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的前世今生

陈治赠 · 发表于 2012-11-17 17:31:40

民众上访或越级上访，反映了民众对地方或上一级政权的信赖，显示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戴。就海丰而言，民众诉求的因由，大多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有的是出自政策失误，更多的是源于地方荒唐。有新案例，更多的是前任或前任的前任留下的历史积案。访民当然自恃有十二分的冤屈，二十足的理由，否则，谁愿意不辞劳苦，不惧秋后算帐？因而，地方官员们只能笑脸相迎，苦口婆心，为前任或前任的前任的造孽而花费口舌。然而，民众要的是合法权益的兑现，而不是官腔的说教。于是，对未能解决或对解决不满意的结果，不断上访或越级上访。诉求得不到落实，因而激化了矛盾，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不良结果。就地方而言，声誉受损，就官员而言，有可能被就地免职（海丰乃至汕尾市似乎没有发生），丢掉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手的权位，不要说灰色收入，不要说一年半载异地再起，就是眼前坐驾旁落、饭局应酬移位这类表面损失就无法计量。访民这头，领头者始终逃不过惩罚，有的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因为他们是“刁民” 。没有“刁民策划煽动” ，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当受骗” ？

所谓“刁民” ，无非是被政府视之为“不满现实” ，专门“拆台”的人。

从书本上、报刊杂志上、电影电视戏剧上可以了解。解放前，先烈是“刁民” ，用奉献热血唤醒社会，发动民众拆国民政府的台。不少“刁民”的结局无法善终。没有“刁民”造反，“前赴后继” ，何来今天的官员们当家做主人？如果都是“顺民” ，蒋介石何必跑到台湾？因此，解放前的“刁民”被称之为功臣。解放后，“刁民”当属“地富反坏右”无疑。教科书和舆论宣传都曾经反复说过：他们时时“窥测方向” ，“猖狂向党进攻” 。因而被严加管制，不准乱说乱动，根本不可能越雷池半步，岂容“得寸进尺” ？当他们可以步入政权机关门槛的时候，意味着厄运临头。忽然间说他们改造好了或者说搞错了，于是乎纷纷摘帽重新做人，脱下蓝衫换红袍，有的甚至来不及洗掉那一身臭汗就当上了人上人。今非昔比，权倾一方，还有谁敢说他们是“刁民” ？

目前，令人民政府头痛的不外是：饱尝冤屈坚持不懈的上访人，维护集体利益的领头人，痛斥时弊疾呼公理伸张正义的文化人。这些人手持国法，怀揣依据，为维护个人或集体或社会底层的合法权益而奔走呼号。成了成色十足的“刁民” 。没有他们“煽阴风点鬼火” ，何来成百上千“不明真相”的民众吼声如雷，扰乱“治安秩序” ？

现实情况是：某些具体个案本来有法可依，偏偏没有红头文件；有章可循的，偏偏地方首脑没有批示，令办事官员束手无策。某些具体个案明显是官方违法乱纪，偏偏四筋连八脉，关系网盘根错节纠结成马蜂窝，令办事官员望而生畏。就有了矛盾上交的下策。更多的是劝当事人走法律途径。

走法律途径，过去叫做“击鼓鸣冤” ，戏台上常见，只要你有胆量到衙门，鼓声一响官府就能对簿公堂，甚至能当堂判决。官堂木一拍，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复杂、重大的案件大不了来个三堂会审，死罪的无非是秋后处决，大概是秋高气爽，候到午时三刻行刑，老爷监斩不用打扇。

现在的法律途径容易走么？立案是第一道高门槛，堪此“蜀道” 。法律途径是一场没有定矩离的长跑，历来都是“打嬴官司输了钱” 。弱势群体输不起！民间诉求，往往涉及到权力利益或与地方势力有关联。官方点了头，还要看地方势力的脸色。法律也有难处，比如对那些专横跋扈的贪官污吏，要是没有组织立案定案移交，她有敢于向那些前呼后拥、手握实权、有犯罪嫌疑的问题官员发传票的能耐么？就算法律有心要为民间诉求申张正义，她还要瞻前顾后，早请示晚汇报，掂量一下头上的乌纱帽。

弱势群体无奈之下只能寄希望于政府，不屈不挠一级希望一级。如果地方尽职尽力，依规依法，民众何必不辞千辛万苦冒着风险奔省城，赴北京？“聚众闹事”是无奈之举。解铃还须系铃人。构建和谐的主动权始终操在官方手里。解决争议的最佳方式就是官民双方坐下来，协商和谈，举证质证。剑拔弩张，两败皆伤不可取！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谁是现实社会中的“刁民” ？依据历来的说法，当今社会只有“公仆”没有“官” ，换言之，官是社会供养的特殊公民。那些权不为民所用，利不为民所谋，吃饭不干实事，将矛盾上交的“劣仆” ，以及独霸一方的地方恶霸，贪官污吏，才是在拆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台，货真价实的“刁民” 。

（摘自12011年10月29日《杂谈》，稍加几个字）

陈治赠

201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