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战绩 悲壮的历程》之十 历史悬疑

戴镜兵

   《辉煌的战绩  悲壮的历程》之十
                        

                      历史悬疑

                      作 者： 黄 振 雄

   

红49团的战斗历程充满了艰险曲折，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更是错综复杂，内外部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这支部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历史悬疑，这些未解之谜不仅是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追问，更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忠魂与理想，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红49团有多少烈士？

      烈士的数量，是衡量红49团战斗惨烈程度与牺牲奉献精神的重要标尺，然而，这一数字却因历史资料的缺失而变得扑朔迷离。1985年版《海丰县志》所记载的烈士名录中，参加红49团牺牲的烈士不足百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汕尾市红49团的烈士共有121人。资深红色文化研究者通过大量走访和对历史资料的细致梳理，统计出红49团牺牲的烈士计有529名，其中高潭12名，陆丰县6名，海丰县511名。但这些数字，远远未能涵盖红49团实际牺牲的烈士数量，因为在多次激烈战斗中，众多伤亡人员的姓名与具体伤亡数字都未能留存下来。

       以乌禽嶂战斗为例，这场战斗堪称红49团历史上的悲壮一页。史料显示，1932年11月，红49团离开海丰到达紫金时还有300多人，然而到了1933年2月，冲出乌禽嶂回到海丰的却仅有40多人。从300余人锐减至40余人，中间至少有250多位烈士在此役中壮烈牺牲，但我们至今无法知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甚至连一份阵亡烈士名单都未能留存。除了乌禽嶂战斗，其他战斗同样迷雾重重。1930年4月，红49团已发展至1200多人，9月古鸿江带领900多人攻打南塘，到11月部队在大南山改编时撤营为连，仅存600人（不包括100多人的起义中队），那么另外600多人究竟去向何方？虽然史料提及改编时精简了非战斗员，但在当时部队人员编制远不满员，且战斗任务繁重的历史条件下，真的会将没枪的500多名战士全部精简离队吗？这些人中是否有战斗牺牲却未被记载的情况，令人充满疑惑。

        1931年2月，海丰县、汕尾市城区党史研究室《中共海丰党史大事记》记载“红1团（即49团）在潮普惠大南山因多次攻坚作战，部队减员而返回海陆丰”，但部队减员的具体数字在历史资料中却难觅踪迹。在这一时期，红49团参与了多场较有规模的战斗，如大南山林招阻击战，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红军战士们凭借顽强的意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惠来县城和大南山附近圩镇的攻坚战，红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以及1931年7月在海陆丰交界处击毙民团100多人的伏击战。可以想象，在这些激烈的战斗中，红49团必定有大批战士因作战牺牲，成为烈士。然而，由于没有留下烈士名单，这些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只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而已知名的529位烈士，其牺牲地点也只有个别是大南山的，这更凸显出那些无名烈士数量之多、贡献之大。

        在海陆丰这片红色热土上，包括外地来的同志在内，牺牲人数多达4万多人，但能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仅4883人。红49团同样有大批烈士姓名没有留存于世，仅仅牺牲在紫金乌禽嶂和潮普惠根据地的无名烈士就不会少于500人。再加上被错杀的300多位指战员，红49团牺牲的烈士应在1000人以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为了理想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二、红49团有没有“AB”团？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丧失，除了广东反动统治趋于稳定，得以集中兵力进攻苏区这一客观原因外，内部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尤其是反“AB”团运动，成为了重要的内部因素。在这场运动中，300多位红军指战员被错杀，其中100多位是干部骨干，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也给红49团带来了巨大的创伤。那么，红49团究竟有没有“AB”团组织呢？这一问题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大争议焦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内通讯》1986年第9期刊载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对红49团是否存在“AB”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中指出：“过去普遍认为AB团组织是存在的，只是在肃反过程中犯了扩大化错误。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如今大部分党史工作者认为，没有发现任何依据可以证实红49团确有AB团组织。一些当年曾领导过肃反的当事者，也承认没有AB团的确凿证据。但对于这一事件，仍有不同意见。”

      时光荏苒，距离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在如今倡导文明司法、遵循疑罪从无原则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依然无法对红49团包括东江红军有没有“AB”团的问题作出定论，这背后是否还有某些原因未能解密，不禁让人深思。由于“仍有不同意见”，红49团中像黄强、吴祖荣、黄伯梅、陈伯虎、彭元岳等一大批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指战员，至今未能得到历史应有的尊重和褒扬。他们或许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却因这场莫须有的“AB”团风波，蒙冤受屈。上世纪90年代初，海丰和汕尾市城区为被冤杀的210位红49团的指战员平反昭雪，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还有一些蒙冤者已成为无名英魂，消逝在岁月的尘烟中。那300多位被错杀的红49团官兵，他们同样是为了革命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他们的冤屈应当被洗刷，他们理应获得后人的敬重和纪念，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责任，也是对先烈英灵的告慰。

        三、北上江西问题

       红49团北上江西的决策，同样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谜团。海丰县党史研究室2005年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考证》中所载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简史》，并没有提到红49团准备北上江西及乌禽嶂之仗。文中明确表示，1932年12月底，“特委通知（49团）在海丰、陆丰、紫金、五华一带打游击，然后回陆惠，如环境不许可，可往丰顺、梅县打游击，再相机返回” ，东江特委的这个通知并没有指示部队北上江西，“相机返回”四字也清晰地明确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在现存的历史文件汇编中，也找不到东江特委指示或同意红49团北上江西的相关内容。由此可以判断，红49团北上江西的计划没有经过东江特委批准，或者说并不是特委指示的，这或许就是过去很少谈及红49团北上和乌禽嶂战斗的重要原因。

        然而，红49团北上江西准备到瑞金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军事行动，在1957年《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卅周年专刊》中有明确的载述。该专刊在《海陆丰苏维埃大事记》中着重提到：1932年“11月我军四十九团开往五华，然后转移江西和中央红军会师，途径乌禽嶂遇敌激战数天，四十九团折回海陆丰，后化整为零，三三五五，分散在山地区，进行小队伍活动”。1957年11月，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卅周年大会的贵宾中有古大存副省长和一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他们都是当年战斗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者，所以大会专刊《大事记》所载内容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紫金县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有关资料中，也能找到同样内容的记述，这充分证明，红49团计划北上江西以及发生在乌禽嶂的战斗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那么，红49团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呢？2011年海丰县党史研究室《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简史》在注释中记载：“海丰老红军回忆1933年部分红军上江西是特派员号召的”，这位特派员是中央到东江特委工作的大章同志。当时，敌人重兵围困，红49团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千钧一发之际，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北上江西，既是形势所逼，也是红49团在困境中寻求生机的必然选择。一方面，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红49团在当地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继续留在原地将面临更大的危险；另一方面，红49团北上江西的决策，也表明了这支部队决心不再盲从当时东江特委的“左”倾指挥。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红49团的指战员们深刻认识到“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们迫切盼望得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这或许就是49团选择北上江西寻找中央红军的另一个真实动机。他们怀揣着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毅然踏上了北上之路，尽管前途充满未知与艰险，但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甘愿付出一切。

       红49团的斗争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一朵绚丽的浪花，但它所承载的精神与价值却无比厚重，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和遐想。岁月的尘烟或许会模糊历史的真相，时代的风雨却能升华我们的认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历史悬疑的探索也将不断深入，相信在未来，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这些历史悬疑的真相，让红49团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得到更加准确、全面的诠释与传承，以此告慰那些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牺牲的先烈英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