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忠魂 ——高宗喜的革命征程与不朽精神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晦,内忧外患交织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在这样的激荡岁月里,无数怀揣家国情怀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为挣脱枷锁、求索光明而奔走呐喊,用热血浇灌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理想之花。 高宗喜(高宗禧、高宗许),这位从广东海丰的红土地上走出的革命先驱,便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人生之路,布满荆棘却始终向前——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跌宕起伏的境遇未曾动摇他分毫,枪林弹雨的考验更淬炼出他钢铁般的信念。在海陆丰的革命烽火中,他以视死如归的勇毅冲锋在前,用生命践行着对理想的赤诚。 高宗喜的早年岁月与思想启蒙 1904年春,高宗喜出生于海丰县三区梅陇水口村顶上厝。他的祖上曾是清代贡生,官至守府,家境殷实的他,少年时光无忧无虑。 高宗喜自幼聪慧,9岁进入水口村毓英小学读书,既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也是父母疼爱的孩子。但他并未染上纨绔之气,性格开朗,待人友善,尤其体恤贫穷同学。看到同桌常年衣不蔽体,他便说服父母,将自己的衣物相赠,同桌的父母特地到高家道谢;12岁时,得知师母因病无力医治,他又劝说父母资助医药费,帮老师渡过难关,后来师母病愈,也专门登门致谢。 1919年,高宗喜以优异成绩考入海丰高等小学。走进县城的他如鱼得水,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更接触到大量先进思想。这一年,中国局势动荡,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至海丰,学生运动接连兴起。少年高宗喜聆听了郑志云等学生领袖激情澎湃的演讲,思想受到极大触动,从此一头扎进进步书刊中,开始探索新的方向。 1922年夏天,高宗喜回到水口村顶上厝,协助父亲处理家中大小事务。凭借读写算的能力,年纪轻轻的他成了家里的主心骨。 农运初兴显身手 1922年夏,共产党人彭湃在赤山约宣传组建农会,同年冬初,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不久后,杨其珊加入农会,成为彭湃的得力助手。为扩大农会影响、吸纳更多农民,同年深冬,杨其珊前往梅陇水口村开展农民运动。 高宗喜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对家人说:“旧世界即将终结,新时代就要到来,农会会成为农民的重要依靠。咱们家虽有几分田地,但要和农民站在一起,迎接新社会。”高家兄弟向来敬重高宗喜的见识,纷纷赞同他的想法。 杨其珊见到高宗喜时十分欣喜,听闻他要带领兄弟们一同入会,紧紧握住他的手称赞道:“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见识、有胆识,希望你能为银溪约农会的组建多献良策。”高宗喜早已听闻杨其珊的传奇事迹,对他十分敬重,听罢便毫不犹豫地在会员簿上写下自己与二哥高宗德、四弟高宗俊、五弟高宗升的名字。 加入农会后,高宗喜全力协助杨其珊筹建银溪约农会。他跟随杨其珊深入银溪约所辖的小溪洞、水口、溪仔墘、将军帽、天星湖、大钳、上坑、新乡等村庄,挨家挨户发动农民入会。经过近半个月的奔走,银溪约农会在海丰总农会成立前顺利组建,水口村公馆成为其办公地点。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彭湃任会长,杨其珊任副会长。银溪约农会由胡汉南担任会长,年仅16岁的高宗喜成为农会骨干,负责财务工作。 银溪约农会涵盖12个村庄,共有374户、2244人。在会长胡汉南的带领下,农会为农民办了诸多实事:组织会员开渠灌溉、开荒种树,面对地主的不合理要求更是坚决抵制。 高宗喜在农会中初露锋芒,不仅将账目管理得井然有序,还协助会长处理各类文档,推动银溪约农会迅速步入正轨。 甘为孺子牛,勇当后勤先锋 1925年2月,广州国民革命军首次东征海陆丰告捷,当地自此迈入大革命浪潮。在农民协会的引领下,各地农民自卫军相继组建,妇女解放运动也蓬勃兴起,不少地方成立了妇女会,银溪约便是其中之一,高宗喜的二嫂宋氏担任会长,成为当地妇女解放事业的先锋。 此时的高宗喜肩负重任,既要打理银溪约农会的财务事宜,又要为农民自卫军筹措武器装备。他四处奔走筹款,日夜忙碌不休。面对友人“为何如此拼命”的疑问,他坦然笑道:“革命本就是拼命的事,哪有轻轻松松就能做成的?” 9月,逆军反扑海陆丰,银溪约400余名农民自卫军在梅陇农会执行委员胡汉南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激战数小时后,因弹药匮乏,自卫军主动撤离战场。此次战斗虽有二十余位银溪约自卫军战士牺牲,却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更锤炼了队伍的战斗力。高宗喜虽未亲临炮火纷飞的前线,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保障工作——既要筹备武器弹药,又要救护伤员。战友们撤出战场时,忙得一天未进食的他才因饥饿导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方知早已透支体力。 同年冬,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大获全胜,东江地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高宗喜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为保障农会与自卫军的物资供应,他日夜操劳,丝毫不敢懈怠。为确保物资安全,他将筹集到的物资分散秘密存放,具体位置仅告知后勤部几位核心干部,其细致与远见可见一斑。 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 1927年4月,反革命的阴霾笼罩南粤大地。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15日,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也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东江地区瞬间陷入白色恐怖。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敢为人先的海陆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于4月30日晚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5月1日,全县农民自卫军齐聚海丰县城,临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然而,广东国民党政府随即派刘炳粹团反扑,农民自卫军因力量悬殊,被迫撤离县城。 银溪约地处梅陇山区,与莲花山脉相连,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游击战提供了天然屏障,此后便成了海丰三区革命力量遭遇敌人攻击时的隐蔽据点。作为银溪约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成员,高宗喜肩负起为革命队伍筹备粮食与武器装备的重任。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为筹集更多粮草,他毅然变卖家中部分田产,秘密从各地采购粮食等军需物资,为起义储备了充足的物资,其举动得到海丰三区党组织的高度肯定。 11月1日,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辉煌胜利。随后,彭湃全力推进苏维埃政权的筹备工作。21日,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正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分田分地运动迅速展开。看着分到田地的农民们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高宗喜对身边的朋友感慨道:“所有的付出都值了,跟着共产党走,准没错!” 高宗喜与海陆丰军民的后勤抗战历程 1928年2月下旬,国民党反动军队集结近万兵力,矛头直指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红二、四师官兵在当地赤卫队与人民群众的协同支持下,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战。然而,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官兵伤亡惨重。 5月后,敌人进一步增派兵力,并勾结地主武装组建反动民团,对所有红色村庄实施烧杀抢掠。在此危急形势下,高宗喜随银溪约赤卫队转战莲花山脉,肩负起为赤卫队筹备粮食等物资的重任。尽管高宗喜事前已做足准备,物资储备充足,但敌人对交通的严密控制,使得物资运送成为最关键的难题。 为突破封锁,高宗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动员军烈属、儿童团员和妇女解放协会成员,抓住一切机会向深山里的赤卫队运送物资。其中,他的二嫂宋氏功不可没。宋氏与战友们装扮成上山拾柴的农妇,将物资藏于贴身处,分散行动上山,巧妙避开敌人视线,一次次成功将物资送达赤卫队员手中。 1929年10月,趁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东江地区遵照上级指示重建红军,海陆丰组建了红军第四十九团。海丰三区的梅陇、联安赤卫队成员踊跃参军,而高宗喜因工作的特殊性,继续承担着红军与赤卫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红军四十九团成立后屡创佳绩,至1929年冬,部队已发展到300多人,收复了多个山区镇。这让敌人更加疯狂,他们动用反动民团全力搜捕共产党人,妄图遏制革命局势的发展。 守口如瓶昭丹心 1931年2月8日(1930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春节临近,为筹备红军与赤卫队的物资,高宗喜再次与战友们冒险下山,从敌人严密布控的区域设法获取了所需物资。看着战友们带着物资满怀喜悦地向深山返回,高宗喜想起了近在水口村顶上厝的家——那里有怀孕七个多月、日夜盼他归来的妻子徐锦鸿。他向战友们仔细交代好后续事宜,便径直奔向久别的家园。 然而,高宗喜刚踏入家门,水口村的反动民团便已闻讯而至,很快将顶上厝团团围住。正在与家人交谈的高宗喜察觉被围后,当即从腰间拔出两把驳壳枪,欲与敌人殊死一搏。但转念一想,自己牺牲事小,若连累顶上厝二十多口家人性命,才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于是他对着门外喊话:“只要放过我的家人,我便缴枪受缚。”本就畏惧拼杀、只想邀功领赏的民团分子,听闻此话立刻应允。 高宗喜打开大门,面对气势汹汹的民团毫无惧色。他镇定地将两把驳壳枪掷在敌人面前,挺胸昂首向他们走去。民团分子如获至宝,迅速将他死死捆绑,押往海城向主子邀功请赏。 在狱中,敌人为榨取我党我军的情报,对高宗喜施以残酷的严刑拷打。面对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他始终咬紧牙关、闭口不言,任凭敌人如何折磨,始终未泄露只言片语。 三天后,黔驴技穷的敌人将高宗喜押至五坡岭。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他神色坦然,临刑前高声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这位年仅27岁的英雄壮烈倒下。他的遗腹子出生后,长大后得知父亲的英雄壮举,毅然加入海丰抗日队伍,后来成长为我党第一批飞行员。 解放后,人民政府追授高宗喜“革命烈士”称号。他的故事至今在海陆丰地区广为流传,那份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传承与发扬光大。 口述人:高红燕,高红玲 史料提供人:林泽山 文字整理人:戴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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