。我想，如果这两个人来一场民主竞选谁会得胜？也许谁得胜并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主信念得胜，要让中国人民从个人崇拜思维中解放出来，最终实现中国人性政治，也就是美国人所讲的博爱政治。我想，如果我们共同推崇人性和博爱，有那么一天，习仲勋精神也将照耀香港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我们却永远不需要支付 19 亿人民币为他搞报答活动。

本人借微信、新浪微博与新浪博客的平台和承本书出版之际，特转发以上的文章。让我们的汕尾的海陆丰人民一同学习习仲勋前辈坚持正义正气，坚持真理，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敢说敢干、敢担当、讲真话、做实事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感谢习仲勋前辈对我们海陆丰人民的深情厚谊，值此，让我们海陆丰革命老区人民以挚诚的心，向习仲勋前辈这位“恩公”致以崇高的敬礼。

民族复兴之路更需要正气。1978 年，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为了人民，为了地方的发展，正气凛然地敢向当时的广东省习仲勋书记秉书直说，铁骨铮铮。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事业，需要麦子灿这样的人、有正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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