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实习的夏天总裹着黏稠的风,我们在同一家报社的编辑部里,共享一张堆满稿件的临时办公桌。他负责跑社会新闻,我做文字校对,常常是他踩着夕阳回来,衬衫领口沾着汗渍,手里攥着写满采访笔记的本子,我便递过一杯晾好的温水,听他讲街角修车铺的故事,或是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烟火气。
编辑部的空调总不太给力,午后犯困时,我们会偷偷溜到楼下的树荫里,分享一副耳机听老歌。他的指尖偶尔会碰到我的手背,像触电似的,两人都慌忙移开目光,却又忍不住在余光里捕捉对方的笑意。实习结束那天,他送我回学校,在宿舍楼下的梧桐树下,他憋了半天,只说“以后想常找你说话”,我攥着衣角点头,看见他耳尖红得像天边的晚霞。那是我们的初恋,像盛夏里突然绽开的栀子花,热烈得让人措手不及。
整个大四,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会在早自习前绕路给我带热乎的豆浆油条,我会在他写毕业论文时,陪着他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毕业晚会那天,所有人都在唱《朋友》,他却拉着我的手躲在礼堂后门,眼泪砸在我的手背上,烫得人发疼。“我要去北方读研,你留在南方工作,怎么办啊?”他声音发颤,我却说不出安慰的话,只能抱着他哭,把毕业服的衣角都浸湿了。那天的眼泪,像是把往后许多年的思念,都提前流了出来。
分开后,我们靠书信维系着感情。他的信里会夹着北方的枫叶,会写实验室里有趣的事,会说“今天看到一个姑娘穿的裙子,和你那件很像”;我的信里会记着单位楼下的玉兰花又开了,会说“今天做的菜有点咸,要是你在,肯定会吐槽我”。那些信,我都收在一个铁盒子里,睡前总要看上几页,仿佛他还在身边,从未走远。
一年半后的中秋节,我刚吃完家里的月饼,电话就响了,是他的声音,带着北方特有的爽朗:“我下周要去南方出差,顺便去看你,好不好?”我握着电话,心跳得飞快,却突然慌了——这一年多的距离,好像悄悄改变了什么。我想起前几天,同事说“异地恋太难了,早晚要散”,想起妈妈叹气说“女孩子还是要找个身边的人”,鬼使神差地,我说出了“分手吧”。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传来一声“好”,然后便是忙音。挂了电话,我抱着那个铁盒子哭了一整夜,窗外的月亮很圆,却照得人心里发空。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给我写过信,我也没再打过他的电话,我们像两条相交过的线,又各自延伸向远方。
这一别,就是二十年。同学聚会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整理旧物,翻到了那个铁盒子,里面的枫叶已经褪了色,信纸也泛了黄。组织者说“他也会来”,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却还是在聚会前一天,跟他打了电话:“我不去了,咱们……见一面吧。”
见面的地方选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他变了些,头发里有了几根银丝,穿着合身的西装,不再是当年那个会脸红的少年。我们聊了很多,聊大学时的趣事,聊这些年的工作和生活,却都避开了当年的分手,避开了那些没说出口的话。临走时,他说“以后常联系”,我点了点头,看着他的车消失在路口,心里竟没有想象中的波澜,只有一种淡淡的怅然——原来时间真的能抚平一切,包括曾经刻骨铭心的爱。
之后的几年,我们偶尔会通电话。他会说“最近工作有点忙”,我会说“孩子最近成绩进步了”,语气里都是成年人的克制。他曾问我要过QQ和微信,说“方便联系”,我却找了借口拒绝了——我怕看到他朋友圈里的生活,怕知道他过得好或不好,怕那些被时间掩盖的情绪,又会重新翻涌起来。
再后来,他的电话渐渐少了,我也很少主动打给他。直到最近几年,他又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问我“最近还好吗”“孩子怎么样了”,可我每次看到来电显示,都犹豫着不敢接,短信也只是看了,却没回复。我知道他或许只是想问候一句,或许还念着当年的情分,可我更清楚,我们早已不是当年的我们,那些错过的时光,那些没说出口的抱歉,都已经回不去了。
前几天整理手机,看到他半年前发来的短信:“我整理旧物,翻到了你当年的信,想起很多事。”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删了。窗外的玉兰花又开了,和二十年前一样好看,只是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在我说起玉兰花时,认真地听着,眼里满是温柔。有些感情,或许就该停留在回忆里,就像那些褪色的枫叶,那些泛黄的信纸,虽然不再鲜活,却也曾在生命里,留下过最温暖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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