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几点核心原因

硕炫

闲聊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几点核心原因

  低生育率是现代社会的“综合症”，早些年已引起国家、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国家也从某些方面采取鼓励年轻人提高生育率的措施。但是，年轻人“不愿生”并非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深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当前各地存在的实际情况，其核心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经济压力：养娃成本“高到不敢算”

  直接成本：一个小孩从怀孕到大学毕业，全国平均费用需要63.5万元，一线城市要超过200万元。生小孩的直接成本高，经济压力大。

  机会成本：女性因生育可能失去晋升机会，直接减少经济收入；男性育儿假难以落实，这样就导致产生了“生一个孩子=职业减速”。生小孩的机会成本大。

   隐形成本：在职场“内卷”的情况下，企事业单位“加班文化”挤压育儿时间，导致“有孩=不敬业”的偏见加剧。这样的隐形成本也大。

  二、时间精力：工作挤压生活，育儿成“奢侈品”

  现代好多单位996、通勤时间长、随时待命的工作模式，使年轻人连恋爱都成奢望，更不要谈育儿了。

  政府部门托育服务不足，0-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5.5%（2023年数据），大多数家庭需全职父母或祖辈支援。这样影响了年轻人生孩子的欲望。

  三、观念转变：从“传宗接代”到“自我实现”

  个人主义崛起：90后、00后独生子女占比高，更习惯“被照顾”而非“照顾他人”的生活，生育不再是人生必选项。独生子女唯我独尊的自私思想，把生孩子当成是一种负担，从而影响了生孩子的欲望。

  婚姻延迟：现在年轻人受教育年限延长（本科毕业已22-24岁），叠加“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平均初婚年龄突破28岁。

  性别平等觉醒：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传统“母职惩罚”引发抵触，部分女性主动选择丁克，甚至崇尚“独身主义”。

  四、社会支持缺位：政策“发红包”难解系统性焦虑

  现在多地发放生育补贴（如深圳一次性发放7500元），近日国家颁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符合政策规定的0--3岁幼儿每人每年补贴3600元，但相较于教育、医疗等长期支出杯水车薪。

  政策碎片化：国家规定产假延长但企业执行打折扣，公立幼儿园覆盖率低，这样导致“政策友好”与“现实骨感”的脱节。

  五、对未来的悲观：生个孩子继承“内卷”？

  年轻人对阶层流动、环境恶化、养老负担的担忧，转化为“不愿让孩子受苦”的伦理压力，如有些年轻人所言“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环境，就干脆不生了，不要让孩子受苦受累”。

  网络舆论放大焦虑事件，如“鸡娃”“海淀妈妈”等标签强化“育儿恐惧”，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

  六、文化断层：计划生育的长期阴影

  计划生育时代独生子女政策塑造了“只生一个好”的集体潜意识，造成了惯性影响，没有充分认识到多生一个小孩的社会、伦理意义。现在即使政府生育政策放开了，多数家庭仍惯性选择“只生一个”。

  祖辈对唯一孙辈的过度宠溺，导致“二孩”遭遇家庭中孩子的抵触（如“你们生了弟弟就不爱我了”），影响了年轻人生育意愿。

  七、性别困境：女性承担“无法谈判的代价”

  职场隐性歧视：招聘时询问婚育计划、孕产期边缘化，使女性被迫在“升职”与“生育”间二选一。

  家庭分工固化：即便政策允许男性休育儿假，实际使用率不足10%，育儿责任仍默认由女性承担。这样导致女性对多生育的抗拒。

  总之，当生育从“自然行为”变成需要精密计算成本收益的“风险投资”，当社会将育儿责任完全私有化给家庭，年轻人的“不愿生”本质就是对系统性压迫的理性回应。“低生育率”问题破解之道不在于简单“催生”，而在于重构一个对育儿友好的社会——从压缩工作时长、建设普惠托育，到消除性别歧视、重塑家庭价值，这是一场需要政府、企业与个体共同参与的长期革命。

                     硕炫写于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