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一句话: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干部还只是小学生。邓老说:农村改革是农民首先发起的,我只是尊重农民的意愿而已。但是,现在我们不少干部,自己不懂种田,却喜欢规定:农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一定要这样做。有些地方只让农民种植花草,不许种瓜种豆;有些地方不允许村民院落篱笆使用竹木柴草,须使用漆成白色的木条或塑料片;而禁养家禽家畜则已成为普遍的乡村规则。
厕所改造也是如此,某些吃水像吃油的地方要求农民装抽水马桶,有些冬天长达半年滴水成冰的地方也要装抽水马桶;有的地方,不允许农民选择自种的果树,要求整齐划一,或全村都种常青树,或栽种一种果树,农民没有选择权;还有的地方下令不准烧柴草,只准烧天然气。这些做法让农民大叹苦经。
原本农民种植庄稼收益少,才会养殖家禽家畜勉强度日。现在为了环保,为了创文创卫,一方面农民大把的闲散零碎时间被浪费,另一方面还得花钱去集镇买肉蛋蔬果,加上天然气、抽水马桶等的开支,既提高生活成本,也破坏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模式。同时,从生产方式看,也打破了大自然安排的生态循环规律,人禽畜粪可还田作肥料,农作物秸秆烧煮食物,灰烬也可还田做肥料,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比起秸秆无处堆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可谓微乎其微。
乡村秩序有几千年传统,早被历史证明是适合中国这个农耕大国的。这种乡村生活与生产方式,能让农民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低成本而简单的生活。如果各地如此乱作为,当地工业与产业又无法跟进,农民没有途径提高收入,很多农民会因这种乡村治理,再度陷入贫困。到那时,大片乡村的农民无业无收入,还得维持高额的生活开支,会成为社会上最大的安全隐患。中国社会几十年能保持稳定的局面,与没有破坏乡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联。“中国制造”能保持低成本的优势,没产生社会动荡,也与这一低廉的生活方式的缓冲有关。一旦乡村生活成本大增,必将造成农民工群体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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