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燃烧的一生 ——党外布尔塞维克彭汉垣

戴镜兵

《赤魂》系列之七

为理想燃烧的一生

              ——党外布尔塞维克彭汉垣

◎戴镜兵

彭汉垣，这位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中闪耀着独特光芒的英雄人物，1893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地主家庭，年幼时名长庚。作为彭湃的三哥，他的一生，与革命紧紧交织在一起，用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赞歌。

少年时期的彭汉垣，虽身处地主家庭，沾染了些许少爷哥儿的生活习气，但其内心深处，却始终跳动着一颗富有正义感的心。他对贫苦群众满怀同情，每当看到百姓生活困苦，便忍不住心生怜悯。这种朴素的情感，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从海丰中学毕业之后，彭汉垣正式踏上社会，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他热心公益，不遗余力地为捐款造桥修路四处奔走，为筹办小学和公共卫生事业出谋划策。每一项公益活动，他都全身心投入，从前期的规划，到中期的实施，再到后期的监督，他都亲力亲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深知，这些看似微小的举措，却能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改善。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工农群众的高度赞许，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在当地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

   

        1917年春天，彭湃怀揣着留学日本、寻求救国真理的梦想，却遭遇了来自思想守旧祖父的强烈反对。关键时刻，彭汉垣挺身而出，他深知彭湃的志向远大，留学对其意义重大。于是，他耐心地与祖父沟通，从国家的危亡局势，到彭湃的理想抱负，一一娓娓道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祖父最终被说服，彭湃得以顺利踏上留学之路。此后，彭汉垣又时常督促理家的二哥彭达伍，按时给远在日本的彭湃汇款。他会细心地计算着汇款的时间和金额，确保彭湃在异国他乡不会因经济问题而中断学业。在彭汉垣的关心和支持下，彭湃得以心无旁骛地完成在日本的学业，为日后的革命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1919年，开明人士张友仁第二次到海丰担任县长。张友仁决心革除前清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俗，为海丰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经林晋亭举荐，彭汉垣凭借着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积累的声誉和能力，被选为海丰县参议员。任职期间，他全力协助张友仁整顿县政，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工作。在减轻苛捐杂税方面，他深入调研，了解百姓的实际负担，与各方势力进行艰苦的谈判和斗争，最终成功减轻了百姓的税务压力；在改革钱粮管理上，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和规范，杜绝了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使得钱粮管理更加透明、公正。这些改革措施，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力，但彭汉垣始终坚定信念，毫不退缩，为海丰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20年冬，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东。次年，为了标榜民主政治，陈炯明要求当时的县长翁桂清布置选举参议会。时任海丰教育局长的彭湃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开展合法斗争的绝佳时机。在他的鼓励下，彭汉垣积极参与竞选，并于1922年1月9日成功当选为海丰县参议会副议长。

彭汉垣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2月8日的参议会上，大胆提出“拆海丰城墙，营建广汕公路而利交通和商业案“。他深知，海丰城墙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但在当下，却成为了阻碍交通和商业发展的瓶颈。只有拆除城墙，修建公路，才能促进海丰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带动经济的繁荣。这一提案，得到了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2月24日，海丰县署贴出布告，正式执行拆城案。然而，这一举措却触动了海丰顽固派的利益。大恶霸陈月波的父亲陈裕珂，纠集了一批无赖烂崽，组成所谓的“护城会”，于3月2日气势汹汹地拥至教育局，企图殴打支持拆城案的彭湃。幸好彭湃及时躲避，才免遭毒手。这群暴徒一怒之下，捣毁了教育局，并以武力威胁县长翁桂清，迫使他撤销了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拆城事件。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彭汉垣毫不畏惧，积极发动社会舆论，对陈月波父子的恶行进行猛烈鞭挞。他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等方式，揭露陈月波父子的丑恶嘴脸，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声讨他们的罪行。同时，他还组织学生联合会出面提出抗议，带领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表达对顽固派的不满和对正义的追求。这次事件，让彭汉垣深刻认识到，不从根本上革除弊政，参议会就只是徒有其表的空壳，无法真正为百姓谋福祉。这成为了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促使他更加坚定地寻求革命的道路。

1922年6月，彭湃开始全身心投入农民运动，旨在唤醒广大农民的觉醒，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起初，彭汉垣对彭湃的这一举动很不理解，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彭湃的不断劝说和影响，他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态度也从怀疑转变为同情和支持。他不仅主动筹借经费，为农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还时常关心彭湃的生活，帮助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在彭汉垣的支持下，彭湃得以更加专注地开展农民运动，为后来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此时，陈炯明被孙中山逐出广州，盘踞在东江地区，以老隆为司令部，妄图东山再起。在孙、陈斗争的过程中，彭汉垣逐渐看清了陈炯明的反动面目。他意识到，陈炯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

1923年春，彭汉垣毅然辞去副参议长的职务，放弃了优裕的绅士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当时，海丰已有十万农会会员，农村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海城地主朱墨勾结法庭拘押农会会员，地主阶级还联合组织“粮业维持会”，企图破坏农民运动。在这关键时刻，彭汉垣坚定地站在了农会一边，与地主阶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鼓励农民们要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不要畏惧地主阶级的威胁。在他的带领下，农民们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为农民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六七月间，随着农会的迅猛发展，海丰总农会相继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彭汉垣凭借着自己在农民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和卓越领导能力，被选为广东省农会的执行委员，担任省农会交际部部长。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交际才能，积极与各方势力进行沟通和协调，为农会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1923年7月26日和8月5日，海陆惠一带遭遇了罕见的强台风暴雨袭击，海潮汹涌，席卷沿海地区。一时间，庄稼颗粒无收，房屋倒塌无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农会迅速连续召开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决定“至多三成交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反动县长王作新却无视百姓的苦难，于8月16日派出军警三百余人，突袭总农会所在地林祖祠，逮捕了农会领导骨干杨其珊等25人，并宣布解散农会，通缉彭湃等人。彭湃、彭汉垣、李劳工、林甦等被迫逃至大嶂山边的小庵寺，商讨应对之策。当时，有人主张召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以武力对抗反动势力。但彭汉垣经过冷静思考后，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更多无辜百姓伤亡，并非明智之举。他主张派人去老隆找陈炯明谈判，通过陈明利害关系，争取说服陈炯明，和平解决问题。他深入分析了陈炯明的情况，认为陈炯明虽然不赞成农会，但可以利用他与王作新之间的矛盾，向他陈明利害，以打动他。基于此，彭汉垣具体提出了向陈炯明交涉的四个条件：“（一）即时释放被捕农民；（二）减租照农会决定收纳；（三）恢复农会；（四）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同时，他还提出，倘若前两条都无法实现，那就组织暴动，以武力捍卫农民的权益。彭汉垣的主张，得到了全体同志的一致赞许。于是，大家决定由彭湃、林甦前往老隆与陈炯明谈判，彭汉垣、郑志云、陈修等留下来，进行秘密活动。彭汉垣等人广泛联系各区农会骨干，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为争取释放狱中农友而继续斗争。他们深知，此时的每一次努力，都关系着农友们的生死和农民运动的前途。彭汉垣、郑志云等还估计到“粮业维持会”的反动分子会抢先向陈炯明告状，便先发制人，发了一个由彭湃转给陈炯明的电报，历数王作新一伙敲榨勒索、解散学校、为祸乡里的罪行。这封电报，犹如一把利剑，直刺王作新等人的要害，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诬告，为彭湃等人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果然，钟景棠、王作新之流的诬告电早已送到陈炯明手中。但彭汉垣的电报，让陈炯明对事件的真相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经过彭湃等与陈炯明一场激烈的舌战之后，老奸巨滑的陈炯明终于不得不复电王作新称：“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至于捕杨其珊等20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这等于答应了谈判条件的第（一）、（二）条。然而，王作新却对陈炯明的电报置之不理，妄图继续迫害农会会员。彭汉垣毫不退缩，凭借电文向王作新进行交涉，但王作新依然我行我素，拒不执行。彭汉垣又把电文寄给海丰《陆安日刊》，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揭露王作新的罪行。然而，该报主笔陈伯华却故意不登，试图掩盖事实真相。但正义是无法被掩盖的，该报的排印工人为了声援农民，不顾陈伯华的反对，毅然将电文印发。这一举动，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公开地揭露了王作新之流的反动本质，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捕的农会会员终于获得释放。这一胜利，不仅彰显了彭汉垣的智慧和勇气，也让广大农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和正义的曙光。

1923年9月中旬，彭湃从老隆回到海丰后，与彭汉垣、郑志云、李劳工等交流了情况，共同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由彭湃、李劳工到汕头、香港等地争取外援，彭汉垣、郑志云留在海丰坚持进行秘密斗争。同年秋冬间，郑志云、彭汉垣根据彭湃的布置，在海陆丰组织了“十人团”。“十人团”是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其总机关设在“得趣书室”，以杨其珊为团长，陈修为书记，而实际领导人则是郑志云和彭汉垣。“十人团”的成员多是农会的中坚分子，他们勇敢无畏，充满斗志。到1924年，“十人团”已发展至100多个团，共1000余人。他们的斗争锋芒直指以陈炯明为首的官僚地主阶级，提出了“耕者有其田”“打倒陈炯明”“农民革命大成功”等响亮口号。这些口号，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农民们前行的道路，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十人团”在1924年领导农民群众针对大地主吊佃夺田的行为，实行联合抗耕。他们组织农民们团结起来，拒绝耕种地主的土地，让地主的土地抛荒。同时，会员之间互帮互助，共同克服困难。这一行动，给大地主们以沉重打击，有效地遏制了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行为，维护了农民的权益。

1925年，“十人团”在配合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为东征军提供情报，协助东征军作战，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月27日，陈炯明的军队开始撤离海丰城。正在秘密领导对敌斗争的彭汉垣，得知消息后，立刻从公平赶回海城。他深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必须做好迎接东征军的准备。于是，他连夜发动工人，组织大家打扫街道、张贴标语，营造出热烈的欢迎氛围。28日，东征军浩浩荡荡地进入海丰城，彭汉垣又积极筹购10条大肥猪，亲自送到东征军驻地，以表达对东征军的感激和支持之情。同时，他还马不停蹄地筹备恢复农会，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同年3月上旬，经周恩来推荐，许崇智任命彭汉垣为海丰县长。彭汉垣深知这一任命肩负着重大责任，他决心不负重托，为海丰百姓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上任后，他立即在县政府建立民主的政务委员制，精心挑选革命青年和公正人士担任县区干部。这些干部充满活力和正义感，他们积极投身到各项工作中，为海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施政方面，彭汉垣特别支持农会和工会组织的恢复，为农民和工人争取更多的权益。他大力支持农民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的生活负担；取消苛捐杂税，让百姓们得以休养生息；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为培养下一代人才奠定基础；整修主要道路和桥梁渡口，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保护农民运动，5月12日县署发表了《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郑重宣布：“本政府为实行历史上之使命，谋最大多数人民之最大幸福起见，对于农民利益，自当竭力拥护。”“对于农民运动即主张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反抗不利于农民之特殊阶级以谋农民之解放，而期增进国民革命实力”。并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还规定如有不保卫农民利益者，“政府应即褫夺官职，永不录用。”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彭汉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决心，赢得了广大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至今，还有不少老人对彭汉垣任县长时的气魄赞不绝口，如修整海城大街和汕尾三马路，重修龙津桥等，这些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都是他发动群众共同完成的。在他的领导下，海丰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百姓们的生活也逐渐得到改善。

1925年6月，为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9月，东征军留守海丰的张和部叛变，彭汉垣随农军撤至石龙。陈炯明部重占海丰后，其僚属钟景棠对各级农运干部进行疯狂报复。他派人拆了彭家，劫走财产，妄图以此打击彭汉垣和农运干部的士气。但彭汉垣并没有被敌人的暴行吓倒，他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同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彭汉垣随周恩来进军汕头。随后，粤东各属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周恩来主持专署工作，彭汉垣被任命为专署第三科科长，负责管理财政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廉洁奉公，严格遵守财务制度，杜绝一切贪污腐败行为。他积极开源节流，合理规划财政支出，为专署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他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得到了周恩来的多次表扬和肯定。

1926年秋冬间，彭汉垣调任梅县县长。在梅县任职期间，他延续了在海丰的工作作风，采取了许多兴利革弊的措施。他关心百姓的生活，积极解决民生问题，推动了梅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的努力和付出，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梅县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1927年3月间，由于形势逆转，彭汉垣离开梅县，取道香港潜回海丰。不久，他又赶到武汉，并于六七月间从武汉带回党中央和彭湃对海陆丰革命斗争的指示。这些指示，犹如一盏明灯，为海陆丰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彭汉垣深知这些指示的重要性，他马不停蹄地赶回海丰，将指示传达给同志们，为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7年12月，彭汉垣参加了广州起义。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与起义军一起并肩作战，为推翻反动统治而努力。然而，起义最终失败，彭汉垣又潜回海丰。翌年2月初，彭湃派彭汉垣到香港采购物资，以支持革命斗争的需要。3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攻陷海陆丰，彭汉垣无法回海丰，又得知家属已逃难到澳门，便从香港赶到澳门看望老母和家人。此时的彭家，一切资产已献给革命事业，家中一贫如洗。逃难到澳门的20多口人，都是妇幼老弱，生活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为了解决家人燃眉之急，同时请示上级对海陆丰苏维埃今后斗争的指示，彭汉垣毅然决定前往上海寻找周恩来。在上海，周恩来热情接待了这位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的同志。周恩来深知彭汉垣一家面临的困境，当即给了他一笔钱以解困局。同时，鉴于当时复杂的革命形势，周恩来布置彭汉垣回澳门，以开小店为掩护，设置交通站，继续为革命事业传递重要情报、输送物资，搭建起稳固的地下联络通道 。

彭汉垣接受任务后，心中牵挂着家人安危，更牢记革命使命，匆匆踏上返回澳门的路途。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如同恶犬般时刻紧盯着彭氏家族的动向。1928年3月16日，彭汉垣和二哥彭达伍一同出门，在澳门南湾新街仔细挑选店址时，早已埋伏多时的葡警如狼似虎般扑来，将兄弟二人同时逮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彭汉垣始料未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眼神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

一个星期后，彭汉垣兄弟被无情地引渡到广州警备司令部。反革命分子钟景棠、钟汉翘、陈祖贻等人，怀着对革命力量的刻骨仇恨，向广州当局法庭恶意诬告“彭汉垣乃共匪之酋”，“彭达伍购军用物资济匪”。在法庭上，面对敌人的栽赃陷害，彭汉垣和彭达伍兄弟二人面不改色、大义凛然。彭汉垣挺直腰板，目光如炬，字字铿锵地痛斥敌人的丑恶行径：“你们这些鱼肉百姓的反动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妄图用莫须有的罪名来打压正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为了让这个国家摆脱压迫与剥削！你们才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彭达伍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揭露着反动派的种种恶行，兄弟二人的慷慨陈词，让法庭上的敌人恼羞成怒，却也让旁听的群众暗暗心生敬佩。

同年4月12日，这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彭汉垣和彭达伍被押往刑场。彭汉垣从容地穿好西装，仔细打好领结，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脸上带着从容不迫的微笑，仿佛不是走向死亡，而是奔赴一场神圣的革命仪式。沿途的百姓们看到这一幕，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偷偷擦拭着眼泪，心中默默为这位英雄祈祷。刑场上，彭汉垣高呼：“革命必将胜利！反动派必将灭亡！”随着枪声响起，这位年仅35岁的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生命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彭汉垣的长子彭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精神，自幼灵活机智。少年时期，他跟随彭湃在广州读书，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早早投身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然而，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1928年2月8日，彭陆在广州不幸牺牲。彭汉垣在被捕前得知这一噩耗，心中悲痛万分，但他强忍着丧子之痛，将泪水和悲伤化作继续革命的动力，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忙碌，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意志。

  

   彭汉垣牺牲后，他的爱人独自带着三个幼子，生活陷入了绝境。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一家人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他们被迫流落在香港街头，为了生存，只能靠行乞度日。在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下，三个幼子相继被疾病缠身，最终在痛苦中折磨死去。彭汉垣一家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存二女彭平、彭向红，她们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地成长，传承着父亲的革命精神。

彭汉垣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有着与共产党员一样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他是当之无愧的党外布尔塞维克。从热心公益的进步青年，到坚定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再到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英勇烈士，彭汉垣的一生都在为人民、为革命的正义事业不懈奋斗，他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