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清湖第二期】请教自己（小说）

城区文联

请教自己

陈 聪

一

  从生活的某种意义说，我也许真的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整日里，不是手捧着本书仰躺在床上嘴里念念有词，就是静坐在书桌前手捏一支笔作一副思考状。屋里满地都是杂乱的书刊和被我揉皱、扯碎的纸片儿，偶尔被窗外涌进来的风一吹，便满屋子飞扬，风一停又散落于屋内四角的墙边，宛如冬日飘落的雪花。也有闷急的时候，这时便瞒老婆跑到县城在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店或书摊前转悠几圈，用平时抽烟节省下来的钱买上三两本既廉价又认为很好看的书刊，然后回到家里重复与往日同样的事儿。为此，老婆没少跟我吵，打冷战，弄得我经常是坐立不安且又六神无主。但每次我都耐心地说服她:“因为当初我们能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为看我发过几篇作品，得过几次奖，去过几处有名气的风景胜地，不必像有些结了婚的女人那么势利。你别看我最近一年没了作品问世，没了稿费，可我是在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文学上的问题，然后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写作心态。”

　　严格地说，我算得上是名有责任心，有历史使命感，有特殊个性和风格的小文人。我不愿总是去重复自己或别人，那样对自己和别人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既然立志要做一个严肃、正派、有良知的作家，就得对自己、对读者、对社会和历史负责。或许你听了心里怯骂我大言不惭。

  现在如闹市一般的文坛可谓日新月异，呼出了多少种口号，打出了多少面旗帜;什么荒诞派，意识派，先锋派，现代派，写实派；什么现实主义，魔幻主义，新写实主义。什么乡士小说，寻根小说，新体验小说，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该放下笔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被搅乱的思绪和心态，认清形势，去走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

  是的，我想我该走出小屋，走出自己，到外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或去拜访和请教几位文学界的名家前辈，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以便我能更好地进行创作。

  我的居所离县城不远，拾元钱就能够一次来回，但我不打算去县城，尽管县城比省城近得多。我知道现在的县文联，作协已然只是空架子：文联主席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偶尔写出两首旧题新词来装饰着门面；另一位挂职作协秘书长的博君三十几岁，写新诗。我看过他一些作品，但琢磨了半天亦不知所云，我只能怨自己才疏学浅和孤陋寡闻。可他那大腹便便的体态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宛如一经商的款爷，从哪儿也瞧不出一点文人的气质和风度来。唯一有位省作协的会员赵君，却如今身兼电视台台长，县政协委员等职，整天忙于采访，编审，会晤诸事。我想他大概不会有时间坐下来和我神侃文学的。所以，我准备了几篇刊发过的作品去省城拜访一下文坛上的名流或各刊的编辑。我的期待值是很高的，我认为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二

  坐在开往省城的班车上，我开始寻思着先去拜访谁呢？慢慢地，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位位熟悉的或陌生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首先想到了省里重点纯文学刊物《思潮》的主编贾谊。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分会主席。我读了他不少作品，所以对他有较深的了解，当然我说的了解也只是从他的作品中得来的。我还给他寄过我的处女作和读他作品后的随感。我想他会记住的，至少他该不会陌生对我的笔名感到陌生吧？

  两个钟头就到了省城。下了班车，我在公共电话亭里拨通了《思潮》编剧部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说今天是双休日的头一天，他是值班的。我赶紧说我要贾主编有要事汇报，值班的说你到他家去看看吧，随后就很熟悉的报出了贾老师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使劲发动记忆烙下了一些什么就坐上了通往贾主编家的公交车。

  我没有想过我见到前辈的时候该说些什么，我相信他们会悉心指导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的。因为我常常在他们的刊物的扉页上看到印有“扶掖新人”的字样。我以为我只要对他们说明来意便可以了。因为我总以为前辈们都有老退的一天，未来的文坛该由我们这一代后生来支持和维持下去的。我想我以后老了，无论我是多么有名望，我一定会搁下手里将要衰老的笔，把我仅剩的余热传递给那些如我此时需要帮助和扶持的文学青年，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那部分渴望引导和点拨的作者，让我的文思、文风、文格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延续，那样我便觉得我的生命无限，也就不枉此生到世上走一回。我想着想着就在不觉间“呵”的笑出声音。车上挨着我的几个人用诧异的目光探视着我，仿佛我身上有什么怪物附体一般。

　　下了车，我提着装着的作品的包开始探问记忆中存留的贾老师家的地址。我在一片林立高耸的单元楼群转了几圈就在不觉中失去了方向。太阳被大厦挡截了，一栋栋楼房在我不断的转悠中幻化成了一只只挂在半空中晃动着的鸽子笼。身边总看不见一个人影，每个房间的门都是紧闭的，似乎主人全出了远门一样。因为我们乡下就是这样，只有出远门的时候才把门加上锁的，人在家时，哪怕只是一个不识世事的孩子在家也是不锁门的，每逢夏季，更是白天长夜的敞开着大门也从不少一件东西，在吃早饭或晚饭的时候，乡邻们都随意地串着门，不是他从你家的菜碗里夹一团小菜，就是他从我家锅里盛一碗稀饭，一边吃着一边拉扯着家长里短，那份亲热与和睦宛如是分家过日子后的一家人。

　　我在一边想着一边来回地转悠着，不知是该去敲谁家紧闭的门，我怕被一双陌生而冷漠的眼睛在你脸上扫射一阵后便“咣”地一下把你拒绝在外边发愣。我想我的贾老师该不会用这种态度来接待我这个心怀虔诚的乡下的文学青年的拜访吧？天空突然涌现出几片硕大、厚实的阴云，使原本就不见阳光的空间更加昏淡，许多清晰明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模糊起来。我的心开始收缩着，一股焦虑和忧伤掠过心头，眼前所有的楼群、树木似乎布成了一座难以破出的八卦阵，我困在里面已经不知该何去何从。

三

　　我不得不再次跑着到处寻找公用电话。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居民窗前看到了电话标牌。我迫不及待地再次拨通了《思潮》编辑部的值班电话。值班小姐又是一口气就喷出了贾老师家的电话号码。我很怕走几步就会忘记那几个排列凌乱的数字，随手按了下电话键就拨了贾老师家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问我是谁和找哪个。我没有直接回答她，我知道我一报出我的身份，她一定会代贾老师拒绝我的，我说我有些紧要的问题要向贾老请示。电话那头没有一点坚持就说你来吧，老贾在家里正玩牌呢。

　　我终于还是站到了贾老师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一看我就说：“是你打电话吧！进来吧。”我换了一下摆在门口的拖鞋随贾师母来到了客厅。

　　一进屋，我就看见客厅中央的吊扇下围坐着四位年龄皆在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他们脸上都贴着长长的纸条。我不知道哪位才是我要拜访的贾老，可是现在又不好过去打扰他们的兴致。好在贾师母从里屋端出瓜子和烟来解我此时的尴尬。然后她对一位坐在北面的人耳语了几句就对我笑了笑进了她的房间。

　　贾老回首望我，透过老花镜射来的目光是慈爱的。他用目光示意我坐下来后简略的问了我几句就把目光收回到手中和桌子上的牌上去了。

　　我只好就那样呆坐着，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你争我斗，不知何时结束。我只得耐心地等待着，瞧着他们那份浓厚的兴趣，一时肯定是停不下来的，我的心里有份空落落的感觉。

　 我百无聊赖地扫视着贾老屋里的摆设：到处都是书刊，但很整洁，看着让人从心里生出一股清爽之气；四边的墙壁立着高大的书橱。我的目光一直滞留在那些整洁的书册上面，这么多的书橱，贾老都看过了吗？能看完吗？那么摆着是为了随手拿时方便还是用装饰墙壁？我多想走过去，抽一本书来解我此时的空虚。可我不能，这是我陌生的地方，我不能如在自家时那般自由和随便。我望着那一排排伫立不动的书，心里就有些忧伤有些失落，一如我每次走进书店时却不能潇洒地购回自己钟爱的书那份感觉一样；如今的书多且贵，一本书就抵得上我两个星期的烟钱。

　我多想张口向贾老借几本书带回家好好看看，以后抽空来还他。但他又重新坐下来，抽出一支“云烟”抛了一根给我，然后从裤兜里捏出一个精致的打火机“啪”的一声打燃，送到嘴边的烟咀上深深吸了一口，随着喷出一股长长的烟柱来，一副悠闲陶醉的样子。

　 我再次对贾老报出我的笔名，想他能恢复对我的记忆。但从他的表情里我知道他并未记起那个曾经给他投过稿、写过信的我。我很想讲起我对他的崇敬和信任，可又找不到合适开头的话题。我感觉到我的微笑久久的僵持在我的脸上。

　 贾老这时候满脸堆笑满脸慈祥地对我说：“小伙子，你对文学的追求很真挚很痴迷，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坛的希望。你从老远的乡下跑来请求指教,其精神可感天地可动日月。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位老师，等会我拿笔写上他的地址和电话。”贾老说着就开始拿笔写了起来。

　 我接过贾老递给我的便条捏在手里，心中却忐忑不安，我不得不告辞了。我说：“我走了。贾老师，打扰您了，谢谢您！”贾老站起身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确实很忙，管理着一份不大不小的省级刊物，还有一帮子听话又难管的人马。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给你点具体的什么。其实文学这东西是靠自己先知的头脑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及人生体验，加上准确的文字组合而应运产生的艺术。别人帮不了你什么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拿出真正有价值的、普遍的、代表性的作品来获得大家的认可。”

　 我怀着一份不知是失落还是收获的心情走出了贾老师家的门。当身后那道门有“咣”地一声锁上时，我的心底掠过一阵凉意。这时，一点风也没有，看着往返川流的行人和车辆，感觉竟是那么陌生，陌生的宛如我是这个世界现在唯一在路上踽踽独行的人。

四

　 我百无聊赖的从衣兜里掏出贾老师要我去拜访的老师的地址。展开，上面只是简略地写着几行字：易水，省作协会员，家住文联大院内，电话是4454944。

　 一抬头，就有电话亭，我走上去拨通了电话。

　 我不知道接电话的人是否就是作家易水，我告诉他我是《思潮》主编贾谊老师介绍过来的文学青年，希望得到您的指导。话筒那边很客套地哎啊了一阵后说：“这样吧，小伙子，我正在赶制一笔中篇交差，近段时间真不能中断构思和写作的，你留个地址给我，我到时一完稿就通知你来，行吗？

  我沉默了足足有30秒钟后还是带着似乎有点卑下有点乞求的声调说，我来一趟省城真的很不容易。眼看就要收割稻子和播种小麦了，一忙起来就不知何时才能有空了（其实，我是不甘心就那样两手空空地回去，我怎么向老婆解释呢？）。易水老师听完我的话后说：“是这样呀，真有些难办，我也确实抽不出空来，又不忍心你白跑一趟。”接着他又告诉我他在省城还有个朋友办个叫《新生》的刊物，主编叫汪伯乐。此刊物多数发表无名作者和有较深文学功底作者的作品，也向一些名家约稿增高质量与档次上的声誉，但最注意培育和发现文学新秀，发行量还不错。听说他前二年还专程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和发现了不少文艺人才，回来后就办起了《新生》文学杂志，想来如今该会更好吧。易水说：“你去吧，我再挂个电话给他，你会得到他的帮助的。就这样，你看行吗？”他说着就把一个电话号码报了出来。

　　我听出了易水话语中有了份耐烦后的急躁。我只好说声谢谢后放下话筒，付了话费，然后去寻找找易水说的《新生》文学杂志社。

　　走在路上，一阵秋风吹过，路两边的梧桐树上落下片片黄叶，它们打着滚儿翻向街心或商场大门口。

五

　　当我走进《新生》杂志社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坐在办公桌边，前面堆放着一叠高高的稿纸和各色信封。他是那么专注地审阅着稿子，那支捏笔的手不时轻巧地敲打着自己的鼻尖。我轻轻用手敲了下门框，然后便见他抬起头，放下笔，站起身，笑吟吟地走向我伸出了手与我握在一起问道：“你就是刚才易水电话里说的那位朋友吧，欢迎欢迎。听说你已经跑了几个地方，来来来，喝杯水解解渴。呵呵呵……”

　　我握着有些烫手的茶杯，低着头，轻轻吹着茶屑，真的已经不知该如何开口了。

　　“小兄弟搞创作几年了？发过多少稿呀？”伯乐老师很关心地问起我的创作情况。我像小学生回答问题那样一一如实作了回答，然后便在心里等待他对我说些有用的“金玉良言”。

　　“小兄弟，”易水看着我抿着茶对我说，“你是我老友易水推荐来的，我真该如你所愿那样讲些人云亦云的东西。可我自认没有那水平也没那资格。我也不过是个三二流的写手而已，而且近两年是一天比一天忙，就连双休日也被占取了，再加上自己还不得不偷闲来创作一点东西装饰着门面。说真的，要是前两年下到农村基层去真就发现了那么多好苗子，如果培育正确，出几个大作家想来是不成问题的。你看，桌子上这些东西就是我以前所惹的祸；每天都被淹没在那些既雅嫩又动人的文字中无法走出来。唉，现在想来真有些哭笑不得，我只希望他们能少一些天真多一份成熟，多思少写，寄一点有质量的稿子来就好了，不然总有一天我会被搞垮掉的！”

　　我终于决定离开《新生》编辑部了，因为我不忍也不该再平添伯乐老师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了，我想。我听出他话语中散发出疲惫与无奈的信息。我说我该回去了，真的不该来打扰和麻烦您的，真得很抱歉，请您谅解……

　　我正要站起来走向门口时，伯乐老师喊我稍等一下，说是否能把我带的稿子留下来，如能刊用马上通知我。然后又从桌子的抽屉里拽出一叠纸来翻了几张，拿笔在一张纸条上快速地抄写了一会后转身递给我说：“这是你们县的一个文学青年的地址和名字。那是我在‘97作家之路、庐山笔会’的通讯录上的。你来一趟省城确实不容易，你如果能和他联系，加速交流，总比你老往省城来的有用多了。唉，现在真他妈的累，搞不好一没小心就掉了饭碗下了岗。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来稿多联系，也祝愿你梦想成真。”

  我不能不伸出手来接过汪老师好心给我的文友通讯录。我还是没有留下我的习作。

  辞别伯乐老师后，坐上公交车来到长途汽车站买了返乡的车票，然后等待车启动。

六

　 坐在回乡的班车上，我感到一阵疲惫，浑身酸软得像散了架一样无力，双脚沉重的如坠着两块巨石，嘴巴干渴欲裂，可是又没有一丝食欲。我回想着今天的经历，宛如走上了一段没有尽头的路。我想，也许还是贾老师说的对吧?文学是属于个体的创造，不依赖与别人什么，关键是自己要有真才实学。

  是的，我想：我不能依靠别人什么了，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谁不忙不累？我也不是在东奔西跑着去打扰别人吗？我该回家安下心来：静静地去想点儿什么，默默的去做点儿什么，不要轻易地去打扰别人的梦，无论是有心造访还是无意的反抗。沉默并不意味着麻木，沉默中依然有创造，依然有辉煌！

  下了汽车，我走向通往我居所的乡间小路，那条长长的狭窄的小路，依然要走过去的，而且要从从容容地走下去。我望着田野里金黄一片的稻田和饱满欲裂的玉米，慢慢咀嚼着秋季的苦涩和丰收的喜悦，将灿烂的笑颜充溢在小路上。

  我从口袋里抓出那张伯乐老师留给我的文友通讯录。我想看看与我同县的他居住在何乡，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去结识他的。当我扯开两端纸头定晴一瞧：完全是我在投稿时所属的地址和笔名。

  我哈哈大笑着慢慢地撕碎纸片，随手一扬，撒向田野，让风一吹，宛如冬季里的雪花飘荡在秋日黄昏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