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诚为民的革命先驱 ——余创之烈士的革命征途

戴镜兵

赤诚为民的革命先驱

               ——余创之烈士的革命征途

◎ 戴镜兵

1893年，余创之诞生于广东海丰县赤坑区南涂乡，名国，字显庸。他家境优渥，兄弟四人亲密无间，且与彭湃结为世交。长兄余贵德务农兼理公尝，二哥余时若以笔耕为业，三哥余贵贤经营果子园并饲养禽畜，这样的家庭环境，本可让余创之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与挑战的革命道路，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1916年，余创之在海丰中学读书期间，深受彭湃的影响，与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共同组织了“群进会”，勇敢地与封建势力展开对抗。此前一年，广东都督龙济光委派林干材为“清乡统领”，进驻海陆丰，残酷屠杀群众数百人，犯下了滔天罪行。1916年10月，海丰县城劣绅陈月波等人为了巴结林干材，竟然打算在五坡岭表忠祠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石像旁，竖立起这个杀人刽子手的石像。这一荒谬至极的举动，激起了余创之、彭湃等“群进会”会员的强烈愤慨。他们毫不畏惧，联合陈复、郑志云、陈魁亚、林甦、林铁史等会员，与陈月波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通过发表言论、组织抗议等方式，揭露陈月波等人的丑恶行径，坚决反对在文天祥祠旁为刽子手立像，最终成功阻止了这一亵渎英雄、伤害民众感情的行为，捍卫了民族英雄的尊严，也展现了进步青年的正义与勇气。

   1917年，前清贡生余某等人为了自家祖坟的“风水”，在村前筑起一道横坣。这一举措导致几百亩农田在干旱时无法引入河水灌溉，遭遇暴雨时又无法及时排涝，农民们深受其害，却敢怒不敢言。当时余创之虽然年纪尚小，但看到农民的利益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害，他毅然挺身而出，主动与劣绅余某等人交涉。在交涉无果后，他又勇敢地上书县衙控告。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他毫无畏惧，据理力争，最终迫使余某将围坣改为“涵闸”，解决了农田的灌溉和排涝问题，为农民们挽回了损失。他这种不畏强权、敢于为农民利益出头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扬，也让人们看到了他心中对民众的深切关怀。

1922年7月，海丰6人农会成立，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10月，彭湃选派林甦、余创之等人前往陆丰的潭阳、浮英、东崎乡等地开展工作。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深入接触当地农民，耐心宣传农会的宗旨和意义。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进步农民如林佛助、林水其、庄妈虾、庄好窑等较早接受了教育，并前往海丰参加了农会。到这年冬天，潭阳、浮英、东崎几个乡的一些村庄相继成立了农会组织。由于彭湃在海丰创办农会的影响力，加上余创之等人深入农村的宣传组织工作以及先在海丰入会的会员的带头作用，陆丰农会发展迅速。次年夏天，陆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农民运动在陆丰蓬勃开展起来。

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设立了农业、宣传、教育、工业、仲裁等多个部门，余创之被任命为仲裁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始终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认真维护农会利益，积极负责与田主官僚交涉，妥善调解会员争端。他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同年7月，广东省农会成立，余创之凭借出色的表现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时兼任文牍、仲裁两部部长。7月下旬，海陆丰遭遇强台风袭击，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8月5日，彭湃主持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早造“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然而，余创之的长兄余贵德下乡收公尝谷时，却依然按照十足收租。余创之得知此事后，毫不留情，立即派武装人员将余贵德扣押起来治罪。他这种大公无私、正直不阿的行为，让农民群众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对农会的信任和支持。“七五”农潮之后，彭湃、林甦等到汕头、香港、广州等地活动，为恢复农会、释放被捕农友而奔波。余创之则与郑志云、彭汉垣等其他领导人转入地下，继续领导斗争，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着革命阵地。

1924年春，郑志云、杨其珊、余创之等农会领导人在农会骨干分子中组织“十人团”，领导农会开展秘密活动。“十人团”成为了农民运动在地下的坚强堡垒，他们紧密团结，互相配合，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灵活的斗争，为农民运动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次年2月，东征军克复海丰，3月，海丰县农民自卫军成立，余创之担任党代表。4月，海丰农军训练所开学，余创之积极参加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5月，彭湃、吴振民、余创之率农讲所、农军训练所学员支援陆丰人民反对右派县长徐健行的斗争，经过艰苦奋战，最终取得胜利，彰显了农军的强大力量。10月初，第二次东征军由广州出发，海陆丰农军被任命为先遣队，协助东征军作战。下旬，中共海陆丰地委成立，余创之被选为委员，分工负责农军工作。他深知农军建设的重要性，随即举办农军干部训练班，精心培训农军干部，为农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力量。

1925年11月，海丰农民自卫军受命为防军。12月，潜伏在陆丰的军阀余孽罗一东、杨作梅等组织“讨赤军”，盘踞山区，肆意摧残农会。余创之与吴振民率海陆丰农军大队和新田等地农军连续作战，先后进攻剑门坑、黄塘两据点并取得胜利，接着又四路进攻上沙乡，迫使反动武装投降，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农会和人民的安全。

1927年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右派分子苏民望到海丰，以检查党务为名，暗中策划阴谋，企图消灭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在此之前，海陆丰地委已对政局变化有所警惕和准备。3月底，已组织起二个农军常备中队，共400余人，各区乡不脱产农军达4000多人，并对150多名农军干部加强训练。在训练班上，余创之亲自讲授《海丰农民运动》和《军事战略战术》。他结合自己亲身参加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阐述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性。他的讲课生动活泼、风趣幽默，让学员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有效地推翻反动势力。通过他的授课，学员们不仅提高了思想觉悟，还增长了军事才干，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了充分准备。

4月30日，余创之、吴振民等率领农军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并取得成功。5月9日，国民党刘炳粹部大举进犯，临时县政府不得不撤出县城。此时，张善铭、杨石魂、吴振民、林甦、余创之等集中在陆丰新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农军北撤武汉事宜。会上，吴振民主张队伍北撤武汉，寻找当时在武汉的党中央；余创之时任参谋长，他认为部队要经过粤、赣、湘、鄂四省，行程千余公里，沿途困难重重，孤军作战风险极大，故主张进入畚箕山打游击；另一些同志则主张进入紫金、五华、兴宁等县山区建立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最后，杨石魂、张善铭等决定北撤。余创之虽然不认同这一决定，但他始终牢记“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而且接到上级指示，命令农军开往武汉，配合革命部队反击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所以他坚决服从上级安排。出发前夕，他匆匆赶回家乡，向胞兄余时若告别，动情地说：“兄弟这次是最后一别，我要随部队北撤，一定凶多吉少。”余时若听后问道：“你为什么不排众议，伸独见呢？”余创之坚定地回答：“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况且接到上级指示，命令农军开往武汉，配合革命部队反击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所以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说罢，他没有过多停留，挥泪赶赴河婆集中。在近两个月的行军途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余创之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他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在艰苦的环境中为大家带来欢乐，鼓舞士气，使队伍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

农民自卫军到达赣州外围进入湖南酃县的时候，正值长沙“马日事变”不久，革命形势愈发严峻，队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吴振民召集会议，决定派两批先遣队前往武汉，向彭湃汇报情况，请示办法。余创之等人为第一批，从陆路出发；林甦、杨石魂等人为第二批，由水路出发。余创之等人途经湖南省北部时，得知武汉政府汪精卫叛变革命，继续前往武汉已不安全，只好折回农军驻地商议办法。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吴振民率领的农军部队，被湖南省汝城县反动派勾结的滇军（国民党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吴振民及部分农军在8月7日的战役中英勇牺牲。余创之等人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无法归队，于是决定转回广东找寻省委。途经韶关客寓旅社时，不幸遭到反动派逮捕。

余创之被捕后，被解往广州，囚禁于南石头监狱。在监狱里，他曾写回一封信，详述了事情的经过情形。他的三兄余贵贤接到信后，立即携信会晤彭湃，并经海丰县委讨论，决定先付白银五十元，托人前往广州了解情况，然后再研究解救办法。得到指示后，长兄余贵德带款前往广州，托友人了解情况。当时在广州的柯麟及黎希澄等同志都在积极进行营救工作。然而，营救工作尚未完成，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就残忍地将余创之杀害，他牺牲时年仅33岁。

余创之的一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