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货的高价裹挟着城市肌理

一代好贼

当凌晨三点的海丰县城还浸在薄雾里时，我们这里的某些蔬果商人们已踩着露水发动货车或三轮车的发动机，车灯划破夜色，像一柄柄刺向价格壁垒的剑。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犹如寂静夜里的悠扬舞曲唱的都是对低点的进货价的渴望，商贩们宁愿忍受长途奔波的疲惫，也要避开家门口的高进货价，这背后藏着我们这里商贸版图中一道诡异的裂缝，这里的进货价与海城、陆丰的价差，早已不是毫厘之争，而是足以颠覆生计的鸿沟。


一条普通的纯棉底裤，在海城的批发商口中报价只需3元，辗转到我们这里所谓的“批发商”手中，价格便像吹气球般膨胀至4.5元到5元。可摆摊商贩的零售价不过5元到7元，这意味着在本地拿货，利润空间被压缩成薄如蝉翼的纸片，稍有不慎便会亏本。而那些装修精致的服装店，宁愿舍近求远从广州、深圳、东莞的批发市场进货，也不愿触碰本地的报价单，因为后者的价格，早已将性价比碾得粉碎，有一个习惯了每月去广州拿货三五次的服装店老板在本地的所谓批发商的店铺里转了半个小时后两手空空地走了出来，我问她为什么不拿货？她说不下手。换言之就是太贵了，不敢拿货。这种价差并非个例，而是渗透在本地生活的毛细血管里：同样品牌、同等级别的鸡蛋，海城拿货价比市区便宜二三十元；一百斤花生、一百斤芝麻的价差，足够支付小货车往返的油费；整箱的虾干、生姜、蒜头，从海城、陆丰进货能省下一天的摊位租金。


蔬果商贩的账本，最能戳破这层价格泡沫。凌晨三四点的海城果蔬批发市场，货车的轰鸣声、商贩的叫卖声交织成一片烟火气十足的交响曲。从我们这里千里迢迢过去的商贩们在摊位前精挑细选，既要比对品相，也要算计重量，他们心里揣着一本明账：扣除油钱、车辆折旧费，从海城拿货的成本仍比本地低很多，更遑论新鲜度和在同行竞争中价格或利润的碾压性优势。那些带着晨露的青菜、刚从枝头摘下的水果，在我们这里，早已沦为隔夜的“残羹冷炙”。这种对比，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我们这里的商业的脸上。


为何家门口的货源，反而成了“天价”的代名词？答案藏在垄断与贪婪编织的网里。我们这里的搞批发的，大多是从海城、陆丰拿货的“二手贩子”，却凭借着地域优势，构筑起半垄断的壁垒。他们像一群默契的猎手，在没有外来竞争者的丛林里，心照不宣地维持着高价体系。偶尔为了发展某些客户而故意打破格局便会用“低价引流”的套路：先以接近海城或陆丰进货的价格拉拢客户，待建立信任后，便以“进货价上涨”为由悄悄抬价，一旦价格上去，便再也不会回落。更有甚者，在秤上、在箩筐里、在枝叶量做手脚；又或者在品质上打折扣，将瑕疵品混入正品中，用种种暗箱操作，将利润最大化。


这种畸形的定价体系，像一颗毒瘤，不断侵蚀着本地的商贸活力。商家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跨城进货”的大军，原本应该繁荣的本地批发市场，逐渐沦为门可罗雀的摆设。而消费成本的层层叠加，最终转嫁到普通市民身上：菜市场里的青菜贵了几毛钱，商贩店里的鸡蛋涨了一块钱，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日积月累，便成了压在生活之上的重负。更可怕的是，这种“天价”批发正在形成恶性循环：批发商因客源减少而提高单价，商家因单价过高而选择外地货源，本地批发业陷入“越贵越没人买，越没人买越贵”的死胡同。


如果能以透明的价格、优良的品质吸引本地商家时，那些凌晨出发的货车，才能停下来；唯有当“家门口拿货更划算”成为常态时，这座城市的商贸血脉，才能重新焕发生机。否则，“本地拿货贵”的标签，将永远是悬在城市发展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斩断它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让这座海滨城市，在商贸的浪潮中逐渐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