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无责”
现代学校的科层架构与组织决定了教师的日常行为更多地呈现为集体行动,而不是一种私人行为。[4]教师常常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学校组织这个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部件,只是执行别人命令的一个代理工具,一旦需要承担道德责任时,就容易将其归咎为组织行为或体制因素等集体责任,“这是学校统一要求的”“每所学校都这么干”“这都是因为应试教育”等成为口头禅。如此,科层制的学校组织变成了湮没责任的工具,个人的道德责任越发会被稀释。
“无责”对于教师职业幸福的消解主要体现为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的弱化。这种“无责”是责任分散的必然产物,而学校组织越是科层化,责任分散的情况就越严重,因为科层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职位分等级,下级接受上级指挥。下级在接受上级指挥的同时也把责任上移给了上级,这就会导致作为教师主体的一线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的弱化。
二是“无奈”
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实践中,凭着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自我,对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道德的教育现象会有自己的判断。可是由于制度本身强大的影响力,作为普通人的教师知善行善的难度极大,往往迫于外在的权威压力和舆论环境,或出于明哲保身,不愿意得罪领导和同事;或感觉仅凭一己之力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从而选择沉默不语,听之任之,随波逐流。
中小学毕竟不同于政府和企业,过于科层化和制度化往往会带来副作用。“无奈”的情绪和意识往往会让中小学教师缺少对教育事业和学校的认同感并产生一定的疏离和冷漠。长期处于自己不够认同的组织且有一定的疏离感和冷漠感,又谈何职业幸福?
三是“无为”
即面对不合理教育现象却不作为、消极对待,这是典型的“无责”“无奈”之下的无所作为。有的教师对学校的一些管理行为有不同看法,存在不满情绪,常常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却不提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更缺乏行动意义上的积极作为。他们常常将这种消极情绪带到工作中去,喜欢调侃吐槽,工作打折扣应付了事,耍小聪明偷懒,钻制度纪律的空子,不去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却总是寄希望于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教育能人可以带领大家步入教育的良性轨道,走向幸福的教育生活。
“无为”最直接的心理后果就是无成就感或者成就感低。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心理需求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自尊和自我实现是高级甚至最高级的需求。而需求的满足与幸福感息息相关,越高级的需求被满足才可能产生越充足的幸福感。“无为”使得中小学教师的成就感和自尊都不高,如此,又怎能获得较高的职业幸福感?
四是“无思”
即指缺乏积极深入、有理性的思考,对身边事件与行为不反思,放弃自身的主体性,在追求教学效率与探索教育本真的摇摆中丧失思的品质。“无思”是平庸之恶的核心,也是其他平庸之恶的根源。教师的这种“无思”,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教师日常工作繁多而琐碎,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反思上级的教育指令和自身的教育行为是否合道德性,只愿意快速、简单、呆板地执行程序化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教师即使“有思”,更多地也只是反思教育教学技巧、提高升学率的方法之类浅表问题,而很少触及诸如“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意义、教育幸福何以可能”等反映教育本质的深度思考。
教师“无思”,就没有如阿伦特所说的“我和我之间的无声对话”般的思考,即缺乏内心对话。这个时候的教师只有角色自我,没有个性自我。教师只管执行来自学校体制的任务,主体地位完全没有显现。如此,缺乏对教育真谛的主动探求,职业幸福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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