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回去的故乡

春笋

故乡的路，我走了二十年，可父母离开后，那道熟悉的门，再也推不开了。老屋的门槛该又矮了些。其实，老屋已给弟弟的子女作为“书斋”了，只不过是名义上还是我的而已——那本红色住宅证书仅仅写着我的名字而已，老屋的一切，都是弟弟的子女的使用。

总记得十岁那年的夏夜，隔壁村的外婆总常常去市场买东西后就来看我们。母亲会生孩子，生了五男一女，爷爷奶奶都死于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是孤儿，所以母亲坐月子，都是外婆来帮忙。她喜欢坐在门槛上择豆角，竹篮里的豆荚沾着傍晚的露水。我趴在她膝头数天上的星，听她讲老宅的来历。那时的门槛很高，我每次迈进去都要踮起脚尖，木头上刻着的花纹被几代人的手掌磨得发亮。

后来去县城读中学，每次回家，远远就能看见老屋的烟囱冒着烟。母亲总在村边的树林下等我，手里的针线筐里堆着刚纳好的鞋底。她看见我，就把筐往石凳上一放，快步来接我肩上的背包，"路上累了吧？锅里炖着你爱吃的排骨"。

大学毕业后，算是远走他乡。头几年冬季节和春节还回去，老屋却一年比一年萧条。村民们把”吨谷田“都圈起来，建起了一幢幢农村小洋楼。我的户口随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迁出了，我在村里的任何“福利”，也都被一笔勾销，成为村里的“黑户”。故乡也和我且行且远了。

父母去世后，我就很少回去了。去年清明回去，高铁依旧在站台停靠，风里还是混着稻田的清香和煤烟的味道。只是从前在出站口踮脚张望的两个身影，变成了空荡荡的石阶。老屋的锁生了锈，钥匙插进去转半圈，吱呀的声响在巷子里荡开，惊飞了墙头上的麻雀，也撞得我眼眶发疼。

堂屋里的八仙桌还在，桌角留着我小时候刻的歪歪扭扭的“囍”字。母亲腌菜的坛子摆在窗台，坛口蒙着的纱布落了灰，父亲修理农具的工具箱锁得严实，里面大概还放着那把磨得发亮的钳子。我想烧壶水，掀开灶台上的铁锅，锅底结着厚厚的黑垢，像极了他们走后，我心里积下的凉。

村里的人见了我，还是热络地招呼，问我住几天，什么时候再回来。我攥着口袋里冰凉的钥匙，说不好。他们不知道，没有父母在的故乡，不过是一座装满回忆的空壳。我站在院子里看了会儿天，从前母亲总在这棵龙眼树下喊我吃饭，如今龙眼树也枯萎了，再也闻不到芳香的龙眼花了。

列车开动时，我望着窗外倒退的樟树，忽然明白，故乡从来不是一道地址，而是父母在的那个屋檐。他们走了，我便再也没有真正的故乡可回了。或许是怕吧。怕回去了，连记忆里的影子都抓不住。怕那扇需要踮脚才能迈过的门槛，早已变成平整的水泥地；怕当年数星星的院子，如今停着陌生的汽车；怕再也找不到外婆择豆角的石凳，母亲等我的龙眼树。

夜里梦见老屋，还是十岁那年的模样。外婆坐在门槛上，月光洒在她的白发上，像落了层霜。我想迈进门去，脚却像灌了铅，怎么也抬不起来。她笑着招手，嘴里的话被风吹得很远，隐约是"回来啦"。醒来时，窗外的月光正落在地板上，像谁铺了条白绸带。忽然明白，有些故乡，只能存在于记忆里。就像那年夏夜的星，外婆膝头的温度，母亲手里的针线筐，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

与其回去看见物是人非，不如把那些温暖的碎片好好收着。在某个起风的午后，或是落雨的黄昏，拿出来晒一晒，就当是又回了一趟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