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的“春天”，还是“纸面春风”？

一代好贼

当中央文明办的一纸新规从文件柜飘向街头巷尾，“文明城市考核不再将地摊列为扣分项”的消息，像一粒石子投进沸腾的舆论池塘。有人拍手称快，将其誉为地摊经济的“解冻令”；有人奔走相告，仿佛已经嗅到了夜市烧烤的烟火气。但在这一片欢呼雀跃中，若仔细拆解这则新规的字字句句，便会发现所谓的“春天”，更像是一幅悬在半空的水墨丹青！看着热闹，落到实处却可能只剩几缕若有若无的“纸面春风”。


新规的核心，是“不将存在本身作为扣分项”，这八个字像给紧绷的城市管理松了半口气，却绝非彻底解绑。就像给被缚住双手的人松开了一根绳索，另一根仍牢牢捆在手腕上。它豁免的是“地摊存在”这件事，却没放过地摊衍生的任何细节。乱扔的餐盒和菜叶、半夜的划拳声和高音呗喇叭声、占去半条人行道的折叠桌和三轮车身，这些依旧是城市管理者手中的“罚单”。换而言之，允许摆摊是“政治正确”，但怎么摆、摆在哪、摆多久，依旧攥在看不见的手里。就像给饥饿的人递去一个空碗，却没说碗里的饭要去哪里找，找来了又能不能安稳吃下。


更值得玩味的，是“具体到每个城市执行层面不同”这句弹性十足的表述。这短短一句话，宛如给了各地社会管理者“自由裁量权”的空白支票。青岛的台东步行街早已划出专门区域，让烤鱿鱼的滋滋声与网红奶茶店的叫卖声交融，节假日的夜市能带动周边商铺营业额上涨三成；而中部某省会城市，即便新规出台，老城区的摊主们仍需和执法队员玩“猫鼠游戏”，所谓的“划定区域”远在郊区的物流园旁，一天也见不到几个顾客。这种“因地制宜”的背后，藏着多少模糊的标准？划定的摊位是在人流量稀少的城郊，还是在寸土寸金的商圈？审批流程是“一站式办结”，还是需要盖满十几个红章？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地摊松绑”从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变成了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薛定谔的开放”。毕竟，当“解释权”牢牢握在官方手中时，老百姓的期待，很容易变成“听风就是雨”的自我感动。


而最让人难以乐观的，是部分城市管理者骨子里的“一刀切”思维。长期以来，在“文明城市”的考核指挥棒下，不少地方养成了“一禁了之”的懒政惯性。他们不愿花心思去平衡“城市颜值”与“民生温度”，更懒得去设计“既保烟火气，又不添乱象”的精细化方案。就像南方某地级市，曾为了迎接文明城市复查，一夜之间清空了市中心的夜市街，数十个摊主的生计戛然而止，有卖了十年手抓饼的大姐，第二天只能蹲在路边哭着收拾家伙什。对这些管理者而言，禁止摆摊是最省心的选择，不需要划定区域，不需要制定规则，不需要处理摊主与居民的矛盾，只需要一句“为了文明城市”，便能将所有关于生计的诉求压下去。如今新规出台，这些习惯了“堵”的管理者，能否真正学会“疏”？能否放下“管理者”的身段，去倾听摊主风吹日晒出摊的苦衷，去理解平头百姓喜欢便宜且丰富多彩的商品的情愫和慰藉！如果依旧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那么新规不过是换了件马甲的“老办法”，地摊经济依旧会在“允许”与“禁止”的夹缝中艰难呼吸。


不可否认，中央文明办的新规，是城市治理理念的一次进步。它终于意识到，文明城市不该是没有烟火气的“无菌实验室”，不该是只有高楼大厦的“冰冷森林”。那些在街头巷尾忙碌的摊主，那些在夜市里穿梭的食客，才是城市最生动的底色。就像成都的玉林路，正是因为有了路边的小酒馆、巷口的串串摊，才成就了“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的浪漫；就像上海的安福路，即便寸土寸金，也保留了周末的创意市集，让艺术与烟火气撞个满怀。


但从“政策善意”到“民生实惠”，中间隔着执行的鸿沟，隔着思维的壁垒，隔着无数需要细化的规则。地摊的“春天”何时能真正到来？或许不是看文件上的文字有多温暖，而是看某个傍晚，卖烤红薯的大爷能在街角安稳地支起炉子，不用担心突然而来的执法车；是看刚毕业的年轻人，能在夜市里摆起自己设计的手工艺品摊位，不用为了一张审批表跑断腿；是看城市管理者，能放下“唯考核论”的执念，真正把“民生”二字刻进治理的细节里。


倘若这些都做不到，那么所谓的“春天”，终究只是一场停留在纸面上的风花雪月。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每次路过空荡荡的街角时，偶尔想起，曾经这里，也有过一阵短暂的、关于烟火气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